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旨在进一步减轻中小学生过重的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双减”政策的出台给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有助于丰富教师专业知识,提升教师专业能力并增强教师专业情意。但是,“双减”政策也给教师专业发展带来新的问题,教师专业理想与信念有待加强,教师激励与管理机制有待完善,以及教师专业发展的科学规律有待探究。为此,在教师心理层面要激发教师的内在动力,提高其专业发展自主性;在学校管理层面要加强管理激励,赋予教师专业发展的自主权;在教育政策层面要发挥政策导向,完善教师专业发展的制度保障;在理论研究层面要加强科学研究,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理论引领。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教育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教育强国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核心目标和基本方向。我国坚持优先发展教育,教育进入全面普及化发展阶段;优先建设教师队伍,教师进入全面素养提升阶段;始终关注教育公平,公共教育服务迈入均等化阶段;推进办学体制改革,基本形成公民并举的办学格局。我国教育已经进入世界教育发展的中上水平、人民教育获得感逐步增强,教育强国建设具备了坚实的基础。我国教育改革因势而为、与时俱进,形成了教育强国建设的基本要义,即制度上,坚持党对教育的全面领导,服务国家和人民的需要;方向上,以思想政治教育为引领,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立场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需求作为教育改革动力;价值上,促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建设公平与优异并存体系;方法上,以教育综合改革为抓手,建设教育法制保障的体系。推进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从教育大国走向教育强国,要坚持党对教育的全面领导、坚持优先发展教育的战略、把人民满意作为教育导向、全面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深化教育领域的综合改革。

近代国人的现代国家认同既是近代中国融入世界过程的应有之义,也是甲午战后新生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产物。从戊戌到辛亥,维新派与革命派两大政治派别先后领导了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前者打破了王朝国家的坚冰,将现代国家认同的价值取向第一次引入了国人的视野;后者则径直推翻了王朝国家,创建了民主共和的新国家。如果说民国建立是近代国人现代国家认同的里程碑,那么其奠基则应追溯至戊戌时期。两派各有所见,各有所蔽。前者主张共和革命,顺应了时代的走向;但其倡“排满”与“种族革命”,却不免有封建种族主义的偏见,而与民族建国初衷相矛盾。后者抵拒共和,失去了曾拥有的时代弄潮儿的资格;但其反对“排满”与“种族革命”,主张以四万万人“组成一大民族”共御外侮等等,在处理中国多民族关系的问题上,表现了较前者更为理性的精神,应乎了民族建国的历史大趋势。二者的矛盾与冲突,形成了历史张力。“五族共和”显然是扬弃了双方的“所蔽”,而包容了彼此的“所见”:“大民族主义”与共和革命,即体现了民族建国的应有之义。中华民国的建立成为了近代国人实现现代国家认同的重要里程碑,同时也彰显了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觉醒。

普惠性幼儿园在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中发挥着主渠道作用。历经了从“保基本”到“有质量”的发展阶段,我国普惠性幼儿园的发展为补齐普惠资源短板作出了突出贡献。同时,普惠性幼儿园发展依然面临着资源结构性矛盾突出,“短缺”与“过剩”现象并存;财政投入不均衡,普惠性幼儿园投入效益亟待优化;办园体制差异明显,普惠性幼儿园资源享有不均衡;质量和内涵建设有待提升等问题。要实现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普惠性幼儿园的提质增效,应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推动普惠性幼儿园发展的结构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和质量变革,促进普惠性幼儿园的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

与以往技术革命相比,智能革命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还能依托智能化技术实现“产消合一”;智能制造的本质就是基于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进行精准、高效的供需匹配,实现生产过程的个性化定制,最终以“产消合一”在一定程度上化解无限发展的生产能力与有限消费之间的矛盾,克服生产过剩;“产消合一”在微观、中观、宏观层面都呈现边界模糊、跨界融合的态势,具体表现为拉平产品价值链的“微笑曲线”、逐渐打破企业边界、制造业与服务业相互融合。

我国的心理健康工作在政府的引导下蓬勃发展。对民众心理健康状况进行科学、准确的评估以及提供及时、有效的心理健康干预和治疗服务的需求非常急迫。然而,传统的心理健康评估和干预方法在准确性、及时性和有效性等方面都存在局限。近年来,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飞速发展,推动着心理健康服务走向智能化的应用,能够从更加生态化、更加便利化的角度评估和干预心理健康状况,有效弥补传统方法的不足。本文针对心理健康的初筛和诊断两个评估过程以及干预和治疗过程,论述传统手段存在的问题以及智能化应用能够提供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并就其落地应用中的问题和未来发展趋势进行述评。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奠定了实践基础。“两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要求。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要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

