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进步的新形态。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在三个方面彰显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全新图式”:提升自然要素的生产能力,重塑低碳循环的生产体系,创造技术正义的生产条件,重构了一种超越资本逻辑的可持续生产方式;推动人与自然的交往复归“生命共同体”、个体交往走向“真正的共同体”、世界交往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了超越利己主义的和谐社会关系;把人从物的依赖性中解放出来,提升人们满足真实需要的获得感、享受健康生活的幸福感以及充实闲暇时间的意义感,塑造了超越消费主义的美好生活。

流动性深刻地介入了当代社会生活,叙事学应将物的流动纳入视野,关注其对故事形态的影响。叙事中物的流动不但生产出新的时空场域,助力于讲述的持续与延展,其本身也构成一种相对独立的事件,在一些作品中甚至能看到物对人的嘲弄与摆布。物的流动还可为故事进程注入新的动力,或将事件推向令人惊愕的发展方向,或为人物的行动选择提供更多的可能。叙事在一般人理解中是讲述人物的行动,其实物在时空中流动的同时也在生成自己的故事。

明清笔记书名中的北京称谓,成为管窥都城北京书写的一个独特视角。“京师”“帝京”与“旧京”,“长安”“日下”与“春明”,“天府”“宸垣”与“天咫”,“燕都”“燕京”与“燕台”,这四组北京典型称谓,指向不同,蕴意有别,共同凝结成复杂的都城北京意象。这些称谓,既展现出明清时期北京城的多面性与复杂性,也体现出北京自明代以来波谲云诡的都城命运。从明清笔记书名中的北京称谓,可探究作者个人身份与遭际、特定时局与政局等因素对都城北京书写的影响。

歌诗的“文本化”过程,脱离了动态立体的乐用语境,剥落了“乐本”诗辞之外的其他乐用信息,使得歌诗成为平面、静态、固化的纯文本,造成部分歌诗文本的歧杂和诗义的难解。今本《诗经》中的复杂文本,如一些不整齐的叠咏曲式,可能是歌诗“文本化”不当造成的变异。某些原本属于“变调歌辞”的比兴之辞、章末乱辞、成辞旧调,也在“文本化”过程中被写录成了常态化的文本。作为高度“文本化”结果的今本《诗经》,并不能据以还原周代歌诗生成与歌唱的真实样貌。

在南宋初内忧外患的局势下,高宗选立太祖后裔育于宫中,促成了帝统由太宗一系转归太祖后裔。选立决策对于理解南宋初期政治具有重要意义,它并非高宗个人意愿的体现,而是孟太后和大臣集体意志推动的结果。一方面,自北宋初年便开始流行的“太祖之后当再有天下”的谶语,在靖康之难的冲击下,形成归帝位于太祖后人的群体信念,被高宗君臣视为应答天谴、消弭兵祸的必要举措。另一方面,高宗君臣构建起创业—中兴的话语体系,为新生政权寻求合法性,选立太祖后裔再现了宋太祖“不以私其近属”的公心,被认为是南宋政权重获“天命”的道德根基。

20世纪30-40年代,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和先进知识分子在思想文化领域发起“学术中国化运动”。嵇文甫作为马克思主义早期践行者,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分析了以往文化活动中的不足,并以“学术中国化”为鹄的,将现代化、通俗化、民族化作为“学术中国化”实践的具体路径。其中“现代化”是在总结反思以往文化方向的基础上,提出“中西融合”的文化发展方向;“通俗化”强调发动民众,用学术大众化的方式唤醒民众的抗战意识;“民族化”则是以“现实为本”,结合抗战局势用辩证、发展的眼光看待传统文化。三者互为补充,浑然一体,共同构成了嵇文甫“学术中国化”的思想脉络。

从国家与其所处的社会整体的关系来看,近代政治哲学传统中的国家理论大致可以分为三种进路:以霍布斯、卢梭为代表的传统政治学理论,在自然法和契约论的张力中论证国家和政治秩序的法理基础;以苏格兰启蒙学者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在经济和市民社会的壮大中探索商业社会的国家职能;以黑格尔、李斯特为代表的德国历史哲学理论,在前两者的基础上,试图以国家解决现代性社会转型带来的矛盾问题。这三种进路各自聚焦现代国家的不同侧面,也因而展现出不同的社会观基础,其理论意识都源于如何定位近代社会转型中的国家及其职能的思考。但是,它们都潜在地采用“国家—社会”的二分理论预设,而这一历史前提本身需要被思考,才能更好地把握现代国家的运作机理。马克思、恩格斯奠定的历史唯物主义国家理论超越了这种二分范式,主张在社会结构中对国家进行历史性的考察,实现了国家理论的范式转换。

“效力”是一个贯穿阿尔都塞文本并具有严格和精准的理论功能的概念。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对效力的强调意味着在作为决定性因素的经济基础之外,还要承认上层建筑“相对独立”的效力。按照阿尔都塞的观点,“过度决定”和黑格尔式简单矛盾的区分,恰恰就在于前者应当被视作一个复杂的效力系统。只有从效力的角度出发,我们才能理解意识形态作为观念如何在再生产的过程中发挥功能,以及意识形态在何种意义上具有“物质性”:并非“物质的才是有效力的”,而是“有效力的就是物质的”。借助斯宾诺莎主义的资源,阿尔都塞基于效力概念肯定了意识形态的物质性,也同时呈现出一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化与发展。

