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具有理论原创性的内生性概念,是从中华大地上生长出来的,是遵循“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产物,而非对西方文明与西方文化的模仿、移植和挪用。其文化形态的创新性主要源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所生成的新质内容,特别是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深刻影响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创新取向,从而为超越西方现代化模式和拓展现代性维度提供了价值参照与内在规定性。与时俱进地提出中国式现代化重大论断,是中国共产党从坚定文化自信迈向文化自强的表征,是党的创新理论升华的思想结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展现。

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提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蕴。从强国建设的战略要义、系统互动的协同要义、倍增发展的质量要义和全球引领的竞争要义四个维度看,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是对强国建设规律的深入洞察和科学总结,是坚持和运用系统观念的生动实践,是对高质量发展内驱动力的深刻把握,是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和全球竞争新态势的有力应对。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新征程中,教育、科技、人才三大体系要同频共振、同心聚力、同向而行,夯实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汇聚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强大动力和合力。

基于对流动和城市初中生的调查数据,本研究考察了不同父母教育参与方式与学生学习投入的线性和非线性关系,并分析了这种关系在两类学生之间的异质性。结果发现:(1)父母在校参与和流动及城市初中生的学习投入均呈正向线性关系;(2)父母密集的在家参与对流动初中生学习投入的积极影响呈递减趋势,但在家参与和城市初中生学习投入呈正向线性关系;(3)父母学业社会化对流动初中生学习投入具有正向线性预测作用,但对城市初中生作用不显著。研究结果揭示了不同父母教育参与方式对流动和城市初中生学习投入作用模式的差异,为父母如何有效参与青少年子女的教育提供了依据。

由训诂通义理,是古代经典阐释的必由之路。朱熹借助择义明理、易字明理、辨句明理、析章明理、联篇明理等多种训诂手段,对他所建构的以《中庸》为理论纲领的新经典体系进行系统阐释,为从传统儒家学说蜕变而来的新儒学思想寻求文本理据支撑。从字到词,从句到篇,再到跨文本的大语境,朱熹都能精心经营、巧妙阐释,通过体系化的训诂机制,进一步深化了“训诂、义理相为表里”这一命题的内涵。

寓言是中国古代经典而源远流长的修辞话语之一,以托讽取譬的修辞方式广泛参与汉语语篇范式的建构。近代以来的寓言研究,由于沿用西方寓言体裁观,以及囿于传统的经学、史学视角与文章学理路,长期忽略了其独特的修辞特质。基于自建的语料库,从194部子书、史传、笔记、文集和诗集中选取1046条寓言语料作为分析对象,通过模型分析与案例阐释,可以得出古典寓言环譬成训、假象托理以及连类指本的语篇建构模式,以及隐教述志的功能。中国古代寓言含蕴的丰富性正体现在它的语篇修辞特质中,是其至今具有旺盛生命力的原因所在。故而,从修辞特性之本质出发解释寓言,有助于对古典寓言进行自主定位和深度阐发。

“疏解语言障碍”(训)和“阐发义理思想”(理)是经学训诂的两大功能要素。以《毛传》为代表的《诗经》汉学将义理阐发融于字词训释之中,属于“训理合一”模式;而以朱熹《诗集传》为代表的《诗经》宋学则多将字词训释中的义理说解功能向外疏解,交由其他模块承担,属于“训理分离”模式。究其内因,文本语境与文化语境的不同突显选择是重要影响因素。清儒沿着具有分析性特征的“训理分离”模式走向更远,为章太炎“中国语言文字学”的创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东方国家对外交往的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形式复杂多样,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横亘东方历史若干世纪的丝绸之路,不仅是东方外交史的重要内容,也是人类文明交往史的重要内容。东方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开辟时间早,涉及范围广,凝聚了人类的智慧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社会发展需要不断地从历史经验中获得进步的力量。丝绸之路是东西方联系的桥梁与纽带,是多向的路径,向未来发展延伸,不断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开展东方外交史视野下的丝绸之路研究,是丝绸之路研究在具体行动上的深入展开。

中唐时代,随着选官与任官制度渐趋成熟,通过科举晋身的官僚萃聚都城,长安为其日常生活提供了舞台。城市的运转与文人官僚的生活息息相关。首先,城市发展格局影响到居住其中的人群。隋及唐前期,都城严格意义上不存在分区,高、武时期政治中心自太极宫向大明宫转移以后,街东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政治导向性的空间定位变化对官僚的活动产生影响。同时,官僚的居住与交游又反过来对长安各区块的文化格局与社会功能产生重塑,形成街东的中部、南部,街西等文化汇集区。这一交互作用,可作为观察唐宋之际城市社会转型的切入点。借助代表性文官张籍与白居易跨越朱雀大街展开交游的案例,可观察九世纪中国都城内部分区现象的诞生,解读其背后的政治与社会文化内涵。

《十道图》是唐代行政地理著作,服务于中央集权国家对地方的治理。铨选改革使州县等第嵌入吏部注拟体系。唐代后期,著录州县等第的《十道图》与《循资格》《长定格》一起成为吏部格文;五代至北宋前期,该书著录的县望等次一直是中央官府的行政依据。宋代《九域图》《元丰九域志》《九域志》都以《十道图》为蓝本编纂而成,在编纂原则、结构体例以及记载州县等第服务行政等方面,与《十道图》一脉相承。记载州县等第是《十道图》《九域图志》行政功能的关键。探讨《十道图》《九域图志》等行政地理志书的发展演变,对于唐宋时期州县治理、铨选改革等相关研究有重要的意义。

