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向决定前途,道路决定命运。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命运是和中国道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于中国道路,不仅要从“特色”的角度来看待,而且要从历史观上来把握。首先要从历史发展普遍规律来看待中国道路。中国道路正是遵循历史发展普遍规律走出来的。无论是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还是中国建设、改革道路的开创,都是历史发展普遍规律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其次要从世界历史来看中国道路。中国道路是在与世界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同时又对世界具有重大影响,因而有其深远的世界意义;再次要从社会基本矛盾看中国道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道路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的根据就在于不同时期中国社会本身的基本矛盾。随着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具体内容也会发生新的变化;最后要从实践观点看待中国道路。道路不同于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实践过程;道路不是完成时,而是进行时。中国道路是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开创出来的,其发展同样必须探索开创。

中国道路的百年探索是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标志性开端的。这条道路有两个本质规定,即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之所以与马克思主义发生本质的关联,是因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必须经过一场彻底的社会革命来为之奠基,而这场社会革命历史地采取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定向。然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发生本质关联的乃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因为只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发生本质的联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在新的历史方位上不仅展现出对于中华民族来说的重大意义,而且展现出对于世界社会主义、对于人类社会整体发展的重大意义。这是一种“世界历史意义”;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展现出世界历史意义,是因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在于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而且在于:它在完成现代化任务的同时,在占有现代文明成果的同时,正在积极地开启出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

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对现代化道路的艰辛探索已走过百年历程,回顾和总结其独特的历史性经验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既遵循世界现代化的普遍规律,又以具体的思维方式和实践理路应对中国面临的特殊问题,体现为对世界现代化传承与超越的中国式道路;既立足于现实国情,又依据中国人民的意志进行道路的主体性选择和创造性发展,实现了现代化战略的阶段性推进。中国现代化实践的变革和所创造的“奇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力图克服“资本逻辑”宰制,指向人的现代化逻辑的根本价值旨趣;超越了“征服自然”模式,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存图式;打破了“国强必霸”的发展定式,实现了和平发展的文明之路。伴随着世界现代化进入深刻变革期,中国开辟的现代化之路日益展现出世界历史意义。

高度重视纪律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以来,始终把纪律建设视为永葆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战斗性的根本保障,在领导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和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历程中,围绕纪律建设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践探索、理论创新、制度构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成果。加强纪律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要求和生命线,必须把严明政治纪律放在首位,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服务党的中心工作,不断完善党的纪律体系,加强体制机制和纪检队伍建设。总结并运用这些经验,可以为新时代推进党的纪律建设提供有价值的启示和借鉴,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习近平法治思想以宏大的全球视野,总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国内治理和国际治理,深刻把握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趋势,科学揭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历史必然性,鲜明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深入阐发公平正义的全球治理理念,坚定地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创造性地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战略思想,为回答“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世界之问”、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中国方案,给世界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法治思想的公共产品,有力提升了中国法治在世界法治舞台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进入新时代,社会实践结构的重大变化引发了对国家治理的新范式需要。习近平总书记的绿色发展理念,正是对这种新范式需要的系统性思考和战略性回答。面向绿色经济社会构建或走向“绿色现代化”,该理念代表了党和国家对新阶段“为什么要实现绿色发展,实现什么样的绿色发展和怎样实现绿色发展”重大命题的新探索。围绕人民之治引领下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构建、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转变,习近平总书记的绿色发展理念形成了完整的内涵体系,达成了对超大规模社会的经济社会关系绿色化变革和国家治理现代化何以实现这一大国治理发展路径的规律性认识。从文化-文明、理论-实践和现代化-后现代化的多重逻辑审视,绿色发展理念具有导引现代化发展新范式、拓展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新境界、发展面向未来新政治经济学以及供给全球合作治理新机制的时代价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新征程上的这一新认识论、新发展观和新实践论,通过党领导下的体制创新与机制优化等制度路径及协同实践,必将对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全球治理产生深远影响。

