后儒对荀子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其“性恶论”。荀子论人性的结构,强调人的实存活动及其情欲要求必受制于心知及其抉择之支配,据“心之所可”以规定其实现的途径与行为的原则,由之而获得其正面(善)或负面(非善或恶)的道德价值和意义,而非直接现成地顺自然而行。荀子针对孟子的性善论而言“性恶”,其实质是强调人性中本无“现成的善”,而非言人性中具有“实质的恶”。荀子善言“类”,以为人之类性及理或道规定了其存在之终极目的,故人作为一个“类”的存在,本内在地具有一种自身趋赴于善的逻辑必然性或目的论意义之善性。是以其在政治上并未导致外在强制之说,在道德上亦主张自力成德,而未导致他力的救赎说。其政治伦理哲学的体系,亦由此而获得了一种终始相扣的理论自洽性。人的实存“从心之所可”的人性结构论与目的论的善性说,共同构成了荀子人性论学说的整体内涵。

明确革命文物概念,是出台和落实革命文物政策、充分发挥革命文物作用的前提和基础性工作。革命文物的概念经历了孕育、形成和基本成熟三个发展阶段。在政策和学术领域,对革命文物概念的理解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分歧在于对革命文物中的“革命”一词究竟是泛指还是特指的不同理解。应该坚持大历史观原则,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习近平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为依据,科学理解“革命”一词,从近现代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不懈奋斗的光荣革命历史和伟大历程的维度理解革命文物概念。

劳动素养不仅是新时代背景下党的立德树人育人方针的具体要求,也是学生核心素养框架体系中的关键成分,而明确劳动素养的科学内涵与结构,是有效促进劳动素养培育的首要问题。立足于我国劳动教育的现实要求,通过分析比较核心素养视角下国内外相关研究,劳动素养被认为是学生在长期劳动学习与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适应个人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价值观、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的综合表现,具有育人性、时代性、具身性等关键特征。学生劳动素养的结构维度及主要指标具体包括了劳动观念、劳动能力、劳动习惯和品格三个不可或缺、相互联系的关键成分。构建我国大中小学生劳动素养培养体系,既要准确把握核心素养视域下新时代劳动素养的内涵,又要在此基础上全面确定学生劳动素养发展的表现水平,并通过建立完善监测和评价机制衡量学生劳动素养的培养成效。

《荀子》的孝道思想整体上体现了以国制家,政治优于伦理的儒学立场,但其中伦理与政治之间的张力在《荀子》不同篇章中存在细微差别:《宥坐篇》之前,伦理与政治之间的张力被赋予宏观的政治架构意义,作为伦理的孝道是庶民的生活主题,而政治是士君子乃至圣王的生活主题;《宥坐篇》之后,伦理与政治之间的张力转而被内化为理想人格的两全,“孝道”不仅属于圣王人格的有机组成部分,更表现为圣王事功的“尽伦尽制”。这种差别可以归诸荀子后学对荀子思想的进一步发扬,并鲜明地表现为《荀子》诸篇论孝的不同侧重,以及与孔、孟截然不同的政治诉求。但以“圣王”为理想人格来统合伦理与政治之间的冲突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解决,当这种张力在实践中转化为不可调和的矛盾时,《荀子》的解答无益于指导具体境遇下普通人的社会实践。因此,《韩诗外传》中会存在以毁灭个体生命为代价的两全,而《孝经》则以孝道这种人类普遍的伦理情感为出发点构建政治的合法性,以此弥合《荀子》“大一统”思想造成的二者分裂,并重新回到孔、孟的儒学立场上来。

工作要求—资源模型是探讨工作特征对职业倦怠和工作投入等结果变量影响的理论模型。随着实证研究的积累,该模型也在不断完善和发展,具体表现为:(1)对工作特征变量进行细分,将工作要求区分为挑战性要求和阻碍性要求并探讨对结果变量的不同影响,未来研究可尝试细分工作资源;(2)引入个体特征变量,如个体资源(包括乐观、自我效能感和基于组织的自尊)、心理弹性、心理资本和职业胜任力,未来可尝试补充其他类型的个体资源,并增加个体需求和动机、价值观等个体差异因素,以丰富已有变量;(3)组织内外变量的拓展,如增加工作重塑、组织因素和家庭因素,以扩展模型结构;(4)研究方法的改进,从最初的横断研究到两时点的追踪研究,再到多时点的长程追踪研究,以探索模型内部作用机制随着时间的演变规律。可以预见,工作要求—资源模型变量的丰富和方法的改进,将使模型结构更加科学、实践应用不断深入。