面对晚期资本主义危机与异化加剧的状况,列斐伏尔立足历史唯物主义,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下,将马克思基于商品生产的生产关系批判转向空间生产批判。通过对当代空间异质问题的发掘,他自觉地建构起以空间生产实践为理论根基、“抽象的具体”为方法论原则的空间辩证法之三维图景:由“矛盾空间”衍生出来的乌托邦式的“差异空间”,对以“抽象空间”为表征的资本生产与再生产关系的终结;由此,既揭示了资本“抽象空间”的统治所导致的空间拜物教,又描绘出扬弃抽象空间迈向差异空间的可能性。从而,列斐伏尔的空间辩证法开启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拓展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向度,对当代空间问题研究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但由于他的空间辩证法过于强调空间维度与乌托邦构想,一定程度上造成对辩证法的封闭,难以凸显辩证法的革命性和彻底性。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关于卢梭未能区分公意(volonté générale)和众意(volonté de tous)的批评,一向被认为是对卢梭的误读,有言过其实之嫌。不过,鉴于卢梭式“公意”的核心特质在于以普遍利益和共同善为希求对象,这势必要求与之相应的意志主体不能仅仅表现为中性的希求能力,而且应当具备规范性的认知维度。更进一步的问题在于,意志主体如何才能获得这样的规范性维度？黑格尔认为,意志的这种规范性维度只能是内生的,只有经由市民社会对“市民”的陶冶逐步发展而来,而不能像卢梭的国家对待“公民”那样,借助签订契约或外在教化,直接获得一种外铄的规范性。据此,我们有理由推论出黑格尔和卢梭的真正分歧,在于是否承认市民社会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不仅必须存在于国家之外,而且构成了国家的基础。

制造业就业乘数效应是经济学相关领域的前沿基础性议题,就业乘数变化是人口与经济结构和发展阶段转变的重要反映。本文使用中国人口普查分县数据估计了2000—2020年制造业对本地服务业就业的长期乘数效应。研究发现,2000—2020年总体制造业就业乘数为0.59,但呈现出典型的阶段性特征与转折性变化,2000—2010年制造业就业乘数达到0.62,2010—2020年已没有显著的就业乘数效应。第一个十年中,制造业对生活性服务业就业乘数较强,对生产性服务业和公共性服务业就业乘数较弱。第二个十年中,制造业对生活性服务业就业甚至产生了一定的挤出效应。制造业就业乘数效应的转折性变化反映出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深刻转变,与中国人口、劳动力市场和经济发展阶段转变具有同步性,也反映出中国经济发展历程的独特性。持续观察制造业就业乘数效应,有助于理解中国人口与经济结构和发展阶段快速转变的过程,更好地把握人口与经济新常态下的区域、产业发展战略与宏观经济政策。

基于2013—2021年中国1874个县域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非线性中介效应模型等方法,对产业融合之于县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的研究发现:第一,县域产业融合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显著的U型非线性影响,即在产业融合水平较低时,产业融合有助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当产业融合水平较高时,会加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但是目前我国大部分县域尚未跨越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拐点。第二,机制分析表明,县域产业融合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推进城镇化双重机制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第三,长期效应分析表明,县域产业融合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第二个拐点,即更高水平的县域产业融合能够进一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上述研究结论意味着,政府应根据县域产业发展特点,加强基础设施与制度建设,有序推进县域产业融合发展,以有效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数字生产方式盛行发展,新质生产力和新型生产关系加速培育构建。新质生产力驱动技术创新引领下的产业重塑与劳动力素质跃升,新型生产关系推动生产资料优化配置、生产过程智能化管理以及生产成果共享共赢,为高质量充分就业奠定了坚实基础。数字乡村、智慧城市与数字政府三大领域的数实深度融合实践,开创了数字经济发展的中国范式,对推动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产生深远影响。现阶段,数实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充分就业还面临劳动技能迭代滞后市场需求变化、中小企业数实融合壁垒高筑难破、四链融合的创新运行机制尚未形成、劳动力资源供需匹配效率亟待提升和重点群体权益保障仍属薄弱环节等问题。有鉴于此,在个体层面应转变就业观念,培育终身学习理念,加速提升数字技能;在企业层面应突破融合壁垒,降低数实融合门槛,助力中小企业转型;在产业层面应推动四链协同,健全四链融合机制,赋能产业创新发展;在市场层面应优化资源配置,提升供需匹配效率,促进就业市场繁荣;在政府层面应筑牢民生底线,强化重点群体服务,完善权益保障体系。

工业行业作为碳减排的主战场,是中国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抓手,而能源成本是促进其节能减排的重要因素。文章基于用能结构和能源价格加权折算出各工业行业的能源成本,实证研究了能源成本对工业行业碳减排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能源成本上升会显著降低工业行业碳排放总量和碳排放强度,该结论在进行了外生冲击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显示,能源成本上升一方面会诱发工业行业技术创新,从而提高用能效率,在生产过程中降低工业行业碳排放;另一方面会促进工业行业智能化转型,从而优化用能结构,在用能源头上降低工业行业碳排放。异质性分析表明,能源成本在劳动力密集型、高贸易暴露和低创新行业中的碳减排效应更强。有鉴于此,应加快推动能源市场化改革,基于行业特征因地制宜引导工业企业提升用能效率和优化用能结构,有效发挥能源成本对工业行业的碳减排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