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怎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时代课题,堪称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论”。其核心要义包括四个方面:一是界定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科学内涵,即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二是指明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路径,即必须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三是明确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领导力量,即中国共产党。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四是擘画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从大历史观揭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性,并从战略上全面部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愿景目标。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数字技术创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产业化发展、产业数字化转型、数字经济规模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主要得益于党和国家对数字经济发展的顶层设计与超前布局、国家创新驱动战略的持续推动、“放管服”改革的不断深化以及各地区开展的数字经济“大比拼”。按照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关于“加快发展数字经济”的战略任务,未来我国仍需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加强数实融合、消弭数字鸿沟、探索包容审慎监管体制等方面持续发力。

从“大汉语”的角度考察汉语百年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存在普通话、台港澳国语与海外华语三条发展线索,今后会在趋同与存异这两个趋势下进一步发展。趋同即为“融合”,结果是造成各地的差异成分不断减少、共同部分不断增加;存异则是各个变体在趋同发展的同时,会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独有个性,维护其作为“变体”的基本特征。新的百年现代汉语的研究首先应解决“做什么”与“怎样做”的问题,要在研究观念的更新发展与研究内容的拓展加深两方面做出更多、更大的努力。

在汉语词汇双音化的过程中,词义如何传承与发展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以正语素均来自上古汉语的7390个偏正双音复合词为研究对象,追寻它们的造词理据,可以探讨汉语词义传承与发展的机制。根据偏语素造词时发挥的功能,偏正双音复合词可以分为四种类型:语义析出、语义分化、语义统括和语义描绘。这四种类型带有汉语母语者对汉语词义及其内在语义结构的深刻理解,在传承义位、分化义位、区别词汇、统括下位词、描绘语义等方面各有作用,以经济化的区别手段实现语义明晰化的目的,解决了汉语词汇在单音造词阶段“单不足以喻”的困境,推动汉语词汇系统由单音格局向双音格局成功转型。

上古汉语中,有三种结构中的“无”用法特殊:句子谓语动词前的“无”;形容词前构成“无竞”“无”“无赢”的“无”;虚词 “无乃”“无亦”“无宁”中的“无”。前人对这三种结构中的“无”没有统一的意见,也没有从语义演变或虚化的角度讨论过这些“无”间的关系。上述“无”的不同用法其实具有内在语义上的一致性。第一种结构中的“无”是表频仍义的频率副词,与其词源意义有关;由频仍义引申为“重、再”义,所以第二种结构中的“无”是双音实词结构中表数量持续增加或状态延伸的语素;第三种结构中的“无”是基于反复出现的历史经验和自然规律表推测、判定语气的语素。这三种用法中“无”的意义是层层虚化的,同时由“无”组成的双音结构也变得越来越凝固。

经学是中国古代儒学的基本表现形式,围绕着经学形成了中国独有的解释学。中国古代经学解释的主要目标围绕着“道”而进行,其中基于现实国家治理的“治道”是其解释的基本诉求。在古代,基于“治道”的不同建构而形成了汉、宋两种经学解释的类型,统治者们都想借此建立基于话语权力的文化认同,从而为政治统治提供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思想与方法。与此同时,儒经本身也是古代天道人事的承载,具有超越性与普遍性。所以,古代经学解释体现出了语言与意义、主体与客体、知识与道德、主观与客观、天道与人事、内圣与外王、历史与现实等等多种二元性或曰二重性。虽然如此,古代解释者注重通过经学解释的张力来化解这些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关系,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了经学的现实价值。

“大一统”是秦汉以降中国历代王朝遵循的治国观念,疆域统一成为“大一统”的重要元素。清朝的疆域“大一统”观展现出迥异于以往历代的不同特点,其核心要义旨在反复重申疆域超越以往历代,兼具规模之广大,获取之德性,实体之清晰三重要素;其价值功能在于淡化了传统的边疆“夷狄”观,重塑起中外有别的新“四夷”观,从而实现了族群融合,客观上解构了沿袭千年的“华夷之辨”思维;其根本目的则是要为清朝立国的“正统”合法性服务,为此,清朝确立起凭疆域即可为“正统”的惟一评价体系,实现了“大一统”与“正统”的合一。

长沙走马楼吴简中,“右某家口食”类户籍簿的里计简由两部分内容组成,先统计一里的现有户数和男女口数,再按照人户身分,分门别类地统计该里人户。官府编制此类籍簿的目的是著录并统计一里的所有户口,而非记载役龄男子的服役情况,其性质与派役簿无关。从东汉同类户口簿标有“卒”、“甲卒”等注记以及孙吴时期仍保留征收“更”钱的记载看,孙吴“凡口若干”类户籍簿具有征发口算赋与徭役的功能。与“凡口若干”类户籍簿相比,“右某家口食”类户籍簿更具有基础台帐的性质。

