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义务教育阶段两性学生性别差距的现状来看,在全球范围内,男生与女生在入学方面已基本实现机会均等的目标,但学习过程中的学习条件有较大差距,这一差距在教材、教学与学习过程中均有体现;在学习结果上,两性学生的认知与非认知性产出也存在差距。这些性别差距现象与学习者的非智力因素和性别角色认知、家庭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及性别观念、学校的资源设备和教师的行为观念、社会的性别文化及两性参与制度有紧密联系。对此,世界范围内的国家、组织与学者在塑造两性文化、政府规划方案、儿童早期干预、教师培训与学校管理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应对措施,以改善学生的性别差距问题。我国已实现教育起点的性别公平,但在教育过程与结果维度仍存在不同程度的性别差距现象。对此,政府、社会、家庭与学校应积极采取措施,进一步推进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性别公平。

中国经济社会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探讨学生学业成就水平受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影响的程度,有助于识别基础教育领域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为处境不利的青少年教育、城乡教育均衡等相关政策的完善提供实证依据。PISA2018年中国样本数据表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少年在校生阅读素养成绩具有显著相关,在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学生群体中两者的相关强度最大;相较于个体水平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校均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阅读素养成绩影响的效果量明显更大;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各构成指标中,父亲职业指数、父亲受教育年限、母亲职业指数对阅读素养成绩的影响力较大。在未来,政府一方面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平,特别是精准帮扶处境不利青少年学生群体,加强处境不利学生家长的职业教育和培训,另一方面可考虑改进中小学招生政策,优化学校生源结构,让处境不利学生有机会到校均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学校中学习。

创新人才是国家自主发展的根本资源,是国家人才培养的长期战略目标。创新素养是创新人才的核心素质与集中表现,确定其内涵、关键指标与具体表现水平是培养与评价中小学生创新素养的理论依据。在核心素养框架下,创新素养是指在日常活动、问题解决、适应挑战等方面所形成的实践能力、创新意识和行为表现。综合国际比较与学术领域成果提炼出了问题解决、劳动意识和技术运用三个创新素养关键指标,并基于教育政策、发展科学和国际比较等支撑研究细化了上述关键指标在中小学阶段的具体表现水平。针对当前我国中小学生的创新素养,具体可以从加强问题解决与劳动实践、融入课程标准与学科课程、实施国家监测与系统评估三个方面进行培养与评价。

劳动素养不仅是新时代背景下党的立德树人育人方针的具体要求,也是学生核心素养框架体系中的关键成分,而明确劳动素养的科学内涵与结构,是有效促进劳动素养培育的首要问题。立足于我国劳动教育的现实要求,通过分析比较核心素养视角下国内外相关研究,劳动素养被认为是学生在长期劳动学习与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适应个人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价值观、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的综合表现,具有育人性、时代性、具身性等关键特征。学生劳动素养的结构维度及主要指标具体包括了劳动观念、劳动能力、劳动习惯和品格三个不可或缺、相互联系的关键成分。构建我国大中小学生劳动素养培养体系,既要准确把握核心素养视域下新时代劳动素养的内涵,又要在此基础上全面确定学生劳动素养发展的表现水平,并通过建立完善监测和评价机制衡量学生劳动素养的培养成效。

中西美学研究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两大美学传统之间是否有共通的概念性基础可供对话?在众多中西美学思想家中,刘勰和F·W·J·谢林是两位杰出的代表人物。他们虽然生于不同的时代,长于不同的文化传统,其艺术理论也汲取了不同的哲学和美学思想,但是,他们的艺术论却代表了中西两大美学传统的核心思想。通过对两者的艺术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发现:他们在艺术创造、创作灵感、艺术与自然、神性与艺术、形式和内容、表征和阐释等核心问题上表达了异曲同工、甚至是惊人的相似看法,他们的洞见超越了文化传统和审美意识的差异,触及了人类审美意识的本源,不仅可以构建两大传统进行对话的共通基础,而且可以展望全球性美学理论的可行性。

