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前教育小学化是当前我国学前教育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但是,学术研究和政策治理实践中的误解误用,导致学前教育实践无所适从,甚至影响到幼儿园教育工作的开展。将“学前教育小学化”与国外使用的schoolification进行比较发现,“学前教育小学化”的概念命名缺少逻辑检验,概念内涵模糊不清。厘清小学化概念,需要“悬置”相关价值判断,明确概念的事实描述。“小学化”的价值判断涉及学前教育功能,但是目前学前教育功能的争论不断,学前教育实践中的功能定位摇摆不定。从“儿童发展中心”观点看,将儿童发展置于中心地位,有利于密切儿童与其他教育因素的联系,引导学前教育尊重儿童成长规律,保障儿童健康,促进儿童发展。结合早期教育的国际趋势以及国内外学前教育功能定位的差异来看,小学“零起点教学”是一个充满歧义的议题,引发了幼小衔接面临家长质疑和幼儿园困惑的双重挑战,亟需树立“儿童发展中心”立场才能成功应对。

随着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建设步伐的不断加快,大学对科研生产日益重视。“唯论文”成为了一些高校开展教育评价的重要手段,致使不少教师在科研付出与教学努力方面出现厚此薄彼现象,这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如何实现大学教学与科研并重？制度理论提供了一个从组织环境的角度去研究、认识的出发点。通过深入剖析大学的基本功能入手,在制度理论逻辑下进行研究发现:第一,大学的教学功能符合制度环境的合法性要求,符合政府、社会、家长、学生的关切,是推进人才培养层次提升的必然要求。而大学的科研功能是技术环境所追求的效率标准的产物。高校所开展的科学研究、知识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以教师论文(著作、教材)生产为主线的教育评价方式便于量化,这些都是大学服从技术环境的规则选择的结果。第二,以科研为先的大学组织面临着教学与科研失衡的困境。一方面是面临来自组织外部的排名压力。高校行政管理人员与教师在对待科研生产方面,具有较强的异质性;高校倾向于制定各种实现绩效最大化的政策与激励措施,以便调动广大教师的科研的潜在动力;科研奖励模式对于青年教师群体而言,其促进效果是突出的。另一方面是面临来自组织内部的科研竞争压力。科研评估不仅是大学实现自身合法性的需求,也是大学为二级学院设立的竞争机制的需要。第三,应借助帕累托改进方法,建立组织代表构成规则、学院对资源再分配、树立教学权威,构建大学教学与科研并重的理想状态。大学应充分利用已经积累起来的科研资源,促进科研成果转化、服务于教育教学,把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差距缩小到可以承受的水平;尊重教育教学与科研生产的内在差异和运行规律。

品格的理论和应用实践研究近年来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品格包括了习惯、特质和美德三种相互依赖又彼此交叠的概念。作为一个多维度的动力发展系统,在个体与环境相互影响下,积极品格可以得到充分的培养和塑造。积极品格不仅能够促进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减少问题行为,提升幸福感,对学业成绩的提升亦有助益。但是对于品格的结构模型及其衍生出的具体测量模型,不同学者仍存在一定的争议。西方国家基于研究基础开展了一系列的品格教育项目,试图通过营造学校环境氛围、提供针对性的培训实现促进学生积极发展的目标。在未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中,应重视中国文化下儿童青少年品格的内涵、结构的建构,并在完善测量工具的基础上开展品格发展轨迹、影响因素及其功能的追踪研究。在实践中则需逐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小学品格教育教学体系,尤其要重视针对处境不利儿童群体开展的品格教育。

校园欺凌是国内外中小学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从心理学角度考察其成因、探索相应干预措施有着重要意义。有关欺凌事件直接参与者的研究表明:部分欺凌者存在一定程度的反社会行为或认知特征,欺凌行为也是青春期个体获取、维护社会支配地位的一种手段;某些“另类”特征、情绪和社会交往问题会让儿童青少年成为易受欺凌的对象;欺凌和受欺凌都可能导致个体情绪、行为等方面的适应障碍,其不良影响甚至会延续相当长的时间;欺凌-受欺凌者是最不稳定的一类角色,兼具欺凌者与受欺凌者两者的缺点,适应状况通常最差。班级内的同伴生态、旁观者的行为和朋友关系都会影响欺凌事件的发生几率及所导致的后果。某些家庭和父母特征也是与欺凌行为联系密切的危险性或保护性因素。积极的师生关系有助于减少欺凌事件的发生,也能对其后果起到缓冲作用。但缺乏培训的父母和教师,通常无法及时准确地识别欺凌事件并做出有效应对。当前教育实践中,可以有效防控校园欺凌的措施大致可以划分为两类;一是面向特定相关群体的单水平干预,二是要求学生、家长、教职员工等都要参与其中的多水平干预。

