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关系既是文化哲学研究的突出问题,也是中华民族走向世界所面临的时代课题,更是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内涵及其关系的重要视角。一方面,作为中华民族“旧邦新命”的中国式现代化蕴含世界历史大势:“现代化”一词具有时间性,指向的是“旧”向“新”的转化。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旧”与“新”的关系是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命题。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中国式现代化是守正创新的伟大成果,是“旧邦”与“新命”的有机结合。另一方面,凸显文化主体性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彰显民族发展趋势:从历史视角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产生于现代化的“挑战—应战”之中;从现实视角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彰显了中华民族的主体性;从未来视角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崭新文明。总而言之,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一种双向赋予的关系: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了中华文明以现代性的力量,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构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以鲜明的民族文化印记,二者共同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历史观是马克思最具原创性贡献的领域之一,唯物史观就是马克思的哲学或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史观诞生以前,一切哲学在历史观上都受困于“观念的神话”与“遮蔽”。而“观念的神话”与“遮蔽”,源自人类实践的具体历史形式——分工,特别是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分工以及职业精神生产者的出现和扩大。唯物史观的创立,终结了观念决定历史的神话、超历史的历史哲学的神话、历史宿命论的神话,开辟了一种崭新的哲学图景。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应摈弃从观念到观念、从文献到文献、从概念到概念的研究范式,从实践的不同历史形态的变化入手,展开活的历史研究。

中小学科目学科的学科教师教育与大学学术学科的学科教师教育是学科教师教育的双重学科内涵,二者间的相关关系构成了中国学科教师教育的二元性本质特征。学科教师教育的二元性有助于更好发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价值,补齐旧有学科课程与教学论的短板,完善中小学教师的教研、科研与培训体系。学科教师教育的二元性是学科以及学科教育二元性的概念进阶与逻辑递进,中小学科目学科与大学学术学科的教师教育既彼此区别,又相互联系。未来应基于学术学科教师教育促进大学教师教育的诸要素耦合,以科目学科教师教育为内核为我国区县教师教育体系底座建基,促进学术学科与科目学科教师教育体系的融合与一体化,对不同学科教师教育二元性分别开展持续研究。

教育强国建设与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对我国中小学教师专业能力提升提出了更高要求。调查研究发现,当前我国中小学教师专业能力提升意愿整体比较强烈,其中重点关注提升引导学生心理健康、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能力。同时,教师对专业发展保障的需求整体比较强烈,其中对保障集体教研和备课、健全考核评价制度、完善职称评审制度和薪酬待遇等保障制度的需求更为强烈。建议建立健全高质量的教师专业发展支持体系,完善教师考核评价、职称评审等激励保障制度,抓紧研制出台配套的待遇保障政策,引导全社会进一步理解尊重和支持教师。

每个阶段的学生都需要完成多个领域的发展任务,其完成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个体的心理健康。学界对学生多领域发展是呈均衡发展还是优势发展一直存在理论上的争议,且缺乏不同发展任务完成类型对心理健康影响的探讨。为此,通过对3837名高中学生从一学年起开展3次追踪调查,研究采用潜在剖面分析,确定高中生在完成品德、学业、心理、生涯和生活五大领域发展任务上存在的类型,以及这些类型与抑郁发展轨迹的关系。结果发现,上述高中生在完成五大发展任务上存在四种不同的类型:完成滞后组,基本完成组,较好完成组和出色完成组,总体呈现同步均衡发展趋势。相对于完成滞后组,较好完成组和出色完成组高中生在高中三年的抑郁水平显著更低。

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密集型育儿”已成为当代社会主流的育儿范式和理想标准,但它并非“完美无缺”。本文以密集型育儿的态度与行为作为框架,对密集型育儿给儿童青少年发展带来的复杂影响进行了研究综述。已有实证证据表明,当密集型育儿达到一定水平时,父母更多的投入和参与不仅不会带来更多增益,还可能在多个方面产生消极影响,且这些影响也会受到阶层、性别和文化的调节。密集型育儿给儿童和父母自身都带来了一定风险,未来研究可以从中国本土化的视角对密集型育儿的影响机制进行更为系统深入的研究。

《礼记·礼运》是儒家礼学思想中最为重要的一篇,它以孔子与言偃对话的方式,详细阐述了礼的起源、礼的本质和礼的价值。孔子认为礼的产生源自于大同社会的破坏,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和谐与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而建构起来的社会秩序和生活法则,它源于最初的食品献祭,来自于自然,是人的生存需要,所依据的是天理和人情,是道与义的统一,故礼与义二者相辅相成,这也是礼之价值所在,是人类社会重新回归“大同世界”的基本途径。它是先秦儒家对“礼”的认识的最为系统的理论阐述,以此文为纲,可以深入了解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礼学思想及其精髓,也为当下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儒家思想体系提供了重要基础。