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与经济变革,世界各国在教育实践中均重视培养学生的劳动素养以适应个人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关于中小学生劳动素养评价的研究与实践,主要涉及劳动素养的内涵要点、评价指标和评价方式等方面。在内涵要点上,国际上存在一定共识,认为劳动素养涵盖了劳动的态度价值观、品格特征和知识技能等多个方面。在评价指标上,各国普遍关注劳动知识、劳动技能、创新创造等必备劳动能力以及服务奉献、勤俭节约等劳动精神与品格,部分国家尤其重视对劳动的态度价值观进行评价,涉及尊重劳动、劳动个人价值观、劳动社会价值观等指标。在评价方式上,具有过程性与结果性评价并重、注重综合多种评价手段、强调评价主体多方参与等特点。这提示在中小学生劳动素养评价的过程中,既要通过加强价值体认情况考核以促进劳动素养提升,也要通过建立系统化测评工具以提高评价的可操作性,同时还需积极运用增值性评价结果以衡量劳动素养的培养成效。

“枫桥经验”是在党的领导下根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原创治理经验,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实践特色、时代特色。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系统提炼“枫桥经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作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样板经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典范、基层治理现代化新实践的法治价值,同时,要针对法治社会建设中的痛点、难点、重点,解决“社会规范与法律冲突的难题”以固根本,破解“信访不信法困境”以稳预期,打好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矛盾“组合拳”以利长远,进而彰显“枫桥经验”的理论品格和时代价值,化解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激发社会活力。

数字经济助力实现“双碳”目标具有减少碳排和增加碳汇两种基本途径,归根结底则是要遵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推动生产方式变革的逻辑主线,实现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绿色低碳化转型。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经济形态,能够以数据生产要素推动生产方式低碳转型,以数字技术赋能推动生活方式绿色转型,以数字科技革命推动能源利用效率提升,具有显著的绿色低碳价值。实践中,为更好地发挥数字经济对实现“双碳”目标的助力作用,应当深化数字技术的创新应用,促进经济社会各领域数字化转型;加快数字基础设施节能减排,推进数字经济绿色低碳化发展;健全有效市场机制,强化数字技术赋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发挥有为政府作用,夯实数字经济助力低碳发展的政策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数字技术创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产业化发展、产业数字化转型、数字经济规模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主要得益于党和国家对数字经济发展的顶层设计与超前布局、国家创新驱动战略的持续推动、“放管服”改革的不断深化以及各地区开展的数字经济“大比拼”。按照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关于“加快发展数字经济”的战略任务,未来我国仍需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加强数实融合、消弭数字鸿沟、探索包容审慎监管体制等方面持续发力。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怎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时代课题,堪称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论”。其核心要义包括四个方面:一是界定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科学内涵,即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二是指明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路径,即必须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三是明确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领导力量,即中国共产党。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四是擘画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从大历史观揭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性,并从战略上全面部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愿景目标。

战国社会广泛流传的春秋史短章文本,构成了编年体《左传》成书的直接来源。出土文献的事例证明,编年体《左传》之前的“《左传》原本”可以理解为就是那些呈散编形态的春秋史“事语”。“事语”的称谓和内涵来源于战国秦汉社会的文献类别和使用惯例,而非当代学界的一般性指称。《左传》编者对春秋史“事语”的择取和加工方法,除了“割裂文本”、“整合文本”,还重在连缀文本、修饰文本,以使它们依次相序、连贯而呈体系化,进而展现自家的价值评判。同时,《左传》的成书历程也是春秋史的书写主体由史官群体经诸子百家转移到儒家学者的过程。

齐泽克将其哲学概括为“辩证唯物主义”,在《视差之见》中明确提出了复兴辩证唯物主义的主题,在《比无还少》和《绝对反冲》中推进了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思考。在《视差之见》中,齐泽克主要强调了视差辩证法,这是强调事物内在裂隙、内在最小差异的辩证法,是强调事物自身内在否定性的辩证法。用这种辩证法来补充、限定唯物主义,是齐泽克辩证唯物主义概念的前提。在《比无还少》中,齐泽克讨论了作为无的空洞,将其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基础,即所谓辩证唯物主义的物。在《绝对反冲》中,齐泽克深入到辩证唯物主义的精髓,即自身回溯性地规定自身的绝对反冲,塑造了革命的黑格尔形象,并以之来理解当代现实社会,解读历史发展。

