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挑战与机遇并存。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普遍面临“政策强力驱动,装备不断升级,创新昙花一现,转型多重冲突”的实践局面,具体表现为: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忽视动态实践知识、教学方式缺乏分布式认知、高等教育社会互联共治不足。其根本原因在于传统教育思想难以契合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变革逻辑,已成为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思想阻滞。突破困局的路径在于:第一,发展数字时代的新知识观,重构知识体系,实现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的有机整合;第二,发展数字时代的新教学论,重构人机协同的教学范式,实现教与学的再度整合;第三,发展数字时代的新治理观,重构大学内外部的体制机制。唯有教育思想与教育装备同步更新,才能实现数字化转型从“形似”到“神至”的质变。

中国古代大一统国家形态具有集权化、科层化的特点,其对广土众民的大规模社会的有效统合与长期维系突破了农业时代的组织和技术水平,展现出强大的国家韧性。大一统叙事既是证成古代大一统国家形态正当性的理论体系,也是中国古代大一统国家形态长期维系的观念纽带。大一统叙事形成于两汉官定儒学的意识形态建构,以天下一家的政治叙事、伦理本位的道德叙事和文明延续的历史叙事为稳定的深层结构,为政治、社会和历史发展提供了一个进行描述和价值判断的框架。大一统叙事与大一统国家形态虽然相互交融,但两者也存在着“天下”与“中国”的张力、“家国”与“国家”的张力、“一体”与“多元”的张力以及“延续”与“变革”的张力。正是士大夫群体的存在,大一统叙事的观念体系才与大一统国家形态形成了稳定的耦合机制。在张力与耦合机制的双重作用下,大一统叙事与大一统国家形态形成了积极有为的能动性互动,最终体现为大一统国家形态长期延续的国家韧性。

童年期逆境对儿童和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影响深远。近期研究表明,当环境条件发生显著变化,青春期将是压力系统进行重新校准的另一窗口,为改善逆境青少年的适应性发展及心理健康提供机会。本研究首先回顾了童年期逆境与近期压力共同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实证研究,总结了二者的影响模式及对应理论。其次,基于青春期压力重新校准假说,阐释在青春期压力系统得以动态调整的内在机制。再次,系统梳理了青春期能够作为压力重新校准窗口期的神经生理基础。然后,从环境、遗传、主体、时序四个维度总结了青春期压力重新校准的发生条件。最后,提出未来研究可转向保护视角,利用青春期的窗口,减轻童年期逆境的不利影响,提升青少年心理健康素养。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交汇点,人工智能日益成为驱动教育系统重构的关键力量。教师职业正面临角色重塑的现实转变,教师的人工智能威胁感像是弥散而持续的“技术痒感”,使其体验到吸引与不适并存的情感张力。本文基于社会认同理论,结合认知-情绪-意图框架,提出教师AI威胁感的四类认知根源,包括:群体差异威胁、能力分类威胁、教育关系威胁、价值认同威胁。在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提出三种应对策略:强化协作边界的体制机制建设、营造教师心理安全的信任教育生态、重塑面向人机共同发展的教师专业性,以期为教师AI威胁感的理论内涵与教育实践的不断优化提供思路。

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的核心障碍之一是社会沟通和社会互动。学前教育阶段是帮助许多孤独症儿童未来融入社会乃至迈入普校打下坚实基础的关键时期,其融合教育方式是教康融合的重要一环。孤独症儿童的社交表现与典型发育儿童有区别,且个体差异大。为帮助学前孤独症儿童更好地融入学校学习与集体生活,分级干预模式考虑了孤独症儿童异质性大而需个别化教育的特点,提出在对儿童的能力与需求进行评估的基础上开展针对性的社交技能训练。此外,为更好地推进与落实该模式,建议以儿童的支持需求程度来制定社交目标、采用基于应用行为分析的干预策略、引导典型发育儿童参与同伴支持、提高教师孤独症相关专业的知识和技能以及提升家长对孤独症的认知与了解。

20世纪中国美学话语体系大体经历了由“美学在中国”到“中国美学”之建构历程,而“中国美学”之建构正是探寻中国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中国现代美学家宗白华的美学探索经历了从德国哲学美学到心理学美学再到跨文化艺术美学,最后到中国文化美学的演变过程,在基本美学主张上呈现出从西方现代美学的以“美”为中心的话语体系向着中国本土“文”的话语传统回归的游移趋向。产生这种游移的深层原因在于:宗白华意识到西方现代美学学科成果在面对中国艺术问题时水土不服,而中国美学具有不同于西方美学的独特性。因此,宗白华才得以凝练出“文”和“文心”等古典美学话语,并在中西汇通和激活传统的路径上为建构中国美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范例。

清代皇家诗歌的创作及刊刻虽然呈现出整体繁荣的样貌,但却在道光朝有所改变。御制诗集的刊刻机制于乾隆朝成型,规范了嘉庆、道光两朝的刊刻活动,然而该机制在道光十二年(1832)前后骤然崩解,其原因值得细究。从文学创作角度观察,道光朝御制诗中“协作型创作”的程度远低于嘉庆朝,反映出文本生成模式的转变;从诗集刊刻角度分析,皇子诗歌别集的刊刻缺乏相对统一的规范,且散佚严重,暗示了皇子对别集刊刻的普遍漠视。皇子所作大型组诗与恭和御制诗的规范化、同质化的趋势,反映了这些诗歌创作深受各种先例的约束,本质上具有强烈的“被动性”。清代皇家诗歌存在创作及刊刻机制,揭示了其作为国家文化象征功能的意义,也为今日我们理解清代皇家诗歌在道光朝由盛转衰这一特殊的文学现象提供了关键视角。