在数字经济时代,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获取技术红利,但也对自身经营管理带来新的挑战。本文基于2010—2020年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探讨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内部控制的影响,并分析了代理成本、人力资本在两者之间存在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企业内部控制水平。从机制上看,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企业代理成本,促进企业优化内部控制;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人力资本之间存在的互补效应,进一步提升企业内部控制水平。此外,数字化转型对东部与西部地区企业的内部控制具有更好的促进作用。上述研究结论为数字化背景下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如何完善内部控制提供了有益借鉴。

可持续评价作为一类重要的制度创新成果,能够引导和激励企业践行可持续准则并通过绿色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基于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对以ESG评价为代表的可持续评价之于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渠道机制进行的实证检验发现,ESG表现显著提升了企业绿色创新的数量和质量,并呈现出污染排放异质性和所有权异质性。机制检验结果显示,ESG评价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高管理层绿色发展意识和提高员工创新效率对企业绿色创新产生积极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企业绿色创新的高速发展和高质量发展阶段,ESG表现能显著提升企业的财务绩效。有鉴于此,应加快建立符合国情的ESG信息披露与评价标准体系,并增强国内评级体系与国际主流评级体系的可比性和兼容性;通过财税和绿色金融工具大力支持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鼓励企业从长期战略和公司制度上构建和完善ESG管理机制;加快绿色技术成果转化应用并积极打造行业标杆,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成功模式和经验。

以农业全产业链开发示范区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分析这一政策对县域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研究发现:农业全产业链建设对县域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农业全产业链建设通过提高创业活跃度促进县域产业结构升级。政策的实施效果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房地产、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教育等行业的影响较为明显,同时在我国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影响较为显著。上述研究结论对如何推动县域产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参考。

《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草案的出台及经联合国特设委员会投票通过,是中国、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阵营不懈努力的成果,但仍然面临严峻挑战。中国应当以维护国家主权和照顾发展中国家利益为前提,贯彻打击网络犯罪的基本立场:扩大公约草案所主张的定罪范围和适用犯罪,并进而扩大公约的适用范围及影响力;抵制或限制以“数据控制者模式”为特征的单边取证模式的适用,积极推广我国刑事证据出境审查工作机制,探讨基于数据主权的跨境调取电子数据解决方案。

数据安全治理要确保数据持续处于有效保护与合法利用的状态。数据安全治理应在数据管理安全与数据流通安全两大治理领域中展开,个人信息管理薄弱、数据不当利用与竞争是当前数据安全治理的主要问题,不仅客观上降低了数据保护与利用的整体水平,还严重损害了相关主体的合法权益。鉴于不同类型数据要素面临的安全损害或风险不同,治理方式应有的放矢。经济法理念能够为数据安全治理提供有效的法律理念基础,在实质公平理念下拓宽个人信息保护主体范围及加强个人信息保护主体责任,在有序竞争理念下协调完善企业数据流通的法律规则与自律规则,在风险防范理念下统一公共数据管理与开放规则,以期形成契合现实、协同有效的数据安全法律制度。

乡村教育振兴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基石。如何推进乡村教育振兴是新时期乡村教育改革、乡村振兴的重大战略问题。乡村教育振兴的本质是乡村教育质量的持续提升,是乡村教师、学生、教育设施、教育内容等乡村教育要素的相互融洽状态,集中体现为相互促进与优先发展。乡村教育的功能主要体现为其对乡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人力的支撑和引领作用。乡村教育振兴面临的关键挑战,从内部看主要表现为乡村学校布局优化问题和乡村教师队伍振兴问题,从外部看主要表现为乡村社会与学校教育的相互协同、乡村教育与乡村振兴的相互支撑问题,具体体现为乡村学校布局亟待再优化、教师发展面临三重困境、家庭教育相对匮乏、学校的隔离式发展。基于稳定社会的渐进变革决策理论,乡村教育振兴政策构建的着力点为:健全乡村教育社会支持体系、调整乡村教育资源配置方向、优化乡村小规模学校的布局、统筹乡村教师资源配置政策。

在“二孩家庭”中,父母协同教养因儿童出生顺序产生差异,长子女的父母协同教养质量在次子女出生后先下降后回升,次子女与长子女的父母协同教养存在高相关,证实协同教养指向特定儿童,且家庭子系统间存在相互影响。在父母协同教养的影响因素方面,难养型儿童是父母协同教养的风险因素,父母性别角色信念、婚姻质量均与“二孩家庭”的父母协同教养有关。今后可基于“二孩家庭”父母协同教养的影响因素模型,关注我国生育政策所造成的生育间隔过大在父母协同教养中的作用,从进化心理学视角考虑“二孩家庭”的父亲协同教养,考察亲子依恋、同胞关系、社会支持等其他关系系统对父母协同教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