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教师节当天全国教育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对我国教育作了全面论述,提出一系列教育改革的新理念新思想新观念,可以概括为“九个坚持”,即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坚持深化教育改革创新,坚持把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教育的重要使命,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作。他指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第一次把教育提到如此高度,突出党和国家对教育的重视和担当。他还指出,培养什么人是教育的根本,把劳动教育加进党的教育方针,提出“社会主义教育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次大会开启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教育领域的新思想、新作为、新篇章,是重大战略部署,对今后我国的教育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20世纪八九十年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重在恢复工作架构和体制机制,这也呼应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主题;随着改革和开放的深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更加丰富充实,在教育、管理和服务学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进入新时代以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更加侧重坚定的政治方向、规范的体制机制、科学的质量保障,其内涵是追求更高质量的高等教育,培养符合时代需要的一流人才。梳理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过程,始终以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为使命,紧扣时代主题激发内生动力,不断追求具体工作的科学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才能“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在高校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教育虽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服务,但受教育者在其中消费的绝不只是教育者的知识和经验,他们还在消费教育者的情感和态度。这就使得教育生活中的情感问题,不只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而且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受教育者对教育者情感和态度的消费,无疑是一个有意义的切入点,从这里出发,我们可以自然推演出教育者的情感生产问题。由于受教育者对教育者情感的消费是借助体验进行的,而教育者对情感的生产是借助表现实现的,因而,情感的“体验和表现”实际上成为“消费与生产”的延伸与深化。加之情感消费和情感生产的背后一定隐藏着发挥支持和控制作用的规范与策略,因而,消费与生产、体验与表现、规范与策略,就构成了教育生活中的主要情感问题。

为深化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和培训改革,整体提高新时代教师的师德师风水平,研制《中小学师德修养培训课程指导标准》是当前一项紧迫且重要的任务。基于理论分析、政策梳理、国际比较和社会调查的研究成果,我们提出了师德修养培训课程指导标准的框架。该框架以“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老师为培训目标,具体涵盖了12个二级指标和31个研修主题。依据上述培训目标,围绕每个研修主题,我们构建了三个层级的师德培训课程内容,并从统筹规划、优化方法、完善评价机制三个方面对师德修养培训的开展实施提出了具体建议。

党和国家一直高度重视中小学教师职业规范建设。我国中小学教师职业规范的内容,始终包含“思想政治素质”“职业道德规范”“个人品德修养”三个方面。近年来,我国的教师职业规范建设呈现出从工具本位转向教师本位、从提倡到提倡与禁止并重、日益注重规范的针对性、科学化、国际化等特征,形成了教育、宣传、考核、激励、监督、惩处、保障七方面的实施机制。注重地方性、校本性教师行为规范细则的制订,加强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估,强化师德教育中的以能养德,是中小学教师职业规范建设应该关注的方向。

选取欧、美、亚、澳地区的代表性国家,较为系统地考察了其教师职业行为规范建设情况。总体看来,国外教师职业行为规范基本包含师德理想、师德原则、师德规则三个层面,主要围绕教师与学生、教师与家长、教师与同事、教师与雇主等方面关系界定;各国师德行为规范条文相对具体、可操作性强;在师德规范培养上,普遍注重实践中的养成教育。但不同国家的教师行为规范在制订主体、功能定位上存在明显差异。以此为参照,我国的教师职业行为规范教育必须继续坚持社会本位;应适当加强师德规则教育,强化教师的行为底线意识;在师德教育方法上,应进一步注重多样化和实践性,应该把师德教育贯穿教师职业生涯发展的始终。

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是我国教育工作的重要价值导向。了解公众对中小学教师师德品质的期望与现状评价并将其作为师德培训指标构建的依据,对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具有积极意义。访谈分析发现,社会大众对合格教师师德品质的认知可凝炼为爱岗敬业、关爱学生、严谨治学和为人师表四大核心要素。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公众对中小学教师师德品质有全方位的较高期望,尤其强调严谨治学和关爱学生两个方面;公众对中小学教师师德现状的评价总体较积极,但在关爱学生的品质上对教师的评价相对较低,且现状评价与期望差距较大;中小学教师自身对师德现状各方面的评价都比公众更积极,且在最关切和不满的师德品质上与公众存在一定差异。向教师准确传达公众对师德的期待和评价,引导教师理性看待公众和自身观点的差异,对师德培训指导标准的制定和师德培训的实施具有积极意义。