“中”是儒学核心范畴之一,集中体现着儒家士人政治诉求和道德理想,也表征着儒学中的哲学之维。作为对君权的要求与约束,它具有政治性;作为儒家士人所追求的人格理想,它是一种道德境界;作为能使“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大本”与“达道”,它又具有哲学本体意味。但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中”的语义并不尽相同,一般而言,在先秦子学时代,“中”既有政治含义,也有伦理道德与哲学本体论的意义,在两汉的经学语境中侧重于政治规范意义,到了宋明时期则更多地成为一种道德哲学的概念,而在晚明的何心隐那里又重新成为一种直接指向君主的政治话语。“中”概念的意义演变与儒家士人与君权的关系以及他们的自我认同密切相关。

别林斯基以其“准马列”的崇高地位和对俄国文论的杰出贡献,对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期产生和定型的中国当代文论教科书发挥了重要影响。中国当代文论教科书并未囿于别林斯基,而是根据当代中国学术语境,选择了别林斯基的若干理论概念并进行了大幅度改写,其中某些观点既不符合文艺创作现实,也有悖于别林斯基的本意。“写本质论”成为当代中国文艺创作公式化、概念化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源。国产的“形象思维论”实质就是想象但删除了想象中的创新性内涵。别林斯基围绕民族性轴心的“人民性”概念被我们转换为阶级性内涵。中国当代文论教科书中展示的别林斯基乃是其中国面孔。

新历史主义之“新”,在于它是一种将历史文本化,用文化阐释的方式解读历史的理论,它关注的重心不再是由实在事件构成的“历史”,而是由话语符号构成的文本和贯穿于文本之中的“文化”,因而对其更为准确的描述应是“历史文化主义”。相对于原来带有实证主义色彩的历史主义而言,它将一种对于文学而言的外在性历史视角,转化为文化场域内历史文本与文学文本的互文关系。这种研究方法一方面通过将历史文本化,历史首先被视为一种文本的建构而非客观的存在,动摇了历史叙述中那种根深蒂固的语言透明性,使外在性的历史以“文本—文化”的方式转化成了内在性的历史;另一方面通过在文学文本和历史文本之间建立起互文关系,将形式方法扩展到了文化领域,将原有的文学文本之间的互文转化成了一种文学与历史之间的“跨文体互文”,新历史主义在一定意义上打破了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等研究方法的纯内在性。这种泛文本化的思想方法为文化研究开辟了道路,形成了一种文化诗学、历史诗学。但这种文本化的方式依然存在着两方面的困境:其一是使文学理论研究中的二元对立的否定性结构更为显著;其二是使“历史”被抽空了丰富性的内核,成了空洞的概念。新历史主义的这种困境也是文学理论尝试以二元对立的共时性结构来批判实证主义、经验主义,重建一种文本自律性的理论体系这一尝试的最终困境。新历史主义使文学理论走到了“文学之外”,却没能使文学研究以一种新的方式真正地走到“文化之外”、“文本之外”,新历史主义者依然没能走出杰姆逊意义上的“语言的牢笼”,将一切泛文本化实际上否定了文学有任何超越文本之外的现实价值。

“希腊”(Hellas)意即希腊人所居之地。在希腊人到来之前,古代巴尔干半岛南部断无“希腊”之名。公元前3千纪末开始,一批批希腊人移居该地区并与此前定居此地的皮拉斯基人相互融合,开启了历经千余年希腊的扩大与皮拉斯基亚的缩小的进程。大约至古风时代之初,希腊的地理、语言、族群、文化内涵基本成型;此后数百年直至近代,虽然随着希腊人移居范围扩大,出现“大希腊”和“希腊世界”的说法,但作为文化、族群和地理意义上的“希腊”,其内涵和范围已经不是问题。希腊被称为“格里西亚”(Graecia)源自于罗马人的讹误。历史上希腊地区长期处于异族统治之下,1822年希腊宣布独立之前确实不存在一个被称为“希腊”的国家,但不容否认的是,以希腊半岛为核心区域的“希腊”历史文化,始终是真实存在的。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诗学》^①中指出,由于历史现象中因果关系的混乱,常见的历史无法记载一个完整的行动,而悲剧作家可以虚构出一个有明确起始、中段和结尾的行动,反映可能或必然的原则,因此,悲剧比历史更具哲理也更有价值。波利比乌斯对亚里士多德的观点采取既批判又继承的态度,他认为自己所处的时代具有历史的必然趋势,因而他可以写作一部有始有终、内部因果关系明确的“普世史”^②。同时,波利比乌斯指出史家不应像悲剧作家那样虚构情节,而要如实记录史事。不过,身处某种文化和学术传统,潜移默化地受到熏陶和影响而不自知,这是常有的事。波利比乌斯主张避免悲剧的“虚构”手法,可在写作“普世史”时仍然使用了与悲剧相同的虚构手法,就是这种情况。不过尽管如此,他还是坚定地认为,还原现实且追求必然性的“普世史”比“摹仿”现实且追求可能性或必然性的“悲剧”更加高级,这就是他的“普世史”中所蕴含的真实观。

