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二元论”忽视了政治在大学治理中的重要地位。大学治理的实践必须关注政治力量。学术、行政和政治共同构成了大学治理的三个关键要素。通过对三要素的模型化考察,本文建构了大学治理的三大模型:学术治理模型、行政治理模型和政治治理模型。通过对模型中权力大小的讨论,理论化出了模式1至模式6六种“理想类型”。中国大学治理要着力克服理论模型中的缺陷,要系统认识三边权力关系,构建基于三权协调的权变大学治理观;检讨权力主体与权力关系调节的人性假设,建立克服人性弱点的约束机制;推进大学纪律建设,完善大学治理保障机制。

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一流学科,有一流学者之谓也。前沿学者就是一流学者和学术带头人,是因作出突破性成果而在学术前沿占有一席之地的学者。在互联网上规范展示他们的突破性成果及突破点四要素即可让他们及时胜出。前沿学者因特征鲜明并辅以开放式评价而使非同行的专家学者及具备较高知识水平的用户也可以评鉴,因此形成真正的学术市场。在学术市场中,前沿学者自立门户、自主创业,拥有自由宽松、平台高阔的工作环境,拥有科研、人事、财务和管理的自主权,成为全球学术研究网络的节点,并且因自己的独特竞争优势而获得研究经费和成果回报,实现工作自由和财务自由。开放式评价和学术市场可以促发学者创造力的大解放,同时也事半功倍地实现科研资源优化配置与高效利用。建设基于学术市场的网络/平台式科教体系与建设“双一流”并重,可以多管齐下,在我国建成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体系与科研创新体系。

提高学生社会责任是我国教育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在核心素养框架下,社会责任是价值观素养的核心成分,更是实现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相统一的关键素养。通过对各国际组织和主要国家及地区所遴选的社会责任素养及其内涵进行比较,同时综合社会责任结构的实证研究,本文提出社会责任素养主要包括家庭责任、集体责任、国家责任和人类可持续发展等多个方面,是个人认知、情感和能力的综合表现。培养学生社会责任素养应以“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导向,融入现有课程体系与开发新课程相结合,注重基于情感体验和过程评价的教学方法与评价方式。

学会学习素养作为中国学生的六大核心素养之一,如何科学的界定与评价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学会学习素养的产生和发展是适应知识经济时代发展需要的结果,是全球教育质量提升的共同诉求,也是公民自我完善和建设学习型社会的重要保证。学会学习素养具有主体性、延展性、整合性、建构性、价值性等特点,而且国际上学会学习的评价研究取得很大进展,英国的有效终身学习项目、芬兰的学会学习研究、欧盟学会学习的三维框架以及经合组织的国际学生评价项目都颇具代表性。为深入推动学会学习研究,亟需建构兼具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学会学习评价框架、优化评价方法和工具、坚持评价主体的多元化等。

核心素养研究是一项基于学生发展的完整育人目标体系建构,对核心素养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方法路径进行深入阐述,可以为相关研究的开展提供思路借鉴。核心素养研究的理论思考经历了由传统能力视角向整合视角的拓展,更加强调从现实情境中问题解决的需求出发,既关注素养的发展结果,同时也强调素养的形成环境或条件。在研究思路上,国际上对于学生核心素养的研究逐渐由结果观取向转向系统观取向,把核心素养育人目标和育人实践有机结合在一起,全面系统地思考核心素养的培养与落实问题。核心素养指标体系的建构主要涉及顶层设计、理论研究、实证调查、成果整合和效度验证等环节,各环节相互衔接、相互关联。未来研究应该站在系统观的角度理解和把握核心素养的整体框架,同时需要更多纵向追踪研究为核心素养的内涵和框架提供证据支持,并把学生的发展需求作为贯穿各个研究环节的主线。

根据表达语气相同、涵盖的语法单位相同、出现文献互补,以及语音差异符合上古时地演变规律等标准,可以推定上古诗歌语气助词“只”“些”“斯”“思”“止”是上古同一语气词的时地变体,它们声音的不同,是因为上古时地音变的影响。它们都是“兮”的变体,而“兮”又是“呵”的变体。以上古语音标准衡量,它们的声音有较大差异,原因是,上古口头语言的实际语音变化,比后人从传世文献即书面语言中得知的要复杂,汉字表意性具有的跨越时空的优势,在记载语气词时得不到像记载实词那样的体现,语气词不具备实词那样的意义,以其在口语中的实际语音为形式,与记录它们的汉字的关系不如实词紧密,所以上古诗歌记录语气词的字形容易随语气词语音的变化而变化。