高校综合评价招生模式肇始于国家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和实施素质教育的要求,并在高考综合改革试点中逐步完善。高校综合评价招生模式所采用的标准是一个包括国家统考、高校综合测评和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等在内的相互嵌套的综合评价体系。国家统考体现国家意志,突显统一考试的权威性;高校综合测评体现学校自主权,突出人才选拔标准的针对性;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彰显素质教育理念,突出学生评价的育人性。综合素质评价招生模式体现了国家、高校以及以高中为代表的基础教育的多元价值诉求,有助于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发展,推动教育治理体系的完善。高校综合评价招生模式改革需要着力解决评价理论缺位、评价功能错位、评价主体越位的问题。加强教育评价理论研究,明确综合评价的功能定位和价值取向,厘清教育评价主体职责是高校综合评价招生模式改革的基本走向。

新高考政策旨在扩大学生的选择权、高校的招生自主权,增加高校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的匹配度,实现高考政策从选拔到兼顾育人的价值转型。在公共政策的复杂实施系统中,“选科走班”在高中学校的实践中表现为“选科容易走班难”、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结果在高校招生实践中没有得到真正参考、部分省份放缓执行新高考政策的节奏。从高考政策变化中的利益相关者分析发现,政策影响利弊各有:其中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难度加大,执行效果亦受限于政策执行决策空间和专业模式;落实高校招生自主权取得突破,“专业+学校”招生模式给予高校专业化的空间;高中教师短期内工作难度、强度增大,但其专业发展将长远受益;高中学生成为新高考政策的最大受益者,其个性化发展需求得到满足。新高考政策需要明确中央与地方的决策权限、明晰分权合作共治框架;教育治理须尊重科学规律,纵向上健全国家公共教育决策机制;引入教育政策执行评价,逐步确立公共教育政策的决策与执行评价的平衡机制;完善社会组织参与、协同社会治理的机制,引导民众力量有序参与公共教育治理;顺应新公共管理发展趋势,引导新高考决策体系走向教育善治。

德育的具身性或称具身德育,是指道德主体的身体与内部心理相互作用的德育范式,它具有情境化、自省性、实践化等特征。具身德育概念的提出,是当代西方学界对自身传统离身德育的一种反思。而我国传统的儒家德育不仅强调“身心合一”、“知行合一”,不仅具有具身德育的显著特征,而且其实践化特征中的理论内涵还具有一种德福一致的圆融取向。因此,儒家德育具有显而易见的具身性。传统中国哲学中的“天人合一”的本体论和主客一元的认识论,使得传统中国人一开始就将身心视为统一的整体,重视身体在德育过程中的独特价值;同时,传统中国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为儒家具身性德育的实施提供了一种天然而有效的道德评价机制,而且这种社会结构也强化了“乡绅阶层”作为差序格局社会中中心个体德性对群体的示范作用。这些都成为儒家道德教育具身性特质形成的基础。儒家具身性道德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具有毋庸置疑的现代价值。

留守儿童的反社会行为是指留守儿童表现出的违反社会公认行为规范、损害社会和公众共同利益的行为。与一般儿童相比,留守儿童的成长环境相对不利,更容易受到外界的不良影响或诱惑而表现出反社会行为并产生不良后果。科学评估与有效预防留守儿童的反社会行为有助于推进平安中国与健康中国的建设,因此日益受到政府和研究者的关注。在系统梳理留守儿童反社会行为的概念、风险因素和保护因素的基础上,通过概述留守儿童反社会行为的普遍性指标和特异性指标、不同严重程度反社会行为的风险评估框架以及不同等级的反社会行为预防体系,对留守儿童反社会行为的评估和预防问题予以探讨。未来应通过多种形式完善指标体系,推进风险评估和科学干预,并深化社会治理创新下的预防工作,以实现对留守儿童各级和各类反社会行为的精准应对。