北宋一百多年间,宋廷在治理实践中逐渐意识到陂塘兼具灌溉、生态、漕运及防洪等多重功能。北宋前期,鼓励垦荒,古迹陂塘被改造为农田,失去蓄水功能,酿成严重的生态危机。雨涝时,积水浸田,水患频发;旱季时,缺水灌溉,农业减产。宋仁宗时,朝廷开始鼓励兴修陂塘,但落实的效果并不理想。熙宁年间,实施农田水利法,陂塘兴修进入一个高潮。汴河沿岸修筑水塘,促进了稻作农业的发展。元丰年间实施导洛入汴工程,将古索河水注入陂塘,以补济汴河,保障漕运畅通。北宋后期,受政局动荡的影响,陂塘等水利工程时兴时废。北宋时期,京畿地区在生态环境、社会经济诸方面均与京城休戚与共,也最早受惠于朝廷政策,陂塘治理体现出国家主导的浓厚色彩。

甘英出使大秦是中外交流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大秦”之义是中外交流史研究中的一个经典论题。据鱼豢《魏略》、袁宏《后汉纪》和范晔《后汉书》记载,“大秦”为汉朝知识精英对犁靬(或海西,为当时的罗马帝国或其治下某地区)的命名,缘于该国人和中原人体貌相似、血缘相同、文明相近。这一认识最早应来自东汉后期的某文献。百余年来,中外学术界在对“大秦”的认识上,产生了音译说、汉朝知识精英命名说、汉朝知识精英命名与音译结合说和外族命名说四种观点,至今未有定论。本文认为,“大秦”之“秦”来自汉朝知识精英对胡化汉人的一种专有称呼,与历史上秦人出身华夏却浸染胡风的特征有关;“大”意为“强大”;“大秦”即“胡化汉人建立的强国”。虽然将大秦人视为胡化汉人并无真实依据,但这一做法继承了汉朝知识精英以华夷“共同血缘”构建“天下”的思想传统,是一种通过“华夏祖先徙边”的历史书写推进“华夏边缘”的尝试,体现出他们对“天下”更加宏大的思考和构建。

后期霍尔基于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学路径回应西方的多元文化问题。他首先批判旧有文化多元主义框架的本质主义思维,揭示其背后的排斥性权力;接着从新自由主义霸权的建立来理解右翼的文化区隔话语,指出英国左翼政党因顺应新自由主义而无法应对多元文化;最后试图寻求超越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文化政治学,基于文化认同的互构性来建立兼顾差异、平等、统一的新构想。由此,霍尔旨在挑战资本主义的封闭性,以新的想象空间来争取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尽管霍尔对多元文化问题的文化政治学阐释比较深刻,但终究难以仅仅依靠文化政治本身来突破现实利益和权力基础的限制。这启示我们,必须在政治、经济、文化的共同作用中维护社会主义领导权。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关于人的尊严的哲学论证,其能力路径形成三种互构互补的进路:“功能能力论”借宇宙的中介功能确立尊严,“自塑能力论”以“无定形存在”的开放性赋予人类特殊地位,“自由能力论”则将尊严锚定于自由意志与道德理性的实践统一。这三者逐级推进了尊严观念的世俗化转向,冲击了神学等级秩序,既弱化了超验权威对人类价值的绝对统摄,也开启了主体性尊严的研究。尽管以能力论证尊严的逻辑,使尊严沦为需验证的成就属性,而非每个个体作为人的存在应天然地平等拥有的基本权利,并且可能在理论上忽视对“失能者”合法权益的维护,但其对于尊严理念的早期建构凸显了人在宇宙中的独特性,为后世理解人的权利与尊严奠定了理论基础。

数字经济是新兴产业创新的重要驱动力,其快速发展引致推动新兴产业创新的需求机会涌现。一方面,数字经济带来的市场机会窗口通过领先市场、空间差异化和市场边界拓展对新兴产业创新形成驱动;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带来的原始性技术创新需求、成熟技术迭代需求对新兴产业创新形成拉动。数字经济时代推动新兴产业创新的需求机会,按照需求规模和需求异质性可以划分为最优市场机会、两种次优市场机会和劣等市场机会。不同类型需求机会的涌现需要差异化的、匹配性的制度逻辑来催生,形成“制度逻辑→需求机会涌现→企业回应→新兴产业创新”和“制度逻辑→企业注意力→注意需求机会→企业回应→新兴产业创新”的理路。基于制度逻辑视角,应采取针对性的行动策略促使不同类型需求机会涌现,进而推动新兴产业持续创新。

在信贷市场中,信息不对称使得贷款人难以评估借款人的信用风险,从而影响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本文通过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并结合2018年和2019年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公司指数调整,实证检验了ESG激励政策、信息不对称与金融资源错配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在满足分离均衡条件的前提下,ESG激励政策可以有效提升分析师的关注程度和研究报告的受关注水平,减少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进而有效缓解企业面临的金融资源错配问题。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保持可靠。进一步的研究揭示,ESG激励政策在缓解金融资源错配方面的效果呈现出结构性特征,尤其是在民营企业、专注于特定领域的创新企业以及自愿披露ESG信息的企业中,其缓解作用更为突出。本文将ESG的经济影响拓展至金融资源错配领域,为缓解金融资源错配问题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