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CPTSD)一般指人们在经历长期、反复的人为创伤事件后所形成的一种精神障碍,其症状表现不仅包括PTSD的核心症状,还包括情绪失调、人际困难、负性自我认知等。目前,CPTSD的发生率已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进行了测查,其结构的稳定性也在多元文化中得到了验证。研究发现,CPTSD的形成不仅与自主性的破坏、信任感的丧失等心理过程密切相关,也可能与情绪功能相关的脑区受损有关;创伤复原的三阶段模式是当前CPTSD干预的主要方法。未来研究可进一步考察复杂创伤与CPTSD之间的关系,逐步厘清这一概念和诊断工具的文化适用性,并对其影响机制进行深入分析,探索更具针对性的干预方法。

中华民族是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形成、发展和壮大起来的。春秋战国至秦汉皇朝是其形成时期,魏晋南北朝至隋唐皇朝是其发展时期,五代、辽宋夏金至元明清皇朝是其壮大、巩固时期,近代以来是其走向自觉意识和伟大复兴时期。中华民族的历史和现实表明,这是一个以无可辩驳的历史实际和历史逻辑彰显于世界的伟大民族。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旨在批判旧文化、倡导新文化的思想启蒙运动。该运动经历了发起、高潮与落潮三个阶段。自1915年9月《新青年》创刊至1916年12月的2卷4期是其发生期,特点是批判专制与迷信、宣传民主与科学。自1917年1月的2卷5期至1920年9月的7卷6期是其高潮期,标志是形成了新文化阵营,促成了文学上的革命,爆发了政治上的五四运动。自1920年9月至1926年底是其落潮期,标志是新文化阵营开始分化,党派纷争取代了思想启蒙。随着新文化阵营在文人南下潮中的解体,新文化运动也宣告了落幕。

创新人才是国家自主发展的根本资源,是国家人才培养的长期战略目标。创新素养是创新人才的核心素质与集中表现,确定其内涵、关键指标与具体表现水平是培养与评价中小学生创新素养的理论依据。在核心素养框架下,创新素养是指在日常活动、问题解决、适应挑战等方面所形成的实践能力、创新意识和行为表现。综合国际比较与学术领域成果提炼出了问题解决、劳动意识和技术运用三个创新素养关键指标,并基于教育政策、发展科学和国际比较等支撑研究细化了上述关键指标在中小学阶段的具体表现水平。针对当前我国中小学生的创新素养,具体可以从加强问题解决与劳动实践、融入课程标准与学科课程、实施国家监测与系统评估三个方面进行培养与评价。

“双减”政策旨在进一步减轻中小学生过重的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双减”政策的出台给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有助于丰富教师专业知识,提升教师专业能力并增强教师专业情意。但是,“双减”政策也给教师专业发展带来新的问题,教师专业理想与信念有待加强,教师激励与管理机制有待完善,以及教师专业发展的科学规律有待探究。为此,在教师心理层面要激发教师的内在动力,提高其专业发展自主性;在学校管理层面要加强管理激励,赋予教师专业发展的自主权;在教育政策层面要发挥政策导向,完善教师专业发展的制度保障;在理论研究层面要加强科学研究,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理论引领。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教育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教育强国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核心目标和基本方向。我国坚持优先发展教育,教育进入全面普及化发展阶段;优先建设教师队伍,教师进入全面素养提升阶段;始终关注教育公平,公共教育服务迈入均等化阶段;推进办学体制改革,基本形成公民并举的办学格局。我国教育已经进入世界教育发展的中上水平、人民教育获得感逐步增强,教育强国建设具备了坚实的基础。我国教育改革因势而为、与时俱进,形成了教育强国建设的基本要义,即制度上,坚持党对教育的全面领导,服务国家和人民的需要;方向上,以思想政治教育为引领,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立场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需求作为教育改革动力;价值上,促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建设公平与优异并存体系;方法上,以教育综合改革为抓手,建设教育法制保障的体系。推进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从教育大国走向教育强国,要坚持党对教育的全面领导、坚持优先发展教育的战略、把人民满意作为教育导向、全面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深化教育领域的综合改革。

