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021, Vol. 0 ›› Issue (2): 82-96.
张昭军1,2
ZHANG Zhaojun1,2
摘要: 近代新史学的主流是变革论和冲突论。无论现代化范式还是革命史范式,均以现代性为中心,视古与今、中与西的矛盾冲突为主要方面。与此不同,作为抗战时期经世史学的代表作,钱穆所著《国史大纲》以历史思维回答现实问题,力主维护和衍续中国历史传统,也产生了较大社会反响。这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该书独特的学术理路。其一,以文化为本位观察中国历史:中国的生命活力在文化,当下的中国仍需在发扬固有文化传统的前提下寻求突破。其二,从会通的角度解释中国历史:中国因融和而壮大,因贯通而持久,所恃的是文化而非武力,当下的中国仍处于融会外来文化而发展壮大的进程中。《国史大纲》一反“中国停滞论”、“专制论”、“封建论”等说法,展示了中国重统一、尚和平、不断趋于平等化的传统,激发了国人的爱国挚意,坚定了国人抗战必胜的信念。该书解决问题的理路,于今人不乏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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