技术进步是推动金融业发展与变革、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特别是在数字经济时代,金融科技3.0能够优化金融业资源配置方式、创新金融业支付结算业态、提升信息收集与传递效率、优化金融业风险管理模式以及通过“金融乐高”形式为金融业提供全新可能性。同时,金融科技能够通过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数字产业基础建设来助力我国经济转型。在加强金融科技战略部署、促进金融科技可持续发展的同时,要重视金融科技相关风险管理与防控,建立数字经济时代的金融业监管体系。

从世界现代化的视野来看,中国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最大变化,就是由“现代化在中国”到“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加快了中国的发展进程,而且对世界发展和人类文明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中国式现代化在有关现代化这样一些重大关系问题上尤其显示出其独特的意义与价值:在现代化的普遍与特殊关系上,中国式现代化既遵循现代化的普遍规律,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能动选择和创造;在现代化的“外源”与“内生”关系上,中国式现代化经过自身努力,不再是外源现代化,而是内生现代化,实现了从外源向内生的深刻转型;在现代化的自主与依附关系上,中国式现代化在其发展过程中,既不“依附”,也不“脱钩”,破解了“依附”发展与“脱钩”发展的二元难题;在现代化的学习与创新关系上,中国式现代化成功地实现了从简单学习、模仿到自主创新的重大跨越,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重要示范。

“休谟问题”揭示了实然与应然之间的巨大鸿沟,留下了一个指向不可知论的难题。恩格斯从“实践,即实验与工业”出发,驳斥了休谟的不可知论,在实然与应然之间增加一个“能然”环节,从而形成从实然(is)到能然(able)再到应然(ought)这样一个新的逻辑关系链条。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创新性的理论视角,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亚里士多德提出“制作”问题的重要性,以及黑格尔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这一著名命题的深刻含义;也有助于我们在现实中正确认识最常引发混淆与混乱的能然环节,正确处理实然、能然与应然三者关系,从而减少各种判断和行动上的失误。

在传世文献和现代文化人类学视野中,乐舞均被视为文学艺术的源发形式。这一发端的设定,源于原始巫术活动对音乐舞蹈的广泛使用,也源于现代艺术理想对于历史的重建。在中国传世文献中,这一发端是由《尚书·虞夏书》中关于“百兽率舞”等乐舞神迹的记述昭示出来的,因此,对这类神迹的研究,就成为澄清中国艺术史源头并重建其历史进程的关键。从《尚书·虞夏书》看,“百兽率舞”是中国艺术的前礼乐形式,代表了上古乐舞所可达至的艺术高峰;它从巫术向礼乐的递变,为理解中国早期艺术史提供了有序线索,即从“乐与神通”到“乐与政通”;这一乐舞形式与上古圣王体系的关联,则使其被后世视为已逝黄金时代的表象形式,并因此被反复追忆并神圣化,于此,历史的起源就是目标。

“大一统”是秦汉以降中国历代王朝遵循的治国观念,疆域统一成为“大一统”的重要元素。清朝的疆域“大一统”观展现出迥异于以往历代的不同特点,其核心要义旨在反复重申疆域超越以往历代,兼具规模之广大,获取之德性,实体之清晰三重要素;其价值功能在于淡化了传统的边疆“夷狄”观,重塑起中外有别的新“四夷”观,从而实现了族群融合,客观上解构了沿袭千年的“华夷之辨”思维;其根本目的则是要为清朝立国的“正统”合法性服务,为此,清朝确立起凭疆域即可为“正统”的惟一评价体系,实现了“大一统”与“正统”的合一。

西奥多·阿多诺深刻影响了20世纪西方哲学和社会批判理论。在即将迎来阿多诺诞辰120周年之际,我们应该站在中国立场上,总体评价阿多诺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具体来说,第一,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共同提出关于资本主义的历史哲学元批判,完成了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20世纪转型。第二,阿多诺提出“否定的辩证法”,使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获得了一种影响深远的20世纪新形态。第三,阿多诺对从黑格尔到海德格尔的近现代德国资产阶级哲学主流发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强声。第四,阿多诺提出一种新的哲学美学理论,对现代主义艺术与真理的关系问题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