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的鸦片战争及其后帝国主义的不断入侵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剥削,中华民族奋起反抗斗争,在血与火的考验中,从古代的自在民族逐步转变为近现代的自觉民族。这一转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起点。自20世纪50年代起,中国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华民族进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各族人民进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时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迈向伟大复兴的光辉前景。

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推进新型工业化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从历史维度看,新型工业化最初萌芽于社会主义工业化构想中,曲折演进于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探索中,成熟于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中。从理论维度看,新型工业化相较于西方工业化实现了五方面突破创新:价值基础是以人为本而非资本驾驭人本;动力机制是技术与制度协同创新而非技术创新单线引领;目标理念为区域和产业协同推进而非利润引导的失衡发展;发展模式为并联式协调发展而非串联式单维发展;对外关系为开放合作、互利共赢而非内向自利、零和博弈。从现实维度看,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应在需求侧扩大人民有效需求,在供给侧培育壮大自主创新增长引擎,以“四化同步”畅通国内循环,以高水平开放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中国式现代化是基于中国基本国情,对各国现代化的借鉴、探索与超越,是以人的现代化为中心的全面现代化,其价值本质是对人的现代化需要的满足、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肯定、人之自由全面发展价值意义的中国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构成包括人口规模巨大的价值事实、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价值原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动力、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价值选择等。中国式现代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开拓现代化理论新图景、助力发展中国家探索更好的社会制度、引领人类文明进步发展方向提供了典范性价值指引。

未来研究关乎人类的共同命运。未来学已经成为一个独特的交叉学科领域。从教育的角度看未来和从未来的角度看教育,既是未来学应有的视角,也是教育学应有的视角。人类共同的未来是多主体参与的因文化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特点的多样化的未来。未来是复杂的时空互渗的动力系统。差异性和多样性是世界的根本特征。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尊重差异和多样性的共同体。教育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中具有重要的作用。面向未来的教育需要在未来关怀的视野下推动教育范式的转变。在一般意义上,教育范式的转换包括从学校教育到泛在教育、从过去导向到时空互渗、从技术主导到意义建构、从还原主义到复杂思维、从结构决定到自主选择。未来关怀的教育不是为了自证预言的实现,而是影响未来的行动教育,提升未来素养是未来关怀教育的重要目标。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留学生教育政策经历了导向发展援助、转向出口贸易和成为国家战略三个阶段。为维持留学生教育的主导地位,西方发达国家围绕着“人道的善举”、“双赢的交易”和“自由的竞争”三种隐喻进行留学生教育政策的话语构建,借此推介以发展援助为名的文化价值渗透、以掠夺资本为要的国际教育合作和以维持优势为基的国际人才之战,使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得以延续。伴随世界多极化的深入发展以及国际局势的日趋紧张与复杂,传统“中心—边缘”的留学生教育格局受到冲击,留学生教育的数字化形态加速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为留学生教育政策提供了新阐释,其鼓励更多边缘、新兴形态的教育的传播,推动着融合多元视域的“新留学生教育图景”的生成。

儿童从学前期开始学习言语数词(如理解数词的数量含义),但其认知基础为何尚有很大争议。现有研究聚焦检查儿童的数词概念是否建立于自婴儿期就具有的非言语数能力基础上。考虑到非言语数能力受到至少两个不同的数认知系统的支持(近似数量系统和物体追踪系统),研究者检查数词概念习得是否依赖于这些数认知系统,并发展出四种假设:近似数量系统假设,物体追踪系统假设,双系统假设和独立假设。这些假设均有其合理性和局限性,检验四种假设的关键是同时纳入两个非言语数认知系统并对比它们对数词习得的贡献。在这个检验思路中,未来研究需提供追踪和干预训练数据检查两个非言语数认知系统和数词习得的关系,且将之在行为和大脑认知神经层面交叉印证;此外,对这些关系的检查还需注意区分儿童数词学习的不同阶段,并考虑其他一般性认知能力的影响。

师幼互动质量是学前教育质量最重要的过程性质量指标之一,也是科学、大规模评估需突破的难点。自动化班级观察是多模态数据驱动的教育研究新范式,为师幼互动质量评估提供了新方向。自动化班级观察已经覆盖了情感支持、课堂组织、教学支持等多个师幼互动领域,其中以情感支持领域的评估最为成熟;自动化评估也综合采用了面部表情、语音、眼动等多种数据模态,目前语音数据应用得最为广泛。自动化班级观察有助于推动实现教学评一体化和大规模评估,但仍面临数据可靠性、质量和伦理等挑战。未来我国可以从制定评估指标、重点突破关键技术、建设视频资源数据库、开展跨学科研究和完善规范标准等五个方面着力,借助自动化班级观察的应用驱动学前教育质量智能化评价的改革进程。

汉语构成在中国古代是白话与文言并存,文言是主体,白话是补充。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但并不否定文言文,“废除”的不是文言文,而是文言文的主体地位,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文言文在当时都不可能被禁止和弃用,也不应该被禁止和弃用。文言与白话在五四时期经历了巨大的地位变化:白话文最初是争合法地位,后来是争主体地位,维持主体地位;文言文最初是保主体地位,后来是争合法地位,保应用上的“一席之地”。五四时期语言“保守派”从来不否认白话文,他们只是反对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激进派”从来不否定文言文,他们只是提倡在白话文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国语”,他们反对的是文言文的汉语主体地位。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白话与文言都不是互相排斥、“你死我活”的关系,而是主次分明、相辅相成、并存竞争关系。