从北宋庆历六年问世至今,《醉翁亭记》所享有的崇高声誉掩盖了其接受史中的异议和批评,文风“滑稽”论便是尚未受到关注和深入阐释的重要观点。此论实包含多重深刻内涵:从文体思想看,揭示了此文“以文为赋”、“以文为记”的结撰手法,且反映了“尊体”与“破体”两种文体理念的冲突。从主体感受看,欧阳修有意突破“古文”与“时文”的文体界限,融合骈、散,实继承韩愈“以文为戏”传统,寓庄于谐,自我调侃,而刻意突出“乐”之体味,调和人生苦境,“苦中强乐”,表现了政治上的挫折感以及超越人生苦难的努力。文体界限的突破和苦乐感受的交融,根源于欧阳修在北宋党争中的沉痛体验,亦契合中国古代士大夫的普遍遭遇。鲜活的体貌特征和深沉的情感张力,赋予此文文学经典的性质。

辛弃疾是两宋最杰出的词人。他的词作开篇常如奇峰突起,扣人心弦;结尾多隐喻象征,寓意深远。他好作奇怪语,炼字能“平字见奇,常字见险,陈字见新,朴字见色”。词中对仗的内容、形式、手法丰富多样,尤善于在对仗中以开阖、正反、抑扬造成“合力”效应,表现出新鲜深厚的情思意蕴。其排比也显示了高超的艺术。辛弃疾将词的意象美、音乐美、对称美、参差美表现得淋漓尽致。然而玉有微瑕,辛词的极少数作品没有做到逐字逐句地打磨,以致字词重复。顾随评其作品“细谨不拘,大行无亏”,是中肯的。

殷商亡国是中国上古史的大事件,历代学者持续关注殷商亡国原因问题,形成了不同的观点。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往往是由多重原因促成的,综合分析文献材料,“燕丧威仪”有可能是以往被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燕”是燕礼,“威仪”是殷商时期集神圣性与合法性于一体的宗教政治准则。“燕丧威仪”连根拔掉了殷商王朝的立国之本,出现了内部分裂危机,对殷商亡国具有不可忽视的重大影响。“燕丧威仪”之所以发生,是由于纣王的极度自负和极度蔽塞。李斯总结的“轻积细过,恣心长夜,纣所以亡也”,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近代新史学的主流是变革论和冲突论。无论现代化范式还是革命史范式,均以现代性为中心,视古与今、中与西的矛盾冲突为主要方面。与此不同,作为抗战时期经世史学的代表作,钱穆所著《国史大纲》以历史思维回答现实问题,力主维护和衍续中国历史传统,也产生了较大社会反响。这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该书独特的学术理路。其一,以文化为本位观察中国历史:中国的生命活力在文化,当下的中国仍需在发扬固有文化传统的前提下寻求突破。其二,从会通的角度解释中国历史:中国因融和而壮大,因贯通而持久,所恃的是文化而非武力,当下的中国仍处于融会外来文化而发展壮大的进程中。《国史大纲》一反“中国停滞论”、“专制论”、“封建论”等说法,展示了中国重统一、尚和平、不断趋于平等化的传统,激发了国人的爱国挚意,坚定了国人抗战必胜的信念。该书解决问题的理路,于今人不乏重要启示。

1928年秋冬至1929年春,绥远发生了一次鼠疫疫情。此前,1918年该地就曾经发生过一次十分严重的鼠疫,而1928—1929年这次鼠疫疫情的结果与上次却大不相同,主要原因就在于这次疫情初期虽有所蔓延,但由特别区域改制为省的省政机构成立后,即在卫生部支持下开始了有效治理。针对疫情,绥远省当局建立了省及县级专门防疫网络,省防疫主要领导人员亲临防疫前线调研、指导,省当局依靠并利用卫生部援派防疫专家的技术、建议和药品等重要资源,还采取了科学、严格、有效的禁掘鼠粮、消毒、施医、隔离、宣传等防疫治疫措施,由此使疫情控制在“点”,未普遍蔓延,以至在1929年3月初消失。“人和”、“和平稳定的环境”、“科学防治”是此次疫情防控治理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阿尔都塞对唯物辩证法的解构就是其思想建构的过程。他的这一解构思路表现在:(1)“否定之否定”是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支柱。他认为马克思抛弃了“否定之否定”之后建立了历史科学;(2)“量转化为质”实际上是“质”与“质”之间的转化,即不同的结构之间的转变。黑格尔因为缺乏结构的概念才认为量的积累引发了质的“飞跃”;(3)他的多元决定的矛盾理论使“对立面的同一”与黑格尔的矛盾理论相脱钩。这一操作的实质是在一个主导结构之下恢复了多元异质因素的活力,并催生了取代传统矛盾概念的“对抗”理论。阿尔都塞在取消辩证法之后创造了一种立足于“独特性”的新的唯物辩证法——“趋势辩证法”。“趋势辩证法”将独特的个体的自由作为出发点和目的,并为从现实形势出发建构保证人的自由的新的政治形式进行了理论配置。