《论语·八佾》“巧笑倩兮”章记载子夏问诗于孔子,师徒对话循环往复且意味深长。该章牵涉传统《诗经》学、礼学以及艺术美学等诸多问题,尤其是“素”与“礼”的关系,以及“礼”的价值属性,古今阐释的分歧颇大。根据《诗经》句法,以及《论语》“巧笑倩兮”章表述的逻辑层次,“素以为绚兮”极有可能不是诗句,而是诗文评。“巧笑倩兮”章的文本在后世不断变化,涉及文本改善、文本趋同等诸多文本现象,也涉及不同文本间的关联性变异。任何一种文本变异现象的背后都有思想性因素起作用,反映出文本与思想之间的相互形塑。

作为承载理学思想的重要著述形式,语录时常被认为是异于注疏和文章的,能延续讲学精神、发挥面谈口授优势的文本,然而这一认识与宋代理学家的意见不尽相合。语录乃介于口传与书传之间的特殊形态,其口传的优势不能掩盖它在书传方面的弊端。因记录者介入而导致的文本失真、失控,以及编纂和运用过程中对无功利、重体会的理学精神的背离,使语录遭到程颐、谢良佐等人的批评。批评者表面上否定了语录,但实际上起到了规训语录的记载和阅读行为,使其回归格物致知正轨的作用。语录与文章均属载道之具,本无优劣之分。二者的对立乃理学日常化理念所引发,“作文害道”与“语录非文”的话语争锋印证了它们在不同空间的局限与活力。

从称名方式的角度观察,周代君臣秩序存在变化,并非完全等同于家族秩序。西周时期,王命称名方式以私名和官名为主,此时君臣秩序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家族秩序。春秋时期,王命多见亲属称谓,君臣秩序中“家”的因素大大加强。这一变化的动力在于权力下降的周王室面对新的政治环境,借用亲属关系加强其与地方诸侯国的联系,凝聚周人共同体和区分华夏、戎狄。将血缘视作一种“策略”,为进一步深化先秦家族组织研究提供了一条新途径。

关税在清代经历了传统体制下的自我转型、外部势力介入后的全新变化等阶段。清代前期,朝廷的常税整体收入不高,在财政体系中的地位不突出。晚清时期,关税的重要性上升,洋税逐步交由洋人管理后,采用西式的管理模式,征收数量大为增加,关税体制发生重大变化。西方财政结构和征收方式与中国差异很大,但两者的发展演变却有相似之处。双方都经历了由直接税为主过渡到以间接税为主的阶段;同时西方由包税制转为国家官员直接征税,和中国长期以来的做法趋同。晚清时期关税的演进,既有内生的因素,也有外部的影响,两种合力共同推进了中国社会的转型。这种转型的方向和结果,与西方所走过的道路有着异曲同工的效果。

共同性是关于事物关系、属性、状态的概念。荀子从人群共同生活与人性共同欲望的冲突入手探讨共同性问题,建构“维齐非齐”的共同性秩序,以共同性秩序转化现实人性,而最终落实到人的心智对宇宙万物共同性存在谱系的认识,实现“知通统类”,显现出重功利、重理智、重统一性的思想特色。荀子的共同性思想立足于建构和谐的人群共同体,关注现实生活中的人性与人心,把共同性与儒家人伦秩序、礼法规范紧密结合,开启了秦汉以降政治统治、学术思想大一统的先河。

随着区域贸易协定框架下数字贸易规则的不断发展,定量研究数字贸易规则的贸易效应亟待进行。基于2005—2019年全球40个国家(或地区)对其所有贸易伙伴双边数字贸易出口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首先,区域贸易协定框架下的数字贸易规则对缔约方之间数字服务贸易出口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缔约方之间的数字基础设施差距越小、内部监管水平差距越小,出口促进效应越大;签署数字贸易规则会通过降低缔约双方之间的数字贸易壁垒促进数字服务贸易出口增长。其次,无论是贸易促进相关条款、数据相关条款,还是隐私保护条款,均体现出较强的数字服务贸易出口促进效应。再次,欧式模板和其他模板均对数字服务贸易出口表现出积极的促进作用,而美式模板则呈现出抑制效应。最后,数字贸易规则对数字货物贸易出口特别是信息与通讯技术产品出口也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

以2011—2021年中小板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对象,对数字普惠金融、政府补助与企业融资约束之间的关系进行的实证分析发现:首先,数字普惠金融显著缓解了中小板高新技术企业的融资约束,且这一效应随政府补助的增加而加强;其次,分维度来看,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对融资约束的影响显著为负,且政府补助能够发挥积极的调节作用;再次,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使用非“四大审计”、成立年限较长、所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所在地区银行竞争程度较低的企业,数字普惠金融对其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更显著,政府补助的调节效应也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