晚期古代是最近半个世纪以来书写古代世界结束和中世纪生成的主导概念和模式,中世纪早期史的研究也向诸多传统假设和论断提出挑战。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一系列新论断显示了价值观的再定向。从古典文化本位论到多元文化论、从政治史和制度史到宗教文化史、从民族主义到欧洲主义,反映了晚期古代和中世纪早期史研究领域新的价值取向。晚期古代说、罗马世界转变说、连续说等,无疑包含当代价值,具有当下关怀。价值观的再定向,显示了20世纪后期以来欧美历史科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紧密而复杂的关联,呈现出史学与时代的互动。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质的规定性在于以生产社会化达到相当高度为历史起点、以创造剩余价值为生存形式,以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为“基因”、内含着竞争性,在生产的技术条件方面以机器或自动化生产为标志,在生产的社会关系方面异质于封建生产方式或小生产。从社会横向发展层面看,需要厘清这个生产方式所涉及的两个界限,一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形形色色现象或其他生产方式,一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等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各地的具体运行模式,历史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欧美模式”曾经造成诸多负效应;从社会纵向发展层面看,就要认识到这个生产方式作为“现代生产方式”仍有其历史的生命力,我国应通过倡导新发展理念主动驾驭其积极成果与风险性,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

当前学界对于刘宗周思想的定位,多因其有改造王学之功而称其为王学之殿军,但对于其所理解王阳明之学是否即为得王学之“真”,缺少一定的反思性思考。认真研读刘宗周阐述及评价王阳明思想的重要著作《阳明传信录》,对该书中刘宗周评“四句教”、“良知”、《大学》等按语与王阳明本人的思想作比照考察,发现刘宗周对于王阳明思想的“批评”,实际是其对于“致良知”的“误读”。总体来看,刘宗周是继承于“湛学”的思维模式,将具有现象学意义上“自明性”前提的自然存在的“良知”理解为可界说的“知识性”存在,这种解读方式在学理上乃是“心学”之倒退。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或为合理把握刘宗周思想及梳理宋明理学的发展脉络提供参考借鉴。

费雪的货币理论指出货币需求量取决于商品交易量,并注重货币流通速度的作用。但是,由于商品交易量难以估算,费雪以后的货币理论都用国民收入或者国内生产总值取代商品交易量,都假定或者证明货币流通速度是稳定的。但是,决定货币需求量的是远远大于国民收入或国内生产总值的社会交易额。经过对美国、日本和英国基于社会交易额的货币流通速度的实证检验发现:货币流通速度是易变的,它会对社会交易额或货币供给存量的变化作出迅速的反应,并对货币的均衡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但是,现行货币理论在不同程度上忽略了货币流通因素的作用,因而有必要对现行货币理论进行重构,客观反映货币流通速度在货币理论中的作用,重新阐述货币供给存量对经济影响的机制。

近年来,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以及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积极性的不断提高,国民对外语言沟通能力的重要性日益突出。英语作为世界通用语言,英语沟通能力的提高可以减少国家间语言障碍,提高一国对外经贸合作效率。在此背景下,研究国民英语沟通能力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对增强中国企业出口竞争力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将国民英语沟通能力引入Melitz异质企业模型的分析框架下,基于2005-2006年中国企业对35个OECD国家的出口数据进行的经验研究结果表明:国民英语沟通能力的提高对企业出口概率和出口强度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对企业出口强度的影响主要通过扩展边际来实现;在此基础上,根据企业所有权、贸易方式的不同以及出口产品差异程度进行分样本研究,结果表明:国民英语沟通能力的提高对私营和中外合资企业出口强度的促进作用较大,对国有控股和集体控股企业促进作用较小;对从事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企业出口强度的促进作用无明显差异;对差异化产品的出口促进作用较大,对非同质产品的促进作用较小,而对同质产品的出口没有显著影响。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背景下,应不断提高中国国民对外语言沟通能力,在增强双边信任、增加文化认同、降低贸易成本的同时提高中国企业的出口效率。

非研发创新的作用在现有研究中很少涉及,但对于发展中经济体来说,其作用是至关重要的,是企业提升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基于2006-2015年的地区数据,利用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对非研发创新之于中国地区生产率影响的经验研究发现,不同支出用途的非研发创新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同的:技术改造和技术吸收能力对地区生产率的提升是至关重要的,甚至超过了研发创新所起到的作用;国外技术引进也起到正向作用,但这种作用不是很大,国内的技术引进与地区生产率变化不相关。从研发创新和非研发创新交乘项估计结果来看,在东、中部地区,研发投入对技术改造促进生产率的增长起到了明显提升作用,但在西部地区,却起到了相反的作用。此外,研发投入在东部地区加强了技术引进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但在西部地区却由于对技术引进产生了挤出,阻碍了技术引进作用的发挥。对于消化吸收来说,在三个地区,研发投入都加强了消化吸收对地区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因此,对于我国政府来说,要积极重视非研发创新的作用,把对非研发创新活动纳入到政府监测范围内,针对非研发创新活动的支持,要有所侧重,要特别重视技术改造和消化吸收的作用,同时在研发创新投入和非研发创新投入的资金支持政策上,不同地区要采取不同的措施,避免一刀切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