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之初,中国现代化的乘数效应得以形成并显现出来。中国现代化的乘数效应之所以能够形成,主要原因在于:民众基于美好生活目标的辛勤劳作;极为重视物质生产基础和人才队伍的建设;流动空间和流动渠道得以大面积大幅度地扩展;政府强有力的推动。中国现代化的乘数效应从一个重要方面不但有效地推动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方方面面初步整合成为一个有机整体,为现代化建设蓄积了巨大的势能,大幅度提升了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而且有效地保障了中国社会的安全运行。这一切,促成了中国现代化建设整体上的升级换代,进而跃升到一个全新的阶段。为有效应对现代化乘数效应的隐患并确保中国现代化进程健康和持续的推进,应当特别注意: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水准形成一个清醒的准确判断;注重打牢完整的制造业生产体系的根基;注重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

唯物史观价值取向当代建构的一个重要前提是确定其建构路径,这一建构路径一要体现在唯物史观变革内容上,阐明唯物史观对历史上优秀价值观念的继承和发展;二要体现在唯物史观历史演变上,阐明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价值取向在唯物史观演变过程中其地位和作用的变化;三要体现在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的建构中,将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价值取向确立为唯物史观理论的基本价值维度。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我国高校教师尤其是高层次人才和普通教师之间的工资差距越发突显。利用我国部分高校教师工资大规模调查数据,基于高校教师工资决定的个体、学科、制度三因素分析获得如下研究发现:高校教师工龄津贴和年底奖励性绩效工资差异程度高;基础性绩效和年底奖励性绩效是造成工资差异的主要构成要素,而基本工资和津贴份额的增加可以减少教师年总工资差异;有无人才称号、职称等级是对高校教师月应发工资差异贡献率最大的两个因素,教师工作绩效对年总工资差异的贡献率最大;学科因素对教师工资差异的贡献率较小,并且其影响在不同地区存在差异;高校所在地区和院校层次对教师工资差异的贡献率较大。基于对高校教师工资差距的实证研究,提出以下四点政策建议:优化高校教师工资结构,适当提高教师基本工资占比;建立与人力资本增值相符的工龄津贴制度和适应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租房补贴和公积金制度;将能力和工作绩效而非头衔符号作为学术劳动力市场赋薪最核心的准则,将高层次人才与普通教师工资差距确定在合理范围之内;建立全国高校劳动力市场薪酬调查和监管制度。

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十四五”时期职业教育改革的核心任务。近年来,高等职业教育的法治保障更加健全、类型教育定位逐渐明确、制度框架不断完善、服务发展能力不断增强,为迈向高质量发展夯实了法规基础、实践基础、治理基础和能力基础。但是,面对新使命新要求,高等职业教育在定位布局、体制机制、培养模式、队伍建设、投入保障等方面仍存在短板和堵点。推动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凸显类型教育特色,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布局;完善办学体制机制,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职教;加快产教深度融合,创新校企协同育人模式;扩大优质资源供给,统筹推进教师、教材、教法改革;加大多方投入力度,加快高等职业教育现代化建设。

职业教育因其直面劳动力市场和经济社会发展而备受关注,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水平决定着其自身功能发挥程度和价值体现高度。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时代,准确把握现代职业教育体现在自由和理性两个层面上融合统一的现代属性本质,科学认识职业教育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尊重现代职业教育的人文价值追求,坚守职业教育的育人本色,遵循恰当的工具理性决策取向,进而达成职业教育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有利于积极推动现代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有利于充分发挥职业教育独特的类型作用。

中国早期经典的作者问题非常复杂,或没有具体作者,或作者记载模糊不确,或职业通称与作者别称混淆,或群体著述以个体方式署名。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一是源自中国早期的书写制度和撰述传统与后世有异,二是因为其时作者的个体著述意识尚未成熟。这本身就是中国早期独特的文化现象,需要我们有充分的认识,抛弃后世的作者观,将经典生成的复杂性与作者的多元性相结合,建立一个符合中国早期经典生成实际的动态作者观,揭示其在经典生成和中华文化建构中所扮演的角色与存在的意义。

民间文艺中的文人形象常庄谐并重,且谐胜于庄。从宋杂剧的“酸”剧、“哮”剧,到元杂剧中的“风魔书生”,再到明清小说笔记中各类“酸腐文人”,诙谐书生形象一脉相承。此类形象最初只是缘于某个文人的滑稽个性,在唐代民间文艺中突破了现实形象的限定,被赋予诙谐、滑稽的艺术性格,至宋金时期确立了形象类型。单元化的短剧形态推动杂剧的诙谐片段和戏剧方式融入其他民间文艺类型中,形成了一个借助口传戏剧向书面文学发展的传播路径。这一形象的生成体现了人们对喜乐生活和精神愉悦的追求,也折射出民间文艺创作功能性与形象类型化相碰撞所产生的艺术创造力,由民间文化进入文人书写的过程中不断提升形象品格,成为兼具审美意趣和文化价值的形象类型。