中国经济社会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探讨学生学业成就水平受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影响的程度,有助于识别基础教育领域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为处境不利的青少年教育、城乡教育均衡等相关政策的完善提供实证依据。PISA2018年中国样本数据表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少年在校生阅读素养成绩具有显著相关,在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学生群体中两者的相关强度最大;相较于个体水平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校均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阅读素养成绩影响的效果量明显更大;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各构成指标中,父亲职业指数、父亲受教育年限、母亲职业指数对阅读素养成绩的影响力较大。在未来,政府一方面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平,特别是精准帮扶处境不利青少年学生群体,加强处境不利学生家长的职业教育和培训,另一方面可考虑改进中小学招生政策,优化学校生源结构,让处境不利学生有机会到校均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学校中学习。

核心素养研究是一项基于学生发展的完整育人目标体系建构,对核心素养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方法路径进行深入阐述,可以为相关研究的开展提供思路借鉴。核心素养研究的理论思考经历了由传统能力视角向整合视角的拓展,更加强调从现实情境中问题解决的需求出发,既关注素养的发展结果,同时也强调素养的形成环境或条件。在研究思路上,国际上对于学生核心素养的研究逐渐由结果观取向转向系统观取向,把核心素养育人目标和育人实践有机结合在一起,全面系统地思考核心素养的培养与落实问题。核心素养指标体系的建构主要涉及顶层设计、理论研究、实证调查、成果整合和效度验证等环节,各环节相互衔接、相互关联。未来研究应该站在系统观的角度理解和把握核心素养的整体框架,同时需要更多纵向追踪研究为核心素养的内涵和框架提供证据支持,并把学生的发展需求作为贯穿各个研究环节的主线。

科学素养是培养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高素质国民的重要基础,是个人发展核心素养的关键成分。本文以我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框架为指导,通过对科学素养内涵与结构的历史梳理及国际比较研究,提炼出核心素养视域下科学素养内涵的整体性、发展性、情境性、时代性等四大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示出科学素养结构中理性思维、批判质疑能力、科学探究三大关键成分。在我国核心素养课程改革中,科学素养的培养应从系统把握科学素养内涵与结构入手,高度重视批判质疑能力的培养,积极寻求有效的科学探究教育模式,同时完善适合我国国情与文化的科学素养评价机制。

学校氛围是能够全方位反映学生总体学校经历的关键学校特征之一,日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因此对已有学校氛围概念界定、测量及其与学生发展关系的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和整合具有重要意义。作为一个复杂的多维度概念,学校氛围可以从组织氛围、社会系统环境以及社会心理氛围等三个角度加以界定与测量。有关学校氛围对学生发展的直接影响以及内外部交互影响机制的广泛探讨,证实了积极学校氛围与学生良好发展的密切关系。学校氛围对不同群体学生发展还存在差异性影响,主要体现在良好学校氛围对处境不利学生的保护作用以及消极学校氛围对处境不利学生不良发展结果的加剧作用。在未来的学校氛围研究中,应重视将其作为多维的动态变量来进行评估,构建分层模型和多因素交互模型来深入探究学校氛围对学生发展作用的内在机制,并实施循证性干预来验证学校氛围各维度对学生发展的具体效用。

实现“幼有所育”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回应民生关切、增进民生福祉的美好期待和科学构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遵循和根本目的,深刻把握发展托幼事业的时代背景,系统提出“幼有所育”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科学揭示何为“幼有所育”、为何要“幼有所育”、“幼有所育”育什么等重要理论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应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幼有所育”重要论述,紧抓婴幼儿家庭建设、保教人员队伍建设、育幼资金投入及托幼机构质量提升,为建设人民满意的“幼有所育”公共服务体系,保障出生至入小学前的婴幼儿充分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保育和教育做出不懈奋斗。