休谟基于人的自然先天结构探讨人的情感及其发生。对休谟来说,苦乐感为最原始的情感,它根源于人的自然结构。人的自然结构以及苦乐感产生了一系列的情感。由人的深层次自然结构所决定的人的情感是人的行动的动机。理性不是行为的动因,理性只发现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关系,单凭理性不足以产生任何行为。同时,理性是对真和伪的发现,因此,理性判断并不是道德判断,理性无从发现人类行为的道德意义。德性与恶习是道德情感的对象,人的内在天性结构或道德感觉使我们区分善恶。在休谟的自然主义情感论中,同情论有着重要的地位,它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共振说。休谟认为,由于人的天性结构的相似或相同,他人的快乐感会激发我们的快乐,他人的痛苦会引起我们的痛苦感。然而,当他说富人的快乐会引起我们的快乐感时,完全没有考虑穷人会如何感受。这是他从天性自然结构解释同情所产生的问题。而且,休谟重点考察了怜悯的情感,并通过对怜悯情感的分析提出了仁爱情感说。

党的十九大翻开了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篇章,提出了极具历史适应性、时间张力与全局性的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新表述。不同于西方福利国家,在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大背景下,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问题不是制度本身的问题,而是关于制度建设如何适应时代转型的问题。在社会运行模式网络化、社会风险多元化、社会权利分散化、社会身份层次化和社会福利高端化之下,我国应当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扎根中国大地,探索出凝聚中国智慧的社会保障发展之路。基于对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深刻理解,社会保障制度理论应在坚守国家责任的基础上更加强调社会合作,在尊重权利本位基础上强调社会赋能,在社会救助的基础上突出风险防控,保障对象由被视为负担向被作为待开发的资源转变,在关注社会保障基础功能的同时更加强调经济社会发展。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之下的社会保障制度的优化方向应聚焦于以需求为导向、以风险防控为主线、以普惠为目标,同时,应致力于增加社会服务、突出精神文化需求的满足,推动制度精准化设计与实施。

隔代抚养通常是劳动者为了增加家庭经济收入而进行的理性选择。然而在劳动力市场中,隔代抚养对劳动力收入增加的因果关系以及微观机制尚有待证实。基于“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的数据所进行的实证研究发现:第一,基准回归的结果表明,相对于无隔代抚养的样本,有隔代抚养样本中的劳动力收入显著更高;第二,使用短期工作时间延长(加班)与长期人力资本积累(晋升)等工具变量分析隔代抚养对收入增加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长期人力资本积累(晋升)的渠道作用更强;第三,隔代抚养对非农户口和较高教育水平(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劳动力收入影响更为显著。这表明,隔代抚养的确起到了帮助劳动者缓解育儿压力,使其有机会获得更高劳动力收入的作用,从家庭决策目标的效用最大化和代际支持的角度看,隔代抚养现象的存在具有一定合理性,这也体现出中国传统的家庭内部代际支持文化的现代沿袭。但另一方面,也应清醒认识到隔代抚养会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可行方案,是使用稳定的社会政策与充分的市场服务供给,来替代不稳定的祖辈隔代抚养。从社会政策方面看,重点是要制定育儿友好型的家庭政策,其关键是制定弹性的劳动就业政策,适当延长产假,实行男性陪产假制度的全覆盖,鼓励父母积极参与对子女的照料;从市场服务供给方面看,可以鼓励社区联合社会服务机构,开展面向隔代抚养家庭的适合祖辈与孙辈共同参与的社区活动,在优化儿童抚养环境的同时更好地满足老年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