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以来,比较教育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一直面临着诸多争论,集中于学科性质、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价值等方面,基于对若干争论问题的再审视来探讨比 较教育的内在逻辑及其在新时代的新价值具有重要意义。针对这些争论,基于事实分析和学理探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比较教育不仅是一门学科,而且是一门处于上升期的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学科;借鉴教育经验和探索教育规律是比较教育学科发展不同阶段侧重点的差异,是相辅相成、互为条件和目的的;自学科创始之日起,比较教育研究者对研究方法的探索从未间断,形成了多样化的研究方法体系;全球化不仅不会使比较教育失去学科价值,更为其大发展提供新的契机。

教育收益率,衡量了个体从教育投资中获得的经济回报。我国正处于经济和教育快速发展、转型和改革不断深入的历史时期,合理估计教育收益率、正确把握教育收益率的变化趋势和群体间差异,对于加快人力资本积累、合理制定教育政策和收入分配政策、推进劳动力市场的市场化进程、优化个人教育决策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中文期刊文献对中国教育收益率研究进行的元分析发现,对于中国教育收益率和高等教育收益率的估计结果在不同研究之间存在明显的异质性。首先,从1988年到2013年,教育收益率随年份的推移呈现递减的增长趋势;而高等教育收益率在2005年之前随时间增长,此后出现下降。其次,教育收益率和高等教育收益率存在城乡差异和性别差异,即城镇高于农村,女性高于男性。再次,使用工具变量法的研究倾向于得到更高的教育收益率估计结果。最后,基于不同的数据库估计出的教育收益率存在差异。另外,发表偏误检验的结果则表明,中国教育收益率和高等教育收益率研究均存在显著的发表偏误,即回归结果越显著的研究越有可能被发表。因此,在分析中国教育收益率的变化趋势及其群体差异时,必须考虑研究之间的异质性和可能存在的发表偏误。未来的中国教育收益率研究应该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改进研究设计和估计方法以更准确地识别教育对个人收入的因果性影响,探究2012年之后教育收益率的最新变化趋势,持续关注教育收益率的城乡差异和性别差异,积极开展估计教育质量收益的研究。

“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关注一孩家庭与二孩家庭的家庭养育、儿童社会适应及影响机制对改善不同子女数量家庭中子女教养、促进儿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采用整群抽样,对6省市共2523个一孩家庭和3099个二孩家庭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表明:(1)一孩家庭的家庭适应性、积极教养显著好于二孩家庭,一孩家庭儿童社会适应能力显著低于二孩家庭儿童;(2)积极教养在家庭环境和儿童社会适应之间起中介作用;(3)一孩家庭中积极教养的中介作用显著高于二孩家庭,一孩家庭儿童更易受到积极教养中介作用的影响。

复杂问题解决是指问题解决者与动态的任务环境之间成功交互的过程。随着现代社会对非常规工作需求的增加,复杂问题解决能力已成为胜任未来工作的关键能力之一。研究者将复杂问题解决的过程分解为知识获得和知识应用两个阶段,并据此开发了模拟微观世界和多项复杂系统,用以评估个体的复杂问题解决能力。综合该领域已有的研究成果,认知能力、元认知能力、动机和情绪等心理因素均在复杂问题解决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影响复杂问题解决的质量。因此,复杂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应以相关认知能力和元认知能力的发展为目标,引导学生在不同问题情境中习得一般性问题解决知识,根据真实问题设计教学活动,提升教师知识和技能,此外,还需要重视非认知因素的作用。未来研究应考虑教育实践的需要,继续探索复杂问题解决能力的结构,完善测量工具,关注干预研究。

儿童的侵扰行为(障碍)是儿童中常见的、严重的但可转变的行为,包括对立违抗行为和品行障碍,其主要特征是频繁的抗拒、敌对和攻击行为等。儿童持续出现的侵扰行为能显著预测青少年时期的违法犯罪行为,甚至会对其后续成长产生消极影响。现有研究表明,儿童侵扰行为的主要原因包括父母管教不当、儿童认知接受偏差和不良同伴等。其针对性的社会心理循证干预方案主要包括:(1)以社会交互学习理论为基础的父母管理训练系列方案,主要关注不恰当的教养方式和不良的家庭关系;(2)以认知行为理论为基础的儿童干预方案,主要关注儿童认知和行为发展(如情绪控制、压力管理、同伴交往、问题解决等);(3)以社会生态学理论为指导的多系统治疗,倾向于多重干预方法的综合作用。其中,父母管理训练系列方案获得的循证支持较多,应用范围较广。近年来许多国家都将其纳入针对青少年心理、行为健康的预防和治疗策略中。这些研究与实践为我国积极开展循证干预,提升家庭教育指导专业水平,预防和减少儿童侵扰行为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

