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作为一种特殊的人力资本,既是人民福祉之本,又是社会生产力之基。习近平健康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强化人在全面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地位,形成“以人民为中心、以健康为根本”的思想内核,明确了新时代健康促进的工作方针、发展路径、战略步骤、政治保证等重大问题。基于习近平健康思想,本文提出健康生产力理论,进一步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标准,实现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标准和价值标准的高度统一。新时代要优先发展健康生产力,促进健康生产力从不公平到公平、从不充分到充分,这就要全面建设遵循人的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体系、促进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公平可及、推进健康产业等非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领域充分发展、全面提高健康管理现代化水平、积极完善全民医保制度建设。

在教育生活实践中,存在着执着于个人有限的经验,进而遮蔽事情的整全,或者对自身之外的有限经验痴迷与崇拜,从而视局部经验为普遍真知,这就是所谓的教育经验主义现象。教育经验主义现象就其表征来说,主要有人们对局部经验的趋之若鹜、对教育理论的简单轻视和对方法、技术的情感偏执;教育经验主义现象的根源,主要在于教育经验对教育实践者具有亲和力,而教育理论又过度学术化,说到底是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运行着不同的逻辑。教育经验主义现象显然阻碍了教育实践境界的提升,对教育研究也产生了消极的作用。为了消解这一现象,教育研究者需要揭示教育经验的局限,自觉改变教育研究的形象,并探究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两种逻辑的会通。

PISA2015科学素养测试结果于2016年底正式公布后,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研究者从OECD在线公布的数据库中选取中国四省市与新加坡的有关数据,对两个经济体15岁在校生的科学素养表现进行比较分析,并通过多水平分析探讨影响学生科学素养的关键因素。结果发现:中国四省市学生在科学素养测试总量表及各分量表上的成绩均非常显著地低于新加坡学生,分差在32.82~43.29之间,效应量达到中等强度;中国四省市学生在工具性动机上得分非常显著地高于新加坡学生,但在科学乐趣与科学自我效能得分上非常显著地低于新加坡学生;在影响因素方面,家庭经济、社会和文化地位、科学乐趣、科学课纪律氛围、教师中科学教师的比例等因素对两个经济体的学生成绩具有显著正向预测效应,但考试焦虑、工具性动机、教师探究式教学等因素表现出显著的负向预测效应。中国四省市要有意识地借鉴新加坡教育经验,改革与完善科学教育,具体建议有:(1)进一步推动课程与教学改革,重视探究式教学与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培养;(2)加强学校人力资源管理,提高教师专业水平;(3)关注学生非认知表现,激发学生科学学习的内部动机。

“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之后,来自社会各界的灾后心理援助工作对学生的心理康复起到了一定的支持与帮助作用,但对这些心理援助工作进行回顾与总结时发现,相关的心理干预都忽略了教师在学校心理重建工作中的重要作用。教师与中小学生朝夕相处,是灾后学校重建和学生心理健康维护的重要力量。为此,本课题组基于我国灾后学校工作的现实情况,以学生帮助计划、教练技术、教师作为治疗师的干预理念为理论基础,以促进教师心理疏导能力为核心目标,创建了一套完整的灾后心理疏导的教师培训体系,即专家—教练—教师相整合的创伤干预模式。这一模式有力地促进了灾后心理疏导的长久开展,并在之后的灾后干预与援助工作中得到了较好的应用与推广,对灾后教师及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经历创伤事件的个体不仅会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而且也会体验到创伤后成长(PTG)。作为创伤后两种性质不同的心理反应,PTSD与PTG之间并不是彼此无关的,它们往往共存于创伤后的人群之中。从整合-比较的视角对两者的关系、影响因素及其机制进行探讨,可以发现在创伤后的短时间内,PTG作为一种策略,可以缓解PTSD;在创伤后的长时间内,PTG作为一种结果,可以由PTSD转化。PTSD与PTG既分享着诸如创伤暴露、核心信念挑战和恐惧等共同的因素,也可能被诸如侵入性反刍和主动反刍等因素所影响,甚至社会支持对两者也可能产生“双刃剑”的作用。从PTSD与PTG的影响机制角度看,两者产生的认知机制不同,但是两者产生的情绪机制类似;社会支持通过认知活动可以缓解PTSD,并促进PTG;社会支持通过降低情绪的表达抑制能有效地缓解PTSD,但不能促进PTG。