“人该如何生活”或“何谓好的生活”是苏格拉底伦理学中的核心问题,是苏格拉底的哲学关切的基本视域。通过与对话者一连串的叩问和对谈、诘难和训诫,苏格拉底所说的“好的生活”的整全面貌也就慢慢呈现出来:第一,“好的生活”必然开始于对德性的追求,这就是“德性转向”,即从对外在的自然事物的关心转向到对内在的灵魂德性的关心;第二,“好的生活”始于对自我的认识,而本真的自我是理性,它不存在于生灭不定的感觉世界(Werden),而是存在于依赖理性的实存世界或本体世界(Sein);第三,苏格拉底对于“好的生活”或德性的理解并不是一种技艺性的知识(technical knowledge),因为技艺都是价值中立的或有两面性,可被用于好的和坏的目的,而有关德性或“好的生活”的知识一定只能被运用到善的目的上,德性绝对会达致善;第四,“好的生活”必然需要实践智慧,因为智慧是对人的所有类型的价值和善的某种整全理解,并且包含运用到所有情境中的能力,但是,人的智慧是有限的,不能看透所有事物之间的全部的内在联系,所以,苏格拉底至死持守自己的“无知之知”的信条。

童年期虐待是指对儿童具有抚养、监管和操纵权的人,对儿童做出的足以对其健康、生存、发展及尊严造成实际或潜在伤害的一系列行为。由于其发生率高,负面影响严重且持久,现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公共卫生问题。童年期虐待的发生受到儿童自身因素、父母和家庭因素以及社会文化因素的共同影响。作为一种极端负性的早期人际经历,童年期虐待是青少年内化(如焦虑/抑郁、退缩和躯体主诉)和外化(如攻击行为和违纪行为)心理健康问题最有力的预测因素之一。遭受虐待后个体通常会产生有关自我和他人的非适应性认知,Young的图式理论和相关研究揭示了非适应性认知在童年期虐待与青少年内外化心理健康问题之间所发挥的中介机制。有鉴于此,在应对青少年内外化心理健康问题时,亟需加强对童年期虐待问题的关注,具体可采取以下教育干预策略:一是防微杜渐,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减少童年期虐待的发生;二是亡羊补牢,深入挖掘保护性因素,提高青少年的心理韧性,构建积极的同伴关系;三是顶层设计,充分发挥文化软实力的作用,加强正确的社会舆论引导。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载了郑文公之子子臧因“好聚鹬冠”而得罪郑文公,进而被其父杀害的历史事件。“好聚鹬冠”为何会导致子臧被杀,自刘向、郑玄以来的传统礼制说认为:“鹬冠”是不合礼制之服,故子臧是因违背礼制而被杀。至唐颜师古始有不同观点。颜氏将“好聚鹬冠”解释为“与知天文者游聚,有所图议”,从而将子臧被杀的原因定为谋逆。对“好聚鹬冠”的不同理解,造成了双方对子臧被杀事件的不同历史解读。虽然双方观点不同,但却都承认或者说默认了《左传》历史叙事的合理性,即“好聚鹬冠”是子臧被杀的原因所在。通过对《左传》中相关历史叙事的分析,可以看到《左传》的历史叙事是分析与叙事的结合,并具有鲜明的“尚礼”的特点。子臧因服饰不合礼制而被杀,应当被看作是《左传》作者研究历史的成果,而非客观历史本身。结合当时郑文公对群公子杀、逐的大背景来看,子臧被杀的真正原因当是父子相残的政治斗争,“好聚鹬冠”只是郑文公杀子臧的借口而已。

日本有计划有准备有步骤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一直是日本一些学者否认的问题。铁的史实证明,日本恰恰是有计划有准备有步骤地夺取平津地区,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日军大队长一木清直得意地称是他挑起了卢沟桥事变。1937年7月11日,日本政府决定乘机给予中国一击,日本海陆军拟定作战计划。7月25日,日本完成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准备;7月31日,夺取平津地区,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此过程中,一方面,日军有计划有步骤地攻打各战略地点:事变前期,主要攻打卢沟桥、宛平城及其附近地区,切断北平与外界的联系;事变中期,冲击北平各门,继续攻打战略地点和南苑,包围北平;事变后期,对平津发起总攻。另一方面,日军以谈判给第29军还可以妥协解决事变的幻想,使日本争取到20来天时间调遣夺取平津的足够兵力。总之,从攻打各战略地点到发起总攻,日军是有计划有准备有步骤地进行的。它却卑鄙地声称由于第29军的“不法”而调兵华北是“必要”的,又由于第29军的“不诚意”和国民政府的“不反省”,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是“正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