在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的今天,深入理解语文与思想的关系尤为重要,具体表现在三方面:语文与思想是同时发生、相互成就的统一体;语文的最高标准是“精确妥帖”,思想必须与语文同一,风格必须与人格同一,锤炼语文也就是锻造品格;语文是时代的镜像,思想随时代发展而发展,语文也随思想发展而更新,语文在与时代的互动中不断丰富着自己。以朱光潜先生为代表的前辈学人用他们的智慧洞察了语文的本质,不但解答了文学、语言学、哲学、美学的重要问题,也解答了语文教育的主要问题,使我们进一步认清语文课程的性质,明确语文是一门典型的人文课程,这样可以更好地推进语文学科理论建设,为语文教育注入了新的思想、新的方法。

在清代,对官员而言,治河带来的土地利益的回报,不低于对国帑的贪污。在淮黄运交汇的水患区,土地价值取决于能否避水之害。无权平民被洪水逼迫大量弃耕弃田,与官权有关的强势集团则大肆占地,导致大地产极为普遍,土地在权力加持下大量增值。晚清黄淮地区发生的山东湖团(客民)在徐州与当地民众(土民)的争田事件中,被朝廷及后世史家视为非常“公允”的曾国藩处理方案,实质上融入很大的政治考量,把官府的责任转嫁给了受害的土客双方,并用冠冕堂皇的官场套话打压了民间规范,留下了无尽的土地纠纷后患。

葬礼不仅是一场慎终追远的生命告别仪式,也是一种社会活动。两汉时期,随着官吏阶层的迅速崛起,官吏的葬礼也成为重要的集会、社交场所。后世子孙通过葬礼上的孝行表现,营造自己的孝子形象,谋求仕途进步;朝廷则利用赐赠活动,协调君臣关系,宣扬主流价值;官吏士人借由赴丧,表达政治立场,拓展交际网络。汉代官吏的葬礼不再是一场单纯的丧葬仪式,更成为浓缩的政治舞台。对汉代官吏葬礼的探索不仅深入揭示了社会变革对丧葬礼俗的深刻影响,更生动展示了汉代政治体制与社会关系日常的运行机制。

不同于阳明其他弟子主要以讲学形式介入“朱、王之争”,有“王门的经学者”之称的季本则从“朱、王之争”的肯綮《大学》入手,倾力撰写《大学私存》,从文本和义理两个层面展开深入辨析。在《大学》文本上,季本在双谴双取朱子、阳明的基础上,构建颇有特色的“季氏改本《大学》”;在《大学》义理上,他大体沿袭阳明的思想主张,而与朱子相差甚远,开显出“立足经学、宗本阳明、兼摄朱子”的解决“朱、王之争”的学术方案。他的方案一方面折射出阳明心学内部绝非已有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皆是陵夷经典式的,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在早期的“朱、王之争”中,朱子学始终是“在场的”,以参照物的形式影响着阳明学的演进。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把握早期“朱、王之争”的学术样态,也有益于理解经典诠释与学术思潮之间的双向互动。

卢卡奇从“总体性范畴”出发对于历史主动性方法论的理论建构,有着其现实而又深刻的思想动机,就是为了克服庸俗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决定论对于历史发展规律的还原论解读,由此来反思社会革命带来的问题,最终用历史辩证法的思想逻辑来解释历史决定论与历史主动性之间的辩证关系。作为一种历史主动性的哲学论证,卢卡奇的“总体性范畴”不仅从社会存在论意义上规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总体思想,而且从革命实践论意义上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性原则。当然,卢卡奇的哲学论证有着矫枉过正的偏向,他将历史辩证法解释为一种意识辩证法,将他心目中的“共产主义的历史哲学”变成了一种观念论的历史哲学。这种偏向也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征,从而推动了之后各种“文化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演进。

如何理解工业绿色发展的内涵,对于评价工作至关重要。已有研究忽视了绿色制造体系的重要作用,且较少探究区域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差异的来源,有必要弥补这些不足。研究发现,中国工业绿色低碳发展指数呈现总体上升态势,反映了工业绿色低碳发展质量的不断提升向好趋势。分区域看,东、中、西三大区域呈现出明显的自东向西阶梯状过渡分布,工业绿色低碳发展质量较好的省份依然集中于东部地区;工业绿色低碳发展质量的区域差距表现为先增后降,区域工业绿色低碳发展质量的差异主要来自区域间,且区域内和区域间的差异来源有所不同。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第一,绿色创新发展在实现工业绿色低碳发展中的核心作用尚未充分发挥;第二,绿色体系建设水平仍有一定的提升空间;第三,地方性环保法规等制度实施效果存在较大的地区性差异。由此,政府部门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同时,需要重点关注区域工业绿色低碳发展水平的差异。

产业基础是产业竞争力的源泉,直接决定着一国产业发展的潜能。当前,数字经济正在改变传统产业逻辑,智能制造成为实施产业基础再造的主要趋势。新能源汽车产业作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存在协同创新能力有待提升、智能化应用投入有限、回收业务发展滞后的现实问题。面对日益复杂的全球政治经济形势,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可以采用技术创新、智能升级、绿色转型的思路,按照“完善顶层设计—建设创新协作平台—打造产业集群—推动企业协同发展—培育专精特新—健全配套条件—加强人才培养”的路径推进产业基础再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