语言“基因进化”解释将认知内化于人脑,忽略了语言进化过程中大脑内部与外部的协调互动作用。认知科学相关领域的最新实证研究,在消解语言基因进化解释核心假说的同时,为新的语言“文化进化”解释提供了证据支持。文化进化解释以外部选择压力与内部进化适应、神经发育与文化发展、自我驯化与语言进化等三个维度的互动,揭示了语言结构的文化进化过程及其内在机制,充分契合了认知科学观的转换,为语言进化的神经生物学研究开辟了新的方法论路径。

当下的司法改革致力于通过隔断法官庭审前与卷宗的联系渠道来实现庭审实质化,但实践证明,此种进路的改革削弱了卷宗对于法官判断的全面支撑,导致庭审混乱并损及庭审效能;鉴于阅卷式裁判的制度惯性,更为可行的路径是去改造卷宗,并通过加强案卷移送尝试将阅卷式裁判与庭审实质化进行调和,在强化卷宗对抗性的基础上提高法官阅卷的全面性,进而实现庭审实质化的目标。为此需要落实追诉机关全面收集证据的责任,保障律师意见及其他辩护材料全面附入卷宗,借助于卷宗的公开与责任属性强化辩护权的保障,使法官聚焦案件争点,提高庭审效率。

在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时代背景下,重视老年心理健康跃然成为健康中国行动之一。本文整合生命历程视角和生态系统理论,系统建构了生命历程-生态系统观模型,全面揭示了影响老年心理健康的个体、家庭、社区、社会等生态因素,以及退休、丧偶失独、老年人口流动等重要生命历程事件,将老年心理健康视为贯穿生命始终的事件经历与生态系统之间互相作用的动态过程。采用元分析技术初步验证了正常老年群体中该模型的适切性,并提供了特殊老年群体的证据;进一步,从干预理论与实践视角入手,对模型进行了检验、论证,并立足该模型,明确提出了未来老年心理健康的研究趋势,以期实现全周期维护老年心理健康,全方位干预影响老年心理健康因素,全社会共建老年心理健康支持环境的目标。

教师是校园欺凌预防与干预的中坚力量,帮助教师建构适当角色是校园欺凌防治工作有效实施的关键。在梳理国内外的相关政策与干预项目先进经验的基础上,依据特纳的过程角色理论的主要观点,本文提出教师在校园欺凌防治工作中应承担关怀者、学习者、参与管理者、预防干预者、互动者等角色。同时,分析了我国在校园欺凌预防与干预中影响教师角色建构的障碍性因素,包括政策期待与现实期望冲突、“校园欺凌”概念存在混淆与泛化、治理目标与方案可操作性不强等社会因素,以及教师认知不足、动机不强等个体因素。在此基础上,从社会和教师个体两个层面提出了校园欺凌预防与干预中教师角色建构的针对性策略,包括厘清校园欺凌的概念,构建有效治理机制,细化各参与主体职责,帮助教师形成正确认知、提升动力、提高能力等。

孤独症谱系障碍的患病率逐年上升,成为当前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议题。孤独症人士因年龄及症状程度呈现不同的特点,其教育安置面临不同的问题与挑战:主要包括学龄前儿童的干预密度问题、学龄儿童的融合教育挑战、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以及向成年期过渡的困境。由于以上问题的特殊性,孤独症人士的教育安置与其他残障人士相比有明显的区别,也更为复杂。英国的孤独症教育安置政策与法案较为明确,为孤独症儿童、青少年和成年群体的成长与发展提供了较为充分的支持。借鉴英国在孤独症教育安置政策制定与实践方面的经验,我们可以从家庭、学校、多团队介入和转衔期支持几个方面思考我国的孤独症教育安置政策,推进我国扶残、助残事业的发展。

从高等教育对外开放影响高等学校创新的理论逻辑看,研发投入、研发主体以及跨区域的知识流动是影响高校创新行为的核心因素。高校通过中外合作办学、来华留学教育以及国际学术交流等途径扩大对外开放,能够有效加大高校的研发投入,提升人力资本,推动知识交流和互动,促进高校创新水平提升。基于教育部直属高校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在实践中,我国高等教育的对外开放的确促进了高校创新,且这一创新促进效应存在高校间的异质性;高等教育对外开放主要是通过加大研发投入、提高人力资本以及促进知识交流与互动等机制促进了高校创新。

作为实用主义哲学家,皮尔士围绕信念的认识论、方法论以及真信念论方面进行了丰富的哲学论述。在皮尔士看来,人们可以通过内心感受和外部行动感知信念,通过信念所能产生的效果澄清该信念的内涵和意义;信念的确立要通过探究模式、科学的方法和逻辑推理三者紧密结合;真信念是共同体持续探究的目标、以彻底符合实在为依据、具有不可击败性。皮尔士的信念理论带有实用主义哲学不可避免的理论缺陷,但同时对于回答当代我国理想信念教育中关于信念究竟能不能教、教什么以及怎样教才能坚定青少年的理想信念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