五四以来新文学的根本主题就是“人的文学”,它高扬人的个性、人的解放、人的自由以及文学的启蒙价值,但是如何完整准确地理解这一命题,同样是百年中国文学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事实上,“人的文学”从未放弃中国文学几千年传统形成的文学责任感与使命感;也从未脱离“人的文学”与时代文学的互动关系;更没有淡化“人的文学”与人类文学的本质关联。从五四新文学的兴起,到当下这场全球疫情的发生,都充分证明了中国文学人性、时代性和人类性的互动互存。

鲁迅与胡适的关系终其始末是“和而不同”,其基调是“和”,具体表现在:鲁迅对胡适在文学革命中的贡献以及胡适的学术研究成就均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胡适对鲁迅的白话文创作实绩、前期的杂文创作以及小说史研究等贡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鲁迅和胡适的“和”是统一在其现代文化理念上的“和”,而他们的“不同”则是在“和”的前提下的“不同”,主要体现在其具体的文化方法和策略的差异上。鲁迅与胡适的“和而不同”恰好说明他们作为觉醒了的“真的人”,在确立了现代文化理念之后,其主体性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确立,这确保了五四新文学在其后的继承与发展中并没有被定于一尊,其历史价值和意义不可小觑。

黄药眠的小说《陈国瑞先生的一群》等作品被视为抗战时期讽刺文学的代表作,但他在创造社时期创作的一批小说却长期湮没无闻。这批作品中,短篇小说《毒焰》、《A教授的家庭》、《工人之家》以及中篇小说《痛心！》、《一个妇人的日记》,它们的内容和主题都烙上了彼时作者生命体验、革命信仰及文艺主张的印记。同时,它们在题材选择、情节模式及主题升华等方面,与蒋光慈式的“革命文学”若合符节,但在书写重大事件、表现革命动力等方面,则与蒋氏革命小说颇有参差,也因此不被当时的读者青睐。然而,这批作品在思想主题、人物刻画、讽刺手法和批判意识等方面的探索和实践,贯穿于黄药眠小说创作的前后两个时期,也成就了其小说批判现实主义的总体特色。

新刊布的《周晋盘》、《周晋鎣》是名周晋者为其父丧所铸的两件配套之器,两器铭文相同。关于铭文的释读,尚有可以补释的余地。铭文所云“丧厥胡考,不敢视厥身”,其意比较费解,分析相关材料,可以推测其意思是名周晋者不敢视其逝世的父考之身。联系《仪礼·士丧礼》的记载,可以推测《周晋盘》即礼书所提到的丧礼中承接浴尸之水和置冰寒尸的“夷盘”。这对于认识《士丧礼》中的夷盘礼制问题有比较重要的参考价值。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载了郑文公之子子臧因“好聚鹬冠”而得罪郑文公,进而被其父杀害的历史事件。“好聚鹬冠”为何会导致子臧被杀,自刘向、郑玄以来的传统礼制说认为:“鹬冠”是不合礼制之服,故子臧是因违背礼制而被杀。至唐颜师古始有不同观点。颜氏将“好聚鹬冠”解释为“与知天文者游聚,有所图议”,从而将子臧被杀的原因定为谋逆。对“好聚鹬冠”的不同理解,造成了双方对子臧被杀事件的不同历史解读。虽然双方观点不同,但却都承认或者说默认了《左传》历史叙事的合理性,即“好聚鹬冠”是子臧被杀的原因所在。通过对《左传》中相关历史叙事的分析,可以看到《左传》的历史叙事是分析与叙事的结合,并具有鲜明的“尚礼”的特点。子臧因服饰不合礼制而被杀,应当被看作是《左传》作者研究历史的成果,而非客观历史本身。结合当时郑文公对群公子杀、逐的大背景来看,子臧被杀的真正原因当是父子相残的政治斗争,“好聚鹬冠”只是郑文公杀子臧的借口而已。

日本有计划有准备有步骤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一直是日本一些学者否认的问题。铁的史实证明,日本恰恰是有计划有准备有步骤地夺取平津地区,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日军大队长一木清直得意地称是他挑起了卢沟桥事变。1937年7月11日,日本政府决定乘机给予中国一击,日本海陆军拟定作战计划。7月25日,日本完成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准备;7月31日,夺取平津地区,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此过程中,一方面,日军有计划有步骤地攻打各战略地点:事变前期,主要攻打卢沟桥、宛平城及其附近地区,切断北平与外界的联系;事变中期,冲击北平各门,继续攻打战略地点和南苑,包围北平;事变后期,对平津发起总攻。另一方面,日军以谈判给第29军还可以妥协解决事变的幻想,使日本争取到20来天时间调遣夺取平津的足够兵力。总之,从攻打各战略地点到发起总攻,日军是有计划有准备有步骤地进行的。它却卑鄙地声称由于第29军的“不法”而调兵华北是“必要”的,又由于第29军的“不诚意”和国民政府的“不反省”,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是“正当”的。