汉字研究除了本文化视域,还应有跨文化眼界。“跨文化汉字研究”有两个含义:一个是把“跨文化”当作研究方式和视角,即联系外部文化因素研究本文化汉字;另一个是把“跨文化汉字”当作研究对象,即研究处于不同文化环境中的汉字。“跨文化汉字研究”内容丰富,包括跨文化汉字文本及其汉字现象、跨文化汉字传播、跨文化汉字发展、跨文化汉字比较、跨文化汉字教学、跨文化汉字学术史、外来文化对汉字系统的影响等。“跨文化汉字研究”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应该成为汉字学研究、汉字史研究和汉字文化研究的一个特殊领域和重要分支。

不同的汉字结构在汉字史上有不同的发展趋势。强势结构是指在汉字发展过程中具有强劲发展势头的结构,包括义音结构、层次结构、二合结构等;与强势结构相对的是弱势结构,即在汉字发展过程中逐渐式微的结构,包括非义音结构、非层次结构、非二合结构。历时汉字构形属性的测查数据显示:强势结构的构字量一路上扬,而弱势结构的构字量一路下挫,这既体现在新造字形对强势结构的选择,也体现在旧有字形顺应强势结构而发生的形体改造。各强势结构的共同指向是使系统中的字形结构有序化,在诸强势结构的共同作用下,汉字的总体发展目标是结构系统化。义音结构和二合结构这两种强势结构的协同作用,进一步生发出以左形右声为主的“形体—功能”匹配模式,汉字系统进一步精密化。

晚清时期,新继位的几位皇帝年龄太小,不能立即亲政,于是出现了非正常状态的太后理政、听政与垂帘等皇权运作模式。其实,两宫太后垂帘听政的仪制,很快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学界所谓慈禧太后三次垂帘听政的说法有误,至少不够准确。所垂之帘,只是黄色的纱幔或纱屏;至迟在同治九年六月,两宫太后召见大臣时,即已不再垂帘;听政的地点除了养心殿的明殿或东暖阁,后来又包括养心殿西暖阁、乾清宫西暖阁、西苑勤政殿的东暖阁、颐和园仁寿殿之北楹。严格说来,慈禧共有三次听政或训政,其中只有第一次是垂帘。

晚清科举的制度危机除了内容方面饱受责难的“所用非所学”之外,还突出体现在清廷对区分度与考试文体这一关系互动的长期应对以及由此造成的积重难返。八股文体中“大结”的祛除使得清前中期科举考试面临严重的考试区分度下降问题,清廷通过引入试帖诗来提高考试区分度,但随着士子文体方面调适的完成,区分度问题再度凸显。随后科场关注点后移至相对繁复二、三场,在经、策“满卷获隽”暨区分度提升的同时,“公羊”与“杂学”亦羼入考试并使得文体变得驳杂。而清季朝廷进行的科举改革并未将这种文体驳杂情形视为一种改革决策时必要的考量出发点与客观存在,而是采取基于八股文体窄化的“普通学”改章取向,与原有的文体驳杂一道开启了一个更大规模的科场驳杂与意识形态的驳杂之局,这在客观上因应了当时“革命初潮”的形成并在考试与体制内部不同程度销解了士子阶层对于清廷的向心力。

就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早期发展而言,“扩散”是一个比“传播”更加精确的概念。罗杰斯的扩散理论认为,人际网络是新事物扩散的重要渠道。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上海为中心的左翼人际传播网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扩散提供了有力支持。这张网络发端于清末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后经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洗礼逐渐壮大。在网络形成阶段,马克思主义史学主要在网络内部扩散。大革命后,人际网络发展成为党领导的文化统一战线,网络成员从思想者转变为宣传者。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呈现出网络化扩散,成员之间相互支持,使这一史学思想影响到不同的社会阶层。网络化扩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规避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从而确保扩散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左翼人际网不仅是扩散的渠道,而且影响了扩散的结果:网络的异质性带来了扩散的高效性和多元性,同质性导致了扩散的片面性。用扩散理论进行分析,有助于揭示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特点,加深对相关问题的理解,这一阶段的历史经验对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发展仍具启发意义。

盖梯尔问题在现代知识论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通常是指反对传统知识定义的各种反例。我们以文献中受关注的经典结构性盖梯尔问题入手,它们的核心特征是在虚假前提的情况下通过演绎推理作辩护获得真信念。对于经典的结构性盖梯尔反例进行逻辑分析后,文中总结出一个一般性结论,即主体在虚假前提信念的基础上采用有效演绎推论的过程中,如果前提表达的命题严格强于结论,那么总会导致盖梯尔情况的出现。这里的根本原因可能在于演绎推理的保守性特质。