自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历次中外战争都在中国近代小说创作中留下痕迹,可惜尚未受到学界重视。这些反侵略战争小说或纪实,或虚构,或完整记叙,或片段描述,从多层面多视角反映了战争过程。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小说是晚清政治危机与文学变革双重催生的结果。以近代历次中外战争为纲,结合时代背景,可以看到相关小说作品对于近代历次反侵略战争都作了独特的艺术呈现:鸦片战争题材的小说是以写实、虚构、神话杂然的面目呈现;中法战争题材的小说则以虚实相生的手法聚焦焦点人物;中日甲午战争题材小说从多层面艺术展现了国人的奇耻大辱;庚子事变题材小说着力描写历史的真相,反映事变的复杂性,警示后人勿为民粹主义所蛊惑,从中折射出晚清的政治格局、中外文化冲突和社会民心向背等。

林语堂在横跨中西的多文化语境中,精心塑造了一个艺术化、唯美化和梦幻化的“老北京”形象,这既是跨文化翻译的典型产物,也是作家本人文化中国情怀的集中呈现。他将“老北京”视为古典中国的肉身原型、传统华夏文明的辉煌象征和现代中华民族的首要认同标志。林氏对“(北京)城”与“(中)国”之间同构关系的渲染,及其以北京叙事讲述中国故事的方法论自觉,都为后来的众多海内外华人作家所借鉴和传承,北京则为他们提供了想象中国的广阔空间。而林语堂对北京、上海这两座城市的不同态度,折射出东西方文化夹缝中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化认同中的某种纠结。

武侠小说是一种模式化的类型文学样式,文学品位本不甚高,金庸先生却在这一领域异军突起,达到了新的文学高度,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力。研究界对金庸武侠小说创作的评价,至今存在不虞之誉与求全之毁并存的不正常现象,如何全面公正地评价他的作品和文学贡献,是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金庸先生不拘泥于传统武侠小说的创作类型,在文类功能、文类历史和文类品位三方面都作出了具有变革意义的道路选择,从而实现了武侠小说主流化的创造性转换,也使其作品成为武侠小说的一座高峰。金庸小说的成功经验为我们研究武侠小说的历史资源提供了指引,也为21世纪大陆新武侠小说创作提供了方法论的借鉴,有利于提高文化自信,指明前进方向。

钱钟书先生《管锥编》考释杜预“《春秋左氏传》序”所述“五情”(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之说。其再释“尽而不汙”意在修正杜预注,然于“汙”字之训诂,却移甲就乙,误采“夸大”之义,有乖“汙”之本意。其于“五情”逻辑关联之理解亦似过单一;而其将“尽而不汙”与英文表达the whole truth,and nothing but the truth相等同,并称“‘五例’者实为‘史家之悬鹄’,非《春秋》所树范”,则忽略中国经史交叉的传统与西方以客观事实为基础的不同史观间之差异,颇有架空东西方思想史脉络之嫌。从钱先生此则考证或可得出以下三点启示:其一,为文小题大做以炫博,而所提问题未必是真;其二,广列群书而失精审,所引之文似未详核原书;其三,中西对比宽泛而欠确切,驰想象而缺反思。

先秦时期天人关系究竟是以何种方式存在和发展着的？用“以人合天”和“以天合人”两种类型加以总结最为合理恰当。“以人合天”是广义的“天人合一”;“以天合人”是狭义的“天人合一”。先秦时期天人关系的主流是“以人合天”,以阴阳家、黄老道家为代表,法家也尊重这条路线。余英时把中国轴心时代理解为“旧天人合一”向“新天人合一”的转变,这就把本来复杂多元的先秦天人关系单线化、狭隘化了,余英时的材料选取乃至结论导出显然有刻意配合“轴心时代”学说的嫌疑,论证过程有牵强附会的痕迹。

中国与西方都有讲天人合一的传统,以天人合一为中国特有的思想恐难成立。余英时从轴心时代的文明突破来讲中国独特的内向的天人合一,其实也有很多问题。因此,如果要研究中国的天人合一之说,应该更深入细致地分析。对此,张岱年曾指出天人合一有两种意义:一是天人相通,二是天人相类。结合近来出土的简帛材料和有关传世文献,可以发现张岱年的说法还有需要补充的地方。天人相通和天人相类共有的思想基础是天人感应。儒学大讲天人感应的灾异学说,将宇宙论和人事相结合,其发展的一个方向是子思《中庸》的圣人“赞天地之化育”,另一个方向则是将人世伦理说为天之规则。这两种说法都有更早的思想来源,且都有修养方法。诸子百家说天人合一,有不同的“合”,或合于圣人君子,或把人伦合于天常,或合于天道而非人道,或合于天而非人,乃至非圣人。而即使讲天人之分的荀子,也在讲天人合一于人。

