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019, Vol. 0 ›› Issue (4): 84-92.
王羽飞
WANG Yufei
摘要: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诗学》①中指出,由于历史现象中因果关系的混乱,常见的历史无法记载一个完整的行动,而悲剧作家可以虚构出一个有明确起始、中段和结尾的行动,反映可能或必然的原则,因此,悲剧比历史更具哲理也更有价值。波利比乌斯对亚里士多德的观点采取既批判又继承的态度,他认为自己所处的时代具有历史的必然趋势,因而他可以写作一部有始有终、内部因果关系明确的“普世史”②。同时,波利比乌斯指出史家不应像悲剧作家那样虚构情节,而要如实记录史事。不过,身处某种文化和学术传统,潜移默化地受到熏陶和影响而不自知,这是常有的事。波利比乌斯主张避免悲剧的“虚构”手法,可在写作“普世史”时仍然使用了与悲剧相同的虚构手法,就是这种情况。不过尽管如此,他还是坚定地认为,还原现实且追求必然性的“普世史”比“摹仿”现实且追求可能性或必然性的“悲剧”更加高级,这就是他的“普世史”中所蕴含的真实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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