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公平是中国共产党的社会理想。百年来, 随着社会与教育自身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教育公平思想也在不断创新和发展, 内涵日益丰富, 逐渐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教育公平思想体系。“改良教育制度, 实行教育普及”, 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改变国家和民族命运的行动目标|“保证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 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践行教育公平思想的坚实基点|“坚持社会主义教育的公平与公正性原则”, 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进行教育改革的思想基础|“努力让人民享有更好更公平的教育”, 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开展教育建设的根本遵循。

1918至1921年是毛泽东的思想急剧变化的重要历史时期。1918年前, 毛泽东并不知道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爆发后, 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 他提出了“民众的大联合”, 宣传“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想”。他从主张不流血的革命转变到选择“激烈的共产主义”。1920年夏, 他已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到1920年12月, 他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积极从事建党活动, 认识到中国必须成立一个新型政党来领导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共一大吸收了包括他的思想在内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 制定了反帝革命纲领。总之, 毛泽东逐步认识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认识到中国只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有希望。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是像毛泽东一样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化的必然结果, 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建立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在近百年的伟大历史进程中, 不仅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性成就, 也铸就了内涵丰富、特色鲜明的党内政治文化。延安时期的党内政治文化, 是中国共产党在陕北局部执政的政治实践中所形成的政治观念、政治信念、政治态度和政治价值。延安时期的党内政治文化, 具有独特的政治教化功能、强大的政治动员功能和良好的形象塑造功能。延安时期党内政治文化功能的有效发挥, 引领着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 塑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良好形象, 影响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实践, 改变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面貌。

2035年西部地区基本实现现代化是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核心目标, 提升西部城市现代化水平则是驱动东西协同并进的战略选择。2011—2018年, 我国西部城市现代化水平整体上在波动中攀升了38%, 基尼系数由0.253降至0.2255, 城市间的差距趋于缩小。2018年区域内差异、区域间差异和超变密度对西部城市现代化总体差异的贡献分别为50%、15.71%和34.29%。西部城市现代化的分布曲线具有明显的右拖尾特征, 呈现出强劲上升的演进态势。新时代西部城市要以现代化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 其重点在于培育创新发展动能、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健全现代化产业体系和高标准市场体系、培育现代化治理体系以及发展现代化的生态体系和基础设施体系。

为解决中国城市建设用地扩张过程中出现的无序、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 需厘清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的驱动因素。区别于以往研究对理论框架和城市间异质性关注的缺失, 本文以35个大中城市为研究样本, 分组实证分析不同城市用地扩张驱动机制的差异。结果显示:第一, 居民收入水平、城市人口数量和交通条件是影响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的三大重要因素|第二, 农业地租水平及中国特色的土地财政制度对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影响较小|第三, 不同类型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的驱动因子差异显著。有鉴于此, 各地政府应按照城市发展目标, 着力提高居民收入、吸引人才及完善交通道路设施, 因城施策, 科学合理地规划城市建设。

本文从社会分工发展史角度出发, 剖析了分工深化和职业演进的逻辑主线, 以及数字经济时代新职业促进专业化发展和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分析表明, 新职业是社会分工深化的必然产物, 纵观人类社会分工史, 可以总结为六次社会大分工, 在每次社会分工大背景下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新职业, 新旧职业交替见证了社会发展, 同时也满足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新职业作为社会分工的产物从数字技术、产品、人才、企业等多维度促进了专业化发展, 开启了“分工深化→新职业产生→专业化发展→生产率提高→市场扩张→分工深化”循环持续机制, 发挥了“永动机”作用。数字经济时代, 新职业不仅促使我国传统产业活力得到极大释放, 而且也驱动新兴数字产业蓬勃发展, 成为我国经济提质增速的新动能和增长点。

劳动年龄人口的人力资本是支撑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赋予人力资本新内涵, 提升劳动年龄人口的人力资本要从教育型人力资本和技能型人力资本这两方面共同推进。当前, 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教育型人力资本水平不断提升、结构持续改善, 教育型人力资本存量提高, 而城市人口是劳动年龄人口教育型人力资本存量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同时, 在技能型人力资本方面, 劳动年龄人口的互联网技能型人力资本和工作专业技能型人力资本显著提升, 但通过技能培训来提升人力资本的可能程度在不同行业间存在差异。为提升劳动年龄人口的人力资本, 需要继续加大教育投入, 充分发挥政府在技能培训中的作用, 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共享, 统筹推进振兴乡村教育和教育振兴乡村工作, 以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义务教育阶段的科学教育事关创新型国家建设。在我国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际, 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的现实图景是:课时基本保障但未开足开好, 教师队伍学历水平提升但专业素质缺乏, 探究实验教学成效显著但实施程度低, 实验教学资源基本配置但利用率低。新时期, 义务教育阶段的科学教育深入发展面临学科育人价值难为、政策目标执行偏离、优质师资供给与配置难度大、探究实验教学实施的条件保障与内驱力不足四个关键问题。对标党中央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战略部署, 为了全面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 亟需推动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的深层次变革, 将学科育人制度设计作为基本保障|将提升政策目标执行水平作为根本遵循|将优化优质师资资源供给与配置作为优先事项|将改善探究实验教学作为关键环节。

