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奥多·阿多诺深刻影响了20世纪西方哲学和社会批判理论。在即将迎来阿多诺诞辰120周年之际,我们应该站在中国立场上,总体评价阿多诺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具体来说,第一,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共同提出关于资本主义的历史哲学元批判,完成了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20世纪转型。第二,阿多诺提出“否定的辩证法”,使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获得了一种影响深远的20世纪新形态。第三,阿多诺对从黑格尔到海德格尔的近现代德国资产阶级哲学主流发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强声。第四,阿多诺提出一种新的哲学美学理论,对现代主义艺术与真理的关系问题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回答。

作为英帝国维持统治的工具,热带医学兴起于1898年,以伦敦和利物浦热带医学院的建立为标志。热带医学的发展与英帝国在扩张时期对热带疾病的防治密切相关。20世纪初,为了防治英属西非殖民地的热带疾病,英国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和医学专家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开展灭蚊行动,进行公共卫生改革,实施住房隔离,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改善了英属西非热带疾病肆虐的状况。1939年,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热带疾病的防治也暂告中止。

隔离措施是应对新出现和重新出现的传染病的重要公共健康举措。18—19世纪英国议会通过一系列隔离法,详细规定了船舶到达英国需要隔离的时间、地点、方式以及对违法者的惩罚。不过,这些法令的成效一直受到质疑,因为隔离措施虽然在应对鼠疫传播时有效,但在应对霍乱及其他传染病时效果不佳,所以从19世纪下半叶起隔离法日益受到诟病,最终被废除。这既有隔离产生的费用、对商业的阻碍等因素的影响,也有隔离法在执行中产生的问题如法令经常变动、惩罚措施过于严厉等原因的作用。当然,最重要的是隔离法日益与英国自由贸易的理念相冲突,英国政府无论采用还是废除船舶隔离法都是医学考量与经济利益之间博弈的结果。

1872年,英国议会通过了食品、饮料和药品修正案,这是英国历史上第一部将食品和药品放在一起管理的法律。这部法律的通过是由多方面的因素促成的,它继承了1860年反食品掺假法和1868年制药法的原则,加大了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进一步明确了执法者的责任,并且使该法的执行具有一定的强制性。1872年法虽然有一些缺陷,导致执行效果不佳,但王座法院根据该法作出的判决却赋予了它新的含义,确立了食品领域的过错推定责任原则,初步改变了英国已经存在了数百年的司法观念。

在传世文献和现代文化人类学视野中,乐舞均被视为文学艺术的源发形式。这一发端的设定,源于原始巫术活动对音乐舞蹈的广泛使用,也源于现代艺术理想对于历史的重建。在中国传世文献中,这一发端是由《尚书·虞夏书》中关于“百兽率舞”等乐舞神迹的记述昭示出来的,因此,对这类神迹的研究,就成为澄清中国艺术史源头并重建其历史进程的关键。从《尚书·虞夏书》看,“百兽率舞”是中国艺术的前礼乐形式,代表了上古乐舞所可达至的艺术高峰;它从巫术向礼乐的递变,为理解中国早期艺术史提供了有序线索,即从“乐与神通”到“乐与政通”;这一乐舞形式与上古圣王体系的关联,则使其被后世视为已逝黄金时代的表象形式,并因此被反复追忆并神圣化,于此,历史的起源就是目标。

祥瑞是先秦两汉学术研究的重要问题。祥瑞基于汉代“天人”观念正式生成,其作为“意象”应释为“天人意象”。从汉代历史看,祥瑞意象全面表现于当时社会的时间、空间、礼仪三个维度:第一,祥瑞意象是汉代时间即历史叙述的主要标识,这使汉代历史具有想象与审美的特点;第二,祥瑞意象在汉代空间经验中既涉及平行维度(都城选址、宫殿命名、结构装饰等),又涉及垂直维度,即通过高台建筑与郊祀诗呈现祥瑞意象在“天”“人”之间的游移性;第三,祥瑞意象贯穿汉代封禅礼过程和朝贡体系,建构了当时社会灵光辉映的天下观念。据此可以看到,一个以祥瑞意象为主题的汉代美学时空最终得以呈现,这不仅有助于汉代美学研究真正成为与其时代精神更相匹配的形式,同时也为洞察魏晋南北朝以及后来美学思想的演变提供了新的线索。

“身体图像”作为一类重要的作品形态,很大程度上体现并代表着艺术家群体的艺术实践风格,中国现代女性艺术家创作的“自画像”受到身体文化隐喻观念的影响,其主体性与身体图像呈现断裂状态;中国当代女性的身体图式则转向“自我图像”,这种图像确立了女性艺术家自知与自治的主体性,内含着“我”与“世界”的交织,然而,女性艺术家在女性个体与人类共性的差异问题上陷入一种悖论式困境,这导致其身体图像表意上的局促;如何将异质性因素纳入身体图像的创制之中,并生成图像文化的普遍价值,是女性艺术家群体面临的挑战。