延安文艺进入中国现代文学的版图,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范式,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与文艺事业的高度融合与深度互动。延安文艺运动坚守人民至上的文化价值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文艺方面的核心特质;延安文艺运动大众化的追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社会性及其在中国语境下所实现的新的文化自觉;延安文艺运动的民族形式建构赋予了文艺民族品格和中国气派,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形式问题创造性的继承和发展。一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包括文艺在内的人民革命事业中,延安文艺是一个经典的辉煌篇章。

作为“革命型”的浪漫主义诗人、文论家,当抗战以来的诗歌创作陷入放逐情感的“口号空喊”与缺乏“生命情愫”的形式摹仿时,黄药眠通过重返中国古典诗史及其“抒情”传统,试图在历史的互动中谋求抗战诗歌与中国新诗的理论出路。正是从“抒情”的基调出发,黄药眠对抗战以来的诗歌进行了深入细读和理论批评,不仅在“革命”话语语境中明确提出“抒情诗论”的主张,还从诗“情”、诗“美”与诗的“形象化”三大抒情面相上进行了学理建构。黄药眠的诗歌理论批评在“革命”与“抒情”之间既坚持文艺的“内在规律性”和诗歌的“情感特质”,又集中准确地阐明了文艺与政治的辩证关系,还较早地确立了诗歌批评的“审美标准”及“诗歌民族形式”的发展方向,并在针砭时弊中为抗战诗歌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在“革命”激进的政治话语语境中,黄药眠诗歌理论批评所发出的“抒情”声响,既蕴藏学理,又富于现实感,极具诗学特色和历史价值。

英国是世界上率先迈入现代化的国家,随着19世纪中期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迅速发展,人们的生活环境尤其是整个社会的公共卫生状况严重恶化。为求改善,英国政府开始全面介入公共卫生管理,并构建出系统完善的卫生检查制度。大规模卫生检查使英国社会各个领域都处于卫生清洁的审查监督中,公共卫生管理效率极大提升,民众健康福利得以充分保障。但由于英国社会古典自由主义思想根深蒂固,人们也会以尊重个人自由为理由抗拒卫生检查,公众舆论通常也对此予以支持,这反映出自由主义思潮在英国社会中的强势地位。

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世界交往的重要通道,北方草原丝绸之路是其中的一条重要线路。有清一代,茶叶是中国出口俄国的大宗商品之一种,在北方草原丝绸之路上的经济往来活动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清代,以茶叶贸易为核心形成了一条重要的国际商道——万里茶道。万里茶道也成为此时期北方草原丝绸之路发展的新阶段,极大地推动了清代中国与俄国等周边国家及地区之间的交流互动。时至今日,在国家发出“一带一路”倡议的时代背景下,万里茶道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借鉴意义。

对于人的生存和社会的存在而言,伦理与政治往往成为人们的关注重心。我们当前处在后工业化进程中,而后工业化则是一场人类社会从工业时代向后工业时代转型的运动,意味着后工业社会将被开拓出来。因而,后工业社会的伦理与政治将是什么样子,就是一个需要我们现在加以思考的问题。从人类历史看,农业社会的伦理与政治尚未实现分化,是处于一种混沌的状态。在工业社会中,随着社会生活的领域分化以及认识上的科学分化,伦理与政治无论是在实践上还是在研究上都被区分了开来。然而,在后工业化进程中,工业社会对伦理与政治的区分在实践上产生了诸多恶果,在理论上也出现了逻辑自反。可以预见,人类走向后工业社会的进程将是伦理与政治相融合的进程。

提升重大突发事件应对处置能力,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重大突发事件社会舆情的形成,是公众、媒体、政府和社会环境等因素相互作用和影响的结果。在融媒体环境中,重大突发事件社会舆情日益表现出“系统性风险”的特征,舆情风险“触点”增多、全平台扩散、演化更趋复杂。不同社会子系统之间交互影响,容易导致舆情风险的放大蔓延,造成公共失信、社会失序以及治理失败。融媒体环境下重大突发事件社会舆情系统性风险的治理需要整体策略,形成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舆情引导,从监测预警、风险研判、分类处置、信息发布、靶向供给、强势引领、社交传播、精准管控和形象修复等九个方面寻求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