在欧美学界产生广泛影响的格沃斯学派的基本哲学立场与传统道德哲学思潮不同。格沃斯道德哲学的规范性既不是建立在具体的经验善,比如幸福,也不在善的生活或者超验的自由性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我们施为能力(agency)的规范性(normativity)结构之中。他采用了辩证逻辑的方式,通过施为者内在慎思,阐明了一个内容和形式都兼具必要性的道德最高原则。一言以蔽之,格沃斯的道德哲学认同道德有唯一普遍有效最高原则,但此原则既非纯粹形式的,亦非纯粹经验的,而是兼顾两者的。该原则的实践必要性完全建立在施为主体对施为能力的前提条件以及逻辑一致性的必要认同之上。这样一来,格沃斯的道德哲学就同以超验形式主义为特征的康德哲学,以精致计算有用性为特征的功利主义,个人品格塑造为特征的德性伦理学有了根本的区别。

“中等收入陷阱”一般是指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一种停滞状态。这个概念于2007年被提出以后,引起国际经济学界的关注,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但是,我国经济学界对“中等收入陷阱”原因的分析存在泛化的情况。实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有的发展中国家没有经历“中等收入陷阱”,有的发展中国家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也有的发展中国家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不仅是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失去竞争力造成的,而且是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升级达不到一定的程度造成的。尽管产业结构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但它能否适时升级会对经济发展造成重要影响。我国正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必须要促进科学技术进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近年来,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纷纷推出制造业高端化战略,以抢占未来竞争制高点。相比之下,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关键节点的中国,唯有加快产业升级步伐、不断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才能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正确认识影响产业升级的因素及其作用,有助于国家更有针对性、更科学地制定产业升级策略。为探究多个影响因素对产业升级的综合作用,本研究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CA),将品牌优势、科技创新水平、人力资本、对外开放程度和知识产权体系等五个因素纳入分析框架,并采集了22个国家的数据样本,结果发现:1.在科技创新水平、人力资本、对外开放程度和知识产权体系这四个方面的全面投入,可以有效推进产业升级进程;2.在科技创新能力和人力资本发展较弱的前提下,培育品牌优势、增强对外开放程度、完善知识产权体系对产业升级具有积极作用;3.较低的科技创新水平和不完善的知识产权体系将会成为制约产业升级的“短板”。上述结论表明:我国应在科技创新水平的提升、人力资本供给的增强、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和知识产权体系的完善四个方面全面投入,以形成政策合力,并高度重视和着力解决制约科技创新水平和知识产权体系的问题。

中国近40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在很多方面超越了西方传统理论。“后西方社会学”是指在全球化背景下根据各国不同的新发展经验对当代社会学的重塑。“后”不是摈弃、颠覆、反抗和解构,而是创新、发展、重构甚至超越,是试图共同建构一种超越西方和非西方二元对立的社会学知识体系。“问题导向”的当代中国社会学,将社会学研究和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密切联系起来,为“中国经验”的积累提供了有力的知识支持,是“后西方社会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研究超越了西方“传统”和“现代”的分野,揭示了社会转型动态和连续谱式的复杂进程;产权研究摒弃西方中心主义的理念,提出了关系产权、混合产权和集体产权等概念,深入揭示产权的实际运作逻辑;“单位制”和“人力资本失灵”的研究,拓展了西方的社会成本理论,挑战了人力资本理论,丰富了转型时期的组织研究;“中等收入群体”的概念和农民工积极社会态度的发现,对于加深西方中产阶级的研究,促进国际移民的社会融合都具有重要启示;“关系”已经进入西方学术话语体系,中国关系社会学的理论体系应最大限度地容纳、修订、改造,使其成为世界的关系社会学的蓝本。

在近代中国的学术谱系上，夏鼐与陈垣属于两代人。关于二人之间的交往，以往学术界似乎很少关注。《夏鼐日记》中有关陈垣的记载，有助于考察二人的交谊以及阐明夏鼐眼中的陈垣在史学方面的威望与成就。“学生辈”的夏鼐不仅经常阅读“老师辈”陈垣的著作，而且他的“敦煌汉简”、“武威墓志”的论文，更是有幸得到陈垣的实际指点。这些文章发表以后，成为夏鼐在历史考古学研究方面的重要代表作，由此或可反映陈垣对下一代学人的成长所产生的影响。夏鼐于陈垣逝世后对他的整体评价，亦可为学术界评价陈垣的学术思想提供借鉴。《夏鼐日记》中关于陈垣的记载，可以看作是对他生平事迹的一种“拾遗补缺”，以充实学术界对陈垣的了解。人与人的交往不仅能反映每个人不同的价值取向和性格特征，也常常能够折射出他们所处社会时代的变化特点。

甲骨文书法从远古时期的一种非自觉文字,转换为纯粹的书法艺术,是依托于甲骨学的学术研究成果而递进的。本选题的意义在于突出原初汉字以“象形”为本的表现形式下,依据其文字特质,结合传统艺术理论的创作观点,融合当代艺术审美,在继承甲骨学者的临古摹创,书画家从传统书体介入到甲骨文书法创作的基础之上,塑造文字造型象形与展现书家审美过程的艺术创作,完成甲骨文字象形到艺化的蜕变,从中寻绎出一条甲骨文书法学研一体的艺术创作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