阿甘本在其“声音伦理”的思想结构中吸收了亚里士多德的“非潜能”概念,并借此开创了抵抗意指性语言装置及其生命权力的另一条道路,同时这也构成了其独特的伦理策略。这一研究进路主要体现在:一是在“失声”的“幼年”实验中搜寻走出语义文化裁剪的有效策略,以倾听“沉默”的方式来阻止“听见”的暴力;二是通过引入“失忆”范畴,阐明了对于某些特殊重大的悲剧性历史事件仅以文字与残缺回忆的方式进行纪念是难以奏效的,语言自身蕴藏的“失忆”功能反而能让人在“声音的沉默”中永久“记住”那些快被遗忘的事件;三是启用了独特的“失踪”概念,通过探讨文本中主体的真正位置与作用,来证明某些普通“主体”虽仅仅是一个偶然且临时的产物,但恰恰因为记录的随意性与暂时性,却使其“沉默的声音”不断为后世所“听见”;四是从宁芙、舞蹈以及摄影等范例性影像方式中寻找“沉默的声音”以及被“遗忘的记忆”,以在词语装置的迷阵里“内爆”出“声音的逃逸线”。

与以往技术革命相比,智能革命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还能依托智能化技术实现“产消合一”;智能制造的本质就是基于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进行精准、高效的供需匹配,实现生产过程的个性化定制,最终以“产消合一”在一定程度上化解无限发展的生产能力与有限消费之间的矛盾,克服生产过剩;“产消合一”在微观、中观、宏观层面都呈现边界模糊、跨界融合的态势,具体表现为拉平产品价值链的“微笑曲线”、逐渐打破企业边界、制造业与服务业相互融合。

技术进步是推动金融业发展与变革、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特别是在数字经济时代,金融科技3.0能够优化金融业资源配置方式、创新金融业支付结算业态、提升信息收集与传递效率、优化金融业风险管理模式以及通过“金融乐高”形式为金融业提供全新可能性。同时,金融科技能够通过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数字产业基础建设来助力我国经济转型。在加强金融科技战略部署、促进金融科技可持续发展的同时,要重视金融科技相关风险管理与防控,建立数字经济时代的金融业监管体系。

“枫桥经验”是在党的领导下根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原创治理经验,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实践特色、时代特色。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系统提炼“枫桥经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作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样板经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典范、基层治理现代化新实践的法治价值,同时,要针对法治社会建设中的痛点、难点、重点,解决“社会规范与法律冲突的难题”以固根本,破解“信访不信法困境”以稳预期,打好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矛盾“组合拳”以利长远,进而彰显“枫桥经验”的理论品格和时代价值,化解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激发社会活力。

高校交叉学科是人类认知发展与社会复杂需求内育外引的产物。高等院校作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三大功能的承担者,是交叉学科教育实践最重要的场域。从系统观出发,基于混沌理论可将高校交叉学科的发展机理解释为三个方面:基于“初值敏感性”,需重视常规学科地位,夯实基础与开拓创新兼顾;基于“非平衡与非线性”,需打破学科发展定势,务实应用与务虚科研兼重;基于“分形与自组织”,需遵循学科建设原则,分科承载与去中心化兼备。对标上述机理,高校交叉学科在教育实践中仍面临课程设计、教研师资、培养方式三个方面的困难,对此,应在教育实践中把握好三重逻辑:以内生逻辑为基,建构课程融合的知识保障;以共生逻辑为纲,促进师资力量的优化整合;以外生逻辑为源,促进与社会资源的良性互动。

自2010年国家大力推进学前教育发展以来,全国家庭学前教育成本分担水平逐步下降。同时,尽管大多数地区家庭成本分担水平下降,但地区间差异却在不断扩大。进一步的分析表明:第一,家庭学前教育成本分担水平呈现出随收入水平的提高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第二,地方政府财力和投入努力程度均与家庭成本分担水平呈负相关关系。第三,来自中央的转移支付对降低家庭成本分担水平有显著作用。第四,增加公办园供给对家庭成本分担水平的影响很可能取决于公办园的供给策略。第五,家庭学前教育成本分担水平呈现出中部地区较重,东部和西部地区较轻的“中部隆起”现象,地方政府财力不足是其中的关键因素。未来的学前教育财政体制改革,需要完善投入机制,增加政府投入,降低家庭成本分担水平;强化省级政府统筹力度,加大中央对中部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缩小地区之间家庭成本分担水平的差异。

社会流动信念是脱贫家庭青少年奋力向上、创造美好生活和实现人生价值的强大内生动力,更是实现我国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为坚定和提升我国脱贫家庭青少年的社会流动信念,通过综述国内外最新文献,本文介绍了社会流动信念的内涵与特征,系统梳理了社会流动信念促进个体发展的积极作用,从而提出社会流动信念对脱贫家庭青少年应对各种潜在风险的保护性作用,并从成长型思维观和身份认同理论视角探讨了社会流动信念的动力机制。为激励社会流动信念以及发挥其促进脱贫家庭青少年发展的重要功能,建议探索社会与家庭系统优化发展以培养社会流动信念的多种有效方法,坚持“志智双扶”整合社会流动信念与应对策略的双驱动发展模式,同时提前预防社会流动信念潜在“双刃剑”的负面效应。

当今社会“物质主义”之风渐盛,作为一种强调拥有物质财富重要性的个体偏好或价值观,对其产生的影响因素和背后机制的探索已成为社会心理学领域关注的重要话题。本研究从状态无聊这一普遍的情绪体验入手,通过三个实验,探究其对物质主义的影响及心理机制。结果发现状态无聊增加物质主义(实验1和实验2),意义寻求起中介作用(实验3)。研究结果为丰富状态无聊研究视角和创新状态无聊操纵范式、以动态视角探讨物质主义成因、重塑对物质主义的认知等提供了实证证据,同时为解释社会现象、提升商品销量、干预极端物质主义提供了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