汶川地震发生以来的近十年间,很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震后青少年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和创伤后成长(PTG)进行了考察,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本研究从PTSD和PTG的发生状况和发展规律、影响因素及其机制等方面,对汶川地震后青少年的PTSD和PTG的相关研究进行了全面梳理。总体而言,随着时间的推移PTSD呈下降趋势,PTG长时间维持在较高水平;创伤后心理反应的影响因素可分为直接诱发因素(创伤暴露程度)、个体稳定型因素(人口学变量、人格类因素)、个体状态型因素(核心信念挑战、反刍思维、复原力、控制感)和环境因素(社会支持)等四类,这些因素对PTSD和PTG都会产生影响,但影响机制不尽相同。未来的研究可关注青少年创伤后心理反应的潜在类别及其影响机制、PTSD和PTG的关系及其在时间历程中的变化轨迹、PTSD和PTG对个体和群体心理社会行为的影响等议题。

传统资本主义批判以马克思与韦伯为主流,桑巴特相对弱势和边缘化。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从生产转入消费阶段,桑巴特从奢侈消费批判资本主义的视角重新受到重视,并在现代思想中形成了四种理解奢侈的思想范式。德国学者伯麦立足于批判理论传统,认为资本主义已进入了审美资本主义阶段,其特征在于私人领域经济化,关注的重点是消费或者说生产的展示,产生了一个名为审美价值的新价值维度。审美资本主义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积极诉诸传统资源,在价值层面上不断地自我理解和自我建构的特点。这启发我们反思社会主义也应该从传统资源中寻找支撑,实现自身的价值建构。

上个世纪90年代,海外汉学界围绕着北岛诗歌的英译发生过一场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其实就是第三世界文学在国际文学市场中生产、流通和消费的政治和伦理问题。自觉不自觉地从中心立场出发,宇文所安虽然预言了全球资本在向更恶劣方向发展,但忽视了第三世界文学书写当代经验的正当性;奚密、周蕾等海外华裔学人熟练运用理论揭示了西方话语的矛盾性,有力地论证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伦理诉求,但其有意识选择边缘地位的立场无法引爆第三世界文学的政治动能。后理论从时间和空间上为我们提供了新的世界想象和文学未来。论辩各方对翻译的遗忘显示出重新认识翻译素养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中国文学和理论的政治和伦理力量来自从更大的空间书写和表述中国经验,为人类和地球寻找逃离人类纪的可能性。

文学理论的阐释功能以及西方文论对中国文学的阐释力是引发当今中国学界思考最多的问题域,因此中国当代文论自身的话语建构也可在阐释的命题下寻找出路。在认识到西方文论具有局域性的前提下,对西方文论在中国的研究史及其作为阐释工具在中国的批评实践史进行梳理,是发现中国当代文论话语生长点、实现本土理论的原创性知识生产、并最终向文化自信目标迈进的方法之一。

近邻同盟是一种以宗教为纽带的联盟,主要处理与圣所有关的事务。古希腊历史上最为著名的近邻同盟是德尔斐近邻同盟,它起源于古风时代早期,消亡于罗马统治时期。德尔斐近邻同盟在古典时代异常活跃,当时发生的诸多事件都与之密切相关。它与希腊古典时代的城邦政治保持着一种互动关系,一方面为城邦间的政治博弈提供了一个政治舞台,另一方面城邦间的政治博弈有时会引发同盟的内部结构发生变动。公元前5世纪时德尔斐近邻同盟议事会中各邦尚处于平衡状态,不过这种平衡状态到了公元前4世纪时被打破,同盟成为大邦操纵的政治工具。这期间,同盟的第三次神圣战争也改变了希腊的政治格局。

20世纪新史学推动“一战”史的研究视野逐渐下移,新军事史和环境史聚焦于传统军事史较少关注的对象,重建了更为丰富的历史图景。从环境史视角看,人鼠关系是人与环境互动关系的重要体现。战时刊行的堑壕期刊和部队杂志表明,老鼠问题伴随西线堑壕战始终,人鼠关系也发生了演变:首先,堑壕工程赶走田鼠引来家鼠,鼠患更加严重;其后,军人用各种办法捕鼠,但多方因素造成捕灭成效有限;最终,军人选择与鼠相安,老鼠甚至成了西线堑壕战的一个文化符号。

