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组织四篇文章,以笔谈方式讨论《巴黎笔记》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内在关联。这四篇文章是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MEGA2研究小组的最新研究成果,立足MEGA2的文本学解读,重新审视了青年马克思第一次经济学研究时写下的《巴黎笔记》与著名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文献和逻辑关系。文章不仅考察了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双重理论逻辑——异化逻辑和对象化逻辑——的内在关联,也审视了《穆勒笔记》异化逻辑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劳动异化理论的差异和关联,并且透视出青年马克思人本学劳动理论逻辑中更深的理论背景——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否定辩证法构式。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教育价值观,坚持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建设社会主义为教育的目的,逐步形成了全面发展的人才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观,培养“四有”好老师的教师观,改革创新的科学发展观等系列思想。当下,我们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教育工作者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铸魂育人、立德树人,为实现教育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更大贡献。

“三农”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要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普遍概念。“三农教育”目前虽然不是普遍概念,但它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基础,也很有必要成为普遍概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始终重视“三农”及其教育问题,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人民为中心,根据中国革命和建设不同阶段的实际,形成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基础性和指导性意义的丰富的农村教育、农民教育和农业教育思想及其成功教育实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三农教育”主要是争取和落实农民的平等受教育权,宣传革命思想和培养革命干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初期的“三农教育”是全面开创史无前例的教育根本制度和崭新实践。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农教育”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城镇化不断发展条件下,为实现小康目标,积极实施“普九”教育和农业教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三农教育”是在大力推进优先发展农村教育和城乡一体化发展基础上,积极推进城乡教育融合发展的中国特色世界先进水平的教育现代化。

采用中小学教师工作特征问卷中的工作资源分问卷、中小学教师职业倦怠问卷和中文版Utrecht工作投入量表对799名中小学教师进行测查,基于职业心理健康的视角,通过因素分析探讨教师工作资源的分类,并考察不同类别的工作资源对教师职业倦怠和工作投入的影响。结果发现:(1)组织支持、同事支持和硬件条件等工作资源,能够正向预测工作投入,但对情绪衰竭和非人性化没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可称为“激励型资源”;(2)自主控制和工作意义等工作资源,既能够负向预测情绪衰竭和非人性化,又能够正向预测工作投入,可称为“成长型资源”;(3)工作回报等工作资源,能够负向预测情绪衰竭,但对工作投入和非人性化没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可称为“保健型资源”。据此,在教师激励过程中,应大力挖掘成长型资源,有效开发激励型资源,合理利用保健型资源。

创新是驱动我国经济平稳、快速发展的重要力量,因而作为创新活动主体的企业家,其创新能力的发展与提升已经受到了广泛的重视。为了更好地理解企业家创新能力的基本特征,本研究聚焦于在商业领域取得杰出成就的创业型民营企业家的创造性,并采用扎根理论的分析方法得出创业型民营企业家创造性结构由创造性基础素养、创造性领域技能、个性与品德、创造性驱动四个维度构成;“坚持性”和德行修为是创业型民营企业家最重要的创造性特征;多元的环境因素影响着创业型民营企业家创造性的产生与发展。因此,培养企业家创新能力的关键在于从复杂多变的环境中认识企业家创造力的发展与变化模式,同时从个人与社会联系的角度出发去促进企业家内在创造力的提升。

“父亲”及父子关系问题,在任何文化传统中都体现着多重的文化象征意味,并关乎我们的信仰。鲁迅通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文章提出以“亲情之爱”取代传统“恩威”观念,以现代意义的“父道”规范取代封建主义“孝道”的文化启蒙主张。鲁迅对“理想父亲”的建构及其对“精神之父”的上下求索,可视为其毕生追求心灵成长及探索客观真理的一种文化心理隐喻。鲁迅试图在“强父”、“强子女”、“强家庭”与“强社会”、“强国家”之间建立起一种良性循环机制,构建现代意义的“父道”典范,这对当今中国的文化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