屈威廉生活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60年代,见证了英国城市化和传统社会结构被削弱的现实。他对乡村保护的必要性有着系统的思考认知,这集中体现在他于1929年提出“我们为什么应该拯救英格兰？”这一问题和对它的解答中。在他看来,拯救英格兰意味着至少要保留它的一些自然美景,“但这不只是甚至主要不是关乎钱的事情,而是关系到全体人民的幸福和心灵健康的大问题”,也是为了“培养国民的历史意识”并传承英国的历史和文化。出于对自然美景重要意义的认知以及对自然美景丧失后果的担忧,屈威廉在有生之年积极投身乡村保护事业,在国民信托基金会的相关事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屈威廉及其同时代人以公众和未来为旨归,从“现代发展的冷酷犁头”下挽救了许许多多的自然美景和名胜古迹,由此反映了其所属的贵族阶层在现代社会角色的变化以及英国乡村自然美景在城市化时代作用的转型。屈威廉在投身乡村保护的过程中,对于自然本身及其与人类关系的认知有一种从人类中心视角向生态整体认知的推进。屈威廉的乡村保护事业在英国环境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在强调可持续发展的当代具有世界性意义。

国内外学者从经济学角度对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滞胀危机给予了多种解释,但鲜有人考虑同期美国严格的环境管制对价格和通货膨胀的影响。根据环境经济学理论,透过大量原始档案文献,可以发现环境管制的成本最终通过价格上涨的形式传递给了普通消费者,相关产品和服务价格的上涨是诱发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坚持环境史的史学本位前提下,借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开展跨学科研究,求得惯常历史叙事的新解,既是环境史研究经济转向的表现,也可以实现科学与人文的弥合,进而从史学研究的本体、认知、方法和层级等方面推进环境史的创新。当然,更重要的是揭示国家宏观环境战略的向下延伸与微观层面环境公共政策经中观向宏观的复杂反馈。事实上,宏观政策并非原封不动地自上层传递到下层,微观执行层面也有着自身的权变与因应。环境史的经济转向不仅有利于挖掘历史要素层累嬗变的内在机制,丰富历史的面相与内涵,而且有利于揭示环境-经济-社会之间复杂的协同演进关系,服务于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

在《诗经》中,“皇天”、“旻天”、“苍天”基本上是神格义,“昊天”兼具神格义和自然义。“上天”的神格义开始弱化,有哲学化倾向,同时自然空间化;“上天”与日月之光紧密关联,且与“下土”相对。“天”、“土”相对可以被看作是“天地”观念的早期形态。《小雅·正月》出现“天高”、“地厚”用语,这表明明确的天地观念已经形成,它应是春秋时期的观念。由绝对意义上的至上神之天,到相对意义上的天地观念的形成,是早期中国哲学发展的重大突破,其思想意义正可谓“开天辟地”。

厘清“中国究竟有多少农民”这个问题,是准确认识国情,特别是精准把握农村社会成员构成,合理制定乡村振兴规划,推进中国社会治理结构转型的基础。职业、地域和户籍是分析中国“农民”规模问题的三个有效角度。长期以来,社会各界在分析这个问题时,划分标准比较混乱,“八亿农民”、“九亿农民”的说法长期被使用,并由此伴生了过度解读“寒门再难出贵子”、“阶层固化”、“农村人口空心化”现象等认知误区。因此,有必要以农业劳动者圈、农村人口圈和农村户籍人口圈构成的“三圈结构”为依托,在把握不同含义“农民”确切规模的基础上,理性认识一系列正在发生的规律性变化,进而通过扩大农村人口转移的城市入口,巩固农村人口转移的乡村制度基础,进一步破除二元社会结构等途径,促进农村人口的稳妥转移和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逐步缩小“三圈结构”的差异,以此消除社会各界的认知误区,有利于中国社会和谐包容发展和中国城乡治理结构的转型优化。

理顺县乡关系是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历经70余年的变革,中国县乡关系在发展的初构、再构、重构、优构四个阶段,展现出不同特征:县权下乡、县社一体、简县扩乡、县乡平衡,它是历史中国与现实中国两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从演进逻辑看,国家结构形式是县乡关系演进的制度基础,政治、经济体制变革是县乡关系调整的主要动力,财政关系调整是县乡关系变革的主要途径,制度化分权是县乡关系发展的主要手段。当前县乡关系还存在着职能配置的低精准性、权责分配的不均衡性、条块关系的结构性紧张、制度化分权的弱规范性等问题。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理顺县乡关系,不能盲目仿照西方模式,要从中国历史和现实出发,通过提高职能配置精准性、优化权责分配均衡性、调适条块之间的张力、深化制度化分权改革来完善政府职能体系,增强基层治理能力。

新经济背景下生产体系在要素市场、创新路径以及厂商行为方面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这些变化表现在新经济背景下劳动者既是劳动力同时也是信息资本拥有者,信息成为新的生产要素,创新路径日益开放,厂商更加重视对消费者隐性信息的挖掘。新经济背景下我国生产体系面临的突出问题在于生产体系中资源浪费和产能过剩现象突出,“数字鸿沟”下生产体系的群体差异和区域差异呈现扩大态势,生产体系中劳动力要素明显分化。新经济推动生产体系变化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路径和政策是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创新驱动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对接,大力发展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等新产业,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宏观经济政策间的协调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