在物质相对富裕的时代背景下, 有偏的教育理论、教育舆论与学校管理共同形塑了乡愿式教育。乡愿式教育是一种背离立德树人教育本质的教育样态, 以“学生中心”立场、“快乐至上”态度、“解放个性”目标和“教育服务”方式为主要特征。乡愿式教育固然容易营造出一幅学生快乐、家长满意、社会认同的“现代教育”景象, 实则是对教育立德树人本质的扭曲, 甚至不再对学生进行价值上的引导与社会化的涵养, 具体表现为教师成为耍弄技术、迎合学生的“服务者”|学生缺少理想与责任感, 在片面重视个性、追求快乐的环境下成长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或脆弱的“巨婴”。为了超越乡愿式教育, 必须恢复教育的立德树人本质和力量, 坚持以学生发展中心取代学生中心, 同时需要社会多方面的协力共进, 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以培养学校的免疫性和守护教师的自尊与自重, 从而促进教育现代化, 激发学校办学活力, 造就勇于担当、能够行走于未来世界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与教育强国的新目标。推动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 需要更为广泛地汲取社会资源。大学教育基金会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 作为高校与社会联系的重要纽带, 对于一流大学的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推动大学基金会组织架构完善、治理能力现代化, 符合时代发展对一流大学建设的要求。现阶段大学基金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治理体系不完善等一系列问题, 成为了新时代一流大学建设的掣肘。全面提高大学基金会的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 需要将大学教育基金会建设上升到制度化层次, 进行顶层建构, 使得大学教育基金会在规范化发展的过程中, 为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提供有力支持。

现代古音研究中, 研究和构拟上古元音和介音, 主要是根据对音、方音、域外译音、反切等这些主要用来研究中古音的材料, 而往上古推|《诗经》韵文主要用来研究上古音分部。但诗韵尽可能追求韵母的和谐, 可以反映元音和介音的信息。通过建立《诗经》押韵数据库, 统计分析全诗4540个必韵句、1695个韵段中, 四等七类韵字的相押情况, 比较分析相押反映的七类之间的远近疏密关系, 可以从中获得古韵部主元音分布和介音分类及其关系的信息。

许慎所撰《说文解字》不但是汉字学研究之鼻祖, 也是汉字教学和小篆书法写作的范本, 自问世以来, 对后世产生了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因其重要, 流传版本众多, 清代以来, 尤以大徐本《说文解字》额本、孙本、陈本、光绪本四个版本最为通行。因原本早已亡佚, 现存版本之间亦存诸多差异, 既有正误之分, 亦有优劣之别。从文字学角度对字形进行校勘、甄别和分析, 对学术研究和应用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现代信息技术, 在“字料库”基础上, 对大徐本《说文解字》的四个版本字形进行穷尽性校勘和考证分析, 发现存异字形主要有形讹和异写两类。而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 包括政治避讳、传抄刻印和个人对小篆构形理解的偏差等诸多方面, 这是数字化系统下研究传统学科问题的一次有效尝试, 为基于“字料库”的全汉字整理与研究积累了经验, 奠定了基础。

类概念是普通逻辑的基本范畴, 基于类概念的发生发展观察语言文字的变化, 可以发现逻辑思维中体现的民族特征和语言文字发展规律能够进行互证。中国古代类概念发展包括“以类命为象”、“察类明故”、“辞以类行” 三个阶段。其中“以类命为象”阶段和汉语词汇系统中“同源孳生”均反映了人们对事物外部特征的认识和选取, 相似的外部特征在语言中倾向于采用相同或相近的语音形式|“察类明故”阶段, 对事物的认识在外部特征关联基础上, 开始有了类属关联, 体现在汉语词汇系统中则为汉字义符和构词语素类化|“辞以类行”则代表已经认识到类的归纳、类的演绎和类的类比, 在汉字汉语发展中, 主要体现为造字中的义符类推和汉语造词类推。

政府积极治理和公众积极参与是惩治腐败的一体两面, 二者缺一不可。但当前我国公众参与反腐时, 尚存在参与方式碎片化之弊端, 这与公众对腐败容忍程度较高、法律保障力度相对较弱、自身参与能力较低等因素密切相关。此种境况, 既不利于我国反腐体系的构建, 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持续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广度和深度。因此, 为实现公众参与反腐的制度化、体系化和满足腐败治理的现实需要, 营造腐败零容忍观念、建立专门的民间反腐组织、完善并积极宣传举报法律制度、提升公众自身参与反腐的能力等, 均是更好地鼓励公众参与反腐的可行措施。同时, 坚持官员隐私权有所克减之理念, 也是调和公众参与反腐与“官员隐私权保护”之间的冲突, 消除公众参与反腐碎片化的重要途径。

联合国作为《日内瓦公约》等国际条约的非缔约方, 武装冲突法是否适用联合国维和行动始终存在争议。随着联合国维和行动由传统型向积极型转变, 维和部队越来越多地使用武力完成任务, 这就使武装冲突法适用维和行动的问题愈加突出。联合国具有国际法律人格, 是国际法的主体, 有资格签定国际公约|联合国具有加入《日内瓦公约》的主体资格|《日内瓦公约》对联合国具有适用性|维和部队在武装冲突中具有交战方地位。因此, 武装冲突法适用联合国维和行动。作为维和大国, 支持武装冲突法适用维和行动对于中国参与维和行动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