刘家和先生通过比较研究,提出古代中国的思想以“历史理性”占主导地位而西方的是“逻辑理性”统摄一切。差异的形成,绝非来自单一的原因。本文试图提出一个可能的原因。其方法是,将中国的历史理性置于形而上学的大框架中考察,检测二者是否有关联。如果有,那么形上学背景就可以被认为是出现历史理性的原因之一。笔者借助当前西方汉学界对中国形而上学的综合研究,归纳出三个普遍的重要的特点:内在性、整体性、超越在场性。然后,将这三方面的特点与历史理性进行比较,发现历史理性完全符合形而上学的特点。为了印证这一吻合的合理性,本文又分析了西方形而上学与历史理性的脱节现象。本文最后总结了中国历史理性的几个特点:(1)历史是变化的,而在变化中,在场与不在场的因素交互出现是常态,体现了变中有常和常中有变的思想。(2)历史变化的原因在于宇宙实在的本质就是变化,人是宇宙整体的一部分,当然受到自然规律的影响。(3)历史理性的功利色彩十分明显,目的是实现社会秩序与自然秩序的稳定。(4)中国的历史理性,不只体现于少数人的文字中,还是知识界普遍具有的。

以徂徕学为代表的经世理论体系,是发生于日本江户时代中后期,由古学派思想家荻生徂徕及其弟子所创建的思想流派。“尽废宋儒注脚”的学术宗旨,现实上植根于日本社会的发展需求,理论上来源于中国先秦的实务主义,方法上体现为人性还原为人情、仁论转化为礼论、天论下凡为人论的实用理性,坐标上展开于从先天推定到后天是认、从价值判断到事实判断、从内在标准到外在标准、从自然因应到人事作为等转移过程。作为一贯始终的哲学,化道为术,帮助日本学界实现了从道理到物理、从前近代到近现代的理论蜕变,为明治的成功实践积蓄了内生的思想资源,也为转型迟滞的东亚邻国提供了教训式镜鉴。然而,后现代的困惑,使“第一哲学”的思考再度走向前台;而体用不二、性相一如的世界观,或将被重新赋予整体意义。

韩非子的思想历来被认为是“刻薄寡恩”的,他将亲人之间的关系认定为利害关系,对竞争中的失败者态度冷漠,更重要的是他强调在国家治理的过程中相关人员不能因为个人感情而枉法曲断。韩非子的无情,正是因为他深刻地意识到了人之私利、私情对公领域的有害干扰,试图将之彻底逐出公领域。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城邦中废除家庭制度和私有财产,提倡卫士等级共有妻子儿女和财产,这是对亲情、爱情和友情的彻底否定。与韩非子相同,柏拉图的无情也是为了排除个人私利和感情对社会正义的破坏。为了在政治混乱、正义缺失的时代重建正义,他们强调社会和国家公利高于个人私利。因此,必须加强国家对个人的控制,不同程度地将个人工具化。不同的是,韩非子秉持“世异则事异”的历史观,因此有可能在国家大治之后,改变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使个人成为目的而国家成为工具。柏拉图则基于“两个世界”的划分和理念论,认为理想城邦不应有任何变化,这样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也就无从改变。韩非子与柏拉图思想的相似性说明,无论中西,心智结构相同的人们会基于相同的人性,对相似的时代问题给出大致相同的解决方案;而他们思想的差异性则展现出古代中国思想与古希腊哲学的根本性差异。

古今才媛众多,明清尤盛,然因限于“小我”情怀、体格卑弱而被认为好者多、工者鲜。闺中诗词至清初徐灿,眼界日开,感慨渐深,取境尤广。品其《拙政园诗馀》、《拙政园诗集》并与李清照及同时代的女性比较,可以发现她的诗词一扫女儿故态,具有题材广泛、情志充沛、结构典重、风格多变、境界廓大、气象宏阔等鲜明特征。在诗中,既流露出一种心系乡关、难忘家国的离恨别愁,渗透着跨越时空与山河的浑成厚重,但又始终不离温柔敦厚的诗教之旨;在词中,既显出传统才媛创作的才锋遒丽、柔婉清雅,也流露出闺阁鲜见的身世之感、故国之戚,这使得徐灿的诗词或萧淡婉丽、蕴藉含蓄,或幽咽凄切、沉郁浑厚,构成了诗人作为清初才媛诗词高峰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