韩愈是中国文学史、文化史上的宗匠巨擘。历代学者在韩愈作品上用力甚勤,积累了丰厚的经验,从中可以提炼出对于古代文学作品整理与研究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和方法。今以韩愈诗为例,千年学术史里涌动着学术思想变革与学术方法创新的潜流,诸如典故注释之边界,标点方案之拓殖,“以本事系年”之策略等等,有待充分阐证和系统总结。在此基础上,还可以探求古代文学研究与数字人文的对话契机,避免疏离冷峻的对象化言说和裹挟包办式的单向度建构,推动“数字”与“人文”的交互赋能,以期真正实现人文学术研究的观念迭代与方法创新,促进古代文学学术遗产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秦始皇陵以“水银”为“大海”的设计,体现了这位帝王对海上世界的向往,也可以看作当时海洋探索与早期海洋学成就的标志之一。秦始皇多次出巡海滨,并有“梦与海神战”以及以连弩射杀巨鱼的经历。正是在这一行为之后,他即走向人生的终点;而还葬骊山途中,又有“鲍鱼”故事。秦始皇对海洋的关注,起初谓“东抚东土,以省卒士;其事大毕,乃临于海”,但随后则受到燕齐海上方士神仙学说的强烈影响。地宫中“水银为海”的象征意义,亦可与仙化追求相联系。关注秦宫苑“海池”的存在,考察秦始皇陵地宫的海洋文化元素,应当有助于深化对中国海洋学史的认识。

近代中华民族自觉是历史的概念,需将之置于近代历史发展进程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五四后的20年间,中华民族自觉渐趋深化:国共合作领导的国民革命,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解放”的奋斗目标;九·一八后国难当头,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揭出了“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共同体坚定的民族信念,便是其最重要的表征。国共关系的演变对时局发展起了关键性的制约作用,与此同时,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既已自觉,同样深刻地制约了国共两党关系的发展。换言之,中华民族追求自身解放,是民族的自觉,也是民族的大义,更是最大的民意,故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明晰此意,对于国共之所以能两度合作,以及抗战胜利后内战重起,国民党终归于失败,乃历史的必然,思过半矣。

新文化运动期间,“汉字改革”的话题在《新青年》上保持了持续热度,用罗马字母创制独立的汉语拼音文字,成为一些新文化人的理想预案。新文化运动之后,伴随着国语运动的进一步展开,一方面出现了若干有利于创制汉语罗马字母拼音文字的现实语言条件,另一方面官方的参与也为有志于此项事业的学者提供了人事平台,从而最终促成了国语罗马字方案的面世。国民政府时期,国语罗马字以承认注音字母地位为前提最终实现了合法化,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个被官方认可的罗马字母汉语注音方案。尽管注音字母的存在限制了国语罗马字发挥作用的空间,但1949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制定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汉语拼音方案》,在技术和功能定位上与国语罗马字方案存在明显的历史继承性,这在某种程度上亦间接印证了其现代性和合理性。

教育扩张对于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长远的意义。以往的研究往往忽略了教育扩张的外部性及其对劳动参与率的挤出作用。将这两个因素纳入到增长模型,理论和计量分析表明:(1)教育扩张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和技术外溢,促进劳动力人均产出的增长。(2)教育扩张降低了劳动参与率,使其与总人口人均收入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当前我国教育扩张水平距离拐点较远,教育扩张将持续促进总人口人均收入的增长。(3)宏观教育收益率越大、人口增长率越低、退休年龄越高,教育扩张对总人口人均收入的提升作用也越大。在当前我国生育率下降、退休年龄可能延迟的背景下,应当继续实行教育扩张政策。

本文探讨了新时期技术进步的性质,在此基础上研究了这一性质的技术进步与技能工资差距的关系,并通过采用中国企业雇主—雇员匹配调查数据,运用OLS和处理效应模型对二者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新时期的技术进步为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该类型技术进步影响高低技能劳动者工资差距的渠道,主要是通过改变高低技能劳动者的相对数量和生产率而形成的。2.如果企业中存在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会对高低技能劳动者都存在工资溢价,但溢价程度不同。实证结果表明高低技能劳动者小时工资收入差距扩大了5.94%。3.异质性分析发现,技术进步增大了有限责任公司、缩小了私营企业员工的技能工资差距。这主要与企业规模、目标、劳动力需求结构等因素有关。总之,工资差距的产生存在一定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在政策上需要加强低技能员工的职业技能培训,以应对新技术革命给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