研究美国外交、财政档案,发现:受制于国际收支逆差及黄金外流影响,尼克松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积极推进特别提款权落实、中断黄金与美元的自由兑换、扩大汇率浮动区间、自由浮动美元。这些政策表明,尼克松政府内部支持黄金—美元脱钩及浮动汇率的势力日渐强大,最终影响总统决策。但是该政府在国际货币领域采取的行动缺乏协商,以致遇到国内如美联储、国外如欧洲一些国家的反对。所以,国际货币关系的处理既显示出不同利益的诉求,又影响国际政治关系。探讨尼克松政府内部针对国际货币领域的讨论及改革手段,有助于透过货币问题解读这一时期美国与盟国的关系。

儒家道德发端于西周,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并在其社会化过程中不断丰富完善。儒家道德在社会化过程中,呈现出不同形态,并逐步构建起一套完整且系统的伦理道德体系,为儒家达至“天下归仁”的目标奠定了理论基础和道德基石。在追溯儒家道德创生及延展轨迹、凝练儒家道德原典精神的基础上,总结儒家道德社会化路径的历史经验,追问儒家道德社会化何以可能之缘由,探究儒家道德社会化路径当代转型的理论与实践样式,对于当今社会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意义重大。

福柯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微观权力学理论,这引起了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兰查斯的批评。福柯主张深入到社会的微观层面研究权力的多样性与不确定性,普兰查斯着重考察权力的结构性特征,认为权力表达结构整体对处于冲突中的各个阶级的实践关系的影响。普兰查斯从结构主义角度指出福柯思想的局限性,他从权力与生产关系、权力与国家、权力与阶级斗争、权力与知识的关系对福柯权力思想展开批判。这启发我们回归马克思关于权力分析的资本逻辑,结合结构与实践将宏观权力与微观权力进行有机统一。

当前,我国社会老龄化趋势日益明显,人口红利快速消失。提高志愿服务的居民参与率,可有效补充市场劳动力短缺,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时间是志愿服务的最重要投入资源,但时间如何影响参与率,已有研究并未形成一致结论。研究基于Becker的时间分配理论,并根据志愿服务的性质特点,将居民时间划分为三类:工作时间、生活时间和自由时间。利用CGPiS2016北京市入户调查数据,具体研究不同类型时间对居民参与志愿服务概率的影响。通过构建logit二值选择模型,在控制其他常规变量的前提下,得出如下结论:1.工作时间对参与概率的影响为负,但不显著;2.生活时间的影响为负且显著,若每周增加1小时,参与可能性会减少0.7%;自由时间的影响为正且显著,若每周增加1小时,参与可能性会增加0.7%。同时,“接受过志愿服务”及“家人中有志愿者”两个因素,均对居民的参与概率产生稳定的积极影响,表明志愿服务有着显著的正外部性。上述结论意味着:我国要提高志愿服务的居民参与率,就应该减轻居民的工作和生活压力,发挥工作单位的组织动员作用,扩大志愿服务惠及居民的范围。

近年来,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离婚人数与离婚率在不断上升,与此同时人们的性别观念却在向传统模式回归。夫妻对家庭地位满意度的提升有助于婚姻的稳定与和谐。那么,性别观念的传统化回归将怎样影响夫妻间的相对家庭地位？个体实际家庭地位与其性别观念的匹配是否可以促进其对家庭地位的主观满意程度？运用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对性别观念之于家庭地位及其满意度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性别观念确实影响着夫妻间的相对家庭地位,随着我国目前性别观念向传统观念的回归,夫妻间实际家庭地位也在向传统回归。性别观念本身除了性别能力观念平等有利于提高家庭地位满意度外,性别分工观念对家庭地位满意度并没有显著影响,夫妻对婚后家庭地位的满意程度受到性别观念和家庭地位的交互影响。若夫妻性别观念与实际家庭地位一致,则对家庭地位的满意程度较高;反之,若性别观念与家庭地位不一致,则对家庭地位的满意程度较低。因此,在性别观念向传统回归的趋势下,夫妻实际家庭地位与性别观念相匹配将有利于维护家庭和谐稳定。

《檀弓下》“遇负杖入保者息”当断句为“遇负杖入保者,息”,“息”为叹息之义,“入保者”为守城士兵。“负杖”乃《檀弓上》“负手曳杖”之简写,意为将兵杖拖在身后地上。“遇负杖入保者息”的意思是:(公叔务人)遇见(守城士兵)拖着兵器进入城堡而叹息。此是形容右师守城兵士懈怠战事之行状,是公室子弟公叔禺人叹息的真正原因,同时也是孔子赞成勿殇汪踦的真正因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