儒家哲学的根本问题在于解决个体与全体、整体的矛盾关系,它以伦理生活、道德实践为基础,追求情感融通的实质普遍性,而不同于侧重理性认知的形式普遍性。儒家以亲情为根本展开其情感普遍化维度,本体意义的情感普遍性是亲情显现的依据,而全体意义的情感普遍性则是亲情显现的结果,共同构成一个本体即全体的融通为一的情感世界。在现实世界中,儒家以亲情为根本建构起了一个情感普遍化的纵贯融通模式,对中国传统的伦理政治秩序、理智认知模式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儒家亲情观念的普遍化维度深刻地影响了传统中国人的情感生活、精神生活以至整个生活世界,今天仍然是我们探索儒学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基本思想前提。

《荀子》的孝道思想整体上体现了以国制家,政治优于伦理的儒学立场,但其中伦理与政治之间的张力在《荀子》不同篇章中存在细微差别:《宥坐篇》之前,伦理与政治之间的张力被赋予宏观的政治架构意义,作为伦理的孝道是庶民的生活主题,而政治是士君子乃至圣王的生活主题;《宥坐篇》之后,伦理与政治之间的张力转而被内化为理想人格的两全,“孝道”不仅属于圣王人格的有机组成部分,更表现为圣王事功的“尽伦尽制”。这种差别可以归诸荀子后学对荀子思想的进一步发扬,并鲜明地表现为《荀子》诸篇论孝的不同侧重,以及与孔、孟截然不同的政治诉求。但以“圣王”为理想人格来统合伦理与政治之间的冲突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解决,当这种张力在实践中转化为不可调和的矛盾时,《荀子》的解答无益于指导具体境遇下普通人的社会实践。因此,《韩诗外传》中会存在以毁灭个体生命为代价的两全,而《孝经》则以孝道这种人类普遍的伦理情感为出发点构建政治的合法性,以此弥合《荀子》“大一统”思想造成的二者分裂,并重新回到孔、孟的儒学立场上来。

由于市场机制的固有缺陷以及创新产出外部性等原因,区域创新系统建设对地方政府力量具有内在的依赖性。而作为政府行为的主导者,地方官员决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面临的各种激励,并进一步决定了区域创新系统建设中政府职能的发挥。基于2009年至2015年省级工业面板数据,对官员激励、政府创新偏好这二者之于工业创新效率影响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官员晋升激励和经济权力激励直接提升了工业创新效率,但也会降低政府创新偏好,进而抑制工业创新效率提升;官员寻租激励下的腐败行为会侵蚀创新效率,但由于创新产出价值难以评估等属性,寻租激励下的政府官员也倾向于提高创新支出,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创新效率提升。晋升激励和经济权力激励对创新效率的净效应为正,而寻租激励的净效应为负。有鉴于此,应当完善地方官员考核、薪酬等激励机制,加强对地方政府参与区域创新活动的监督,发挥政府在区域创新型经济建设中的引领作用。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两点:一是对内进行市场化改革,释放经济活力;二是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全球化。目前,开放、合作、共赢仍是时代发展主旋律,但存在不确定性,新贸易保护主义初现端倪。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十余年后的当下,美国、日本以及欧洲部分国家仍拒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美国更是率先挑起贸易战,甚至以第三国非市场化政策和做法为借口,试图“改革”世界贸易组织。因此,测度中国市场化改革绩效,既有助于让世界更加清晰了解中国市场化进程,也有助于自我把脉并为国内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决策参考。通过从政府行为规范化、经济主体自由化、生产要素市场化、贸易环境公平化、金融参数合理化这五个方面动态测度1978—2016年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可以得出两点主要结论:其一,中国已经是市场经济国家。中国市场化指数稳步提高,从1978年的15.08分增加到2016年的86.50分(满分为100分)。这个结果与国际上相关权威研究机构测算结果基本一致;其二,中国市场化改革具有非均衡特征。经济主体自由化和贸易环境公平化这两大领域的市场化改革绩效最明显,而政府行为规范化领域的进展则相对迟缓,主要表现为财政负担保持稳定、甚至略有增加,这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国情要求政府增加支出、保障民生、缩小各种差距密切相关。未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日益平衡与协调,社会资本将积极进入更广泛的领域,可以预见,政府财政负担会明显下降,政府行为会更加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