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奠定了实践基础。“两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要求。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要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性格问题的深刻洞见,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社会性格是低层次社会意识的特质体系,也是社会意识向上层建筑转化的中间环节与阶段性产物;第二,民族性格、阶级性格和人类普遍人格形态构成了他们关于社会性格思想的三重向度,涵摄了最广泛意义上的社会性格问题;第三,他们从人的本质出发来研究社会性格问题,其相关思想具有重要的社会、历史、实践和人本旨趣。

延安时期党内政治文化是政治观念文化、政治制度文化和政治行为文化的有机统一。政治观念文化彰显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共产主义的根本政治信仰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追求;政治制度文化体现了以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科学的干部管理制度相统一的制度导向;政治行为文化体现了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相结合的行为特征。探讨延安时期党内政治文化的科学内涵,对于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具有重要时代价值。

课堂功能系统是从抽象、共性的层面将不同课型、不同科目的课堂都包含在内的一种课堂结构的分析模型。系统解剖学为课堂功能系统提供了全新的分析视角,《学记》、课堂体系理论以及全视角学习理论为其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课堂功能系统由目标系统、任务系统、动力系统这三大系统构成。其中,目标系统包括教案描述、课堂表述、课尾检查三个方面;任务系统包括教学素材、分层设问、组织方式三个方面;动力系统包括准确反馈、中肯评价、诱人奖励三个方面。该结构模型在理论上,提供了关于课堂与课堂教学的新的认知,进一步明确了教师与学生在课堂中的地位关系,赋予了中国古代传统教学认知以现代生命力;在实践中,有助于教师理解和操作课堂教学活动,为教师专业发展的自我诊断提供理论框架,为教学研究提供共性理论知识与理论工具,为课堂观察提供观察点的理论依据,还有利于提高课堂教学的效能。

“双减”政策旨在进一步减轻中小学生过重的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双减”政策的出台给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有助于丰富教师专业知识,提升教师专业能力并增强教师专业情意。但是,“双减”政策也给教师专业发展带来新的问题,教师专业理想与信念有待加强,教师激励与管理机制有待完善,以及教师专业发展的科学规律有待探究。为此,在教师心理层面要激发教师的内在动力,提高其专业发展自主性;在学校管理层面要加强管理激励,赋予教师专业发展的自主权;在教育政策层面要发挥政策导向,完善教师专业发展的制度保障;在理论研究层面要加强科学研究,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理论引领。

教育政策的制定要着眼于师范生职业认同的培养,强化政策的激励性,合理控制政策内部张力,形成有效激励;同时要优化政策着力点,为师范生选择教师教育并长期从教提供有效支撑。在教师教育过程中,教师支持要贯穿理论学习、教育实习等不同阶段,防止重理论轻实践、重基础轻应用的倾向,提高教师支持的实效性。要处理好教师教育的专业化与职业化的关系,在加强师范生专业素养的同时,促进理论学习与教育实习的相互转换和协同一致,服务师范生职业发展。要高度重视教育实习在职业认同培养中的重要作用,建立大学教师教育与中小学校实习实践的有效联结和支持系统,帮助师范生跨越理论与实践的鸿沟,在真实的教育情境中历练本领、提升效能、促进认同。

《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所描述的是仪式中用乐的状况,“志”体现仪式自身的目的,有着某种相对固定的宗教意愿或感情。西周飨、燕礼为世俗待宾之礼。燕礼“无算乐”仪节使得“诗言志”有可能脱离仪式,成为个人的表达方式。春秋时期,飨礼和燕礼合并成一套礼仪,“飨在朝,燕至夜”;并且在一次飨燕礼后,还可能会出现再次单独举行燕礼的情况。燕礼出于娱宾的目的,略去了仪式的“正歌”部分,只保留了“无算乐”仪节。“赋诗言志”皆发生于燕礼中。“赋诗言志”因仪式传统而具有神秘话语的特点。为克服其中的隐晦性,出现了“断章取义”、“歌诗必类”以及当场解释的现象,削弱了“赋诗言志”的仪式性,推动了“引诗言志”这种世俗话语的兴盛。

诗歌标题作为新诗的组成部分,形态多样,功能丰富,特征鲜明。新诗标题的现代变革,以中心词制题、意象性命题和开放性形态确立其基本面貌。与传统诗歌范式化标题不同,新诗标题以修辞的运用、叙述与抒情的参与和语言符号意蕴空间的建构,突显标题功能。新诗标题与诗歌内容之间形成了紧密的关联,诗人常常将诗旨和隐喻嵌入标题,诗歌标题与内容在诗歌意义上相互生成。诗人自我意识的突出使标题具有个性化色彩和风格化特征,时代的语境也影响着标题的价值取向。

对于鲁迅的文化批评,学界多注意他对于中国传统的批判态度,忽略了其对于“现代”社会的长期批评及整体态度。鲁迅在《现代史》中的“变戏法”之喻,包含了他对于中国社会现代之变的整体判断,揭示出新知识群体在精神上游民化的现实,与其对现代“伪士”的批评有一致之处,但更突出新知识群体知识求新与思想守旧的特征。新知识群体的游民化是中国社会转型中知识群体数量激增和士人精神衰落的必然结果,鲁迅将其作为“现代史”的典型症候,反映出其文化批判的总体立场:不是在新/旧、中/西文化之间进行知识选择,更注重知识更新和文化转型中的精神维度。鲁迅对新知识群体游民化的发现,可以增进学界对传统文化多样形态的认知,也警示了单纯追求注重知识更新可能导致新文化内卷化的危险。

罗斯福“新政”时期美国的农业调整政策与美国农业萧条空前严重、自由放任主义主导下反农业危机政策的失败,以及农业利益集团与农民斗争的大力推动都有密切关系。罗斯福“新政”时期的农业调整政策是以1933年的《农业调整法》及其相关修订立法为基础展开的。依据这些法律及其所确定的农业调整手段的不同,罗斯福“新政”时期的农业调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生产控制成为农业调整的主要应急手段。在第二、第三阶段,土壤保护从农业调整的临时措施转变成常规手段。罗斯福“新政”时期的农业调整政策有效地缓解了美国的农业危机,开创了生态补贴的先例,对推动进步主义时期的资源保护运动走向战后环保运动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乡村振兴要在共同富裕总体目标下推进。这就要将乡村振兴任务与共同富裕目标相对接,以分配制度改革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探索农户、合作社、村集体、农业企业、政府等涉农相关利益主体通过利益耦合机制形成乡村发展利益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其实就是乡村的组织创新,这首先要尊重乡村自组织的能动性,其次还要引导合作秩序的扩展以增强乡村机能,最后还要拓展形成乡村高质量发展方式。因此,乡村振兴要着意于乡村组织创新的实践路径探索,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农村利益主体多元并存竞争合作的现实出发,厘清市场、政府、社会作用的范围边界,将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和友爱社会恰当结合,真正开创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新局面。

要判断中国农地制度改革方向,必须厘清中国农地制度变迁的理论逻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农地制度变迁过程可被理解为组成农地权利束的各项权能在不同主体之间的分化组合:经过土地改革后农民拥有了完整的农地权利束;农业集体化造成了农民的农地产权不完整;家庭承包经营制的确立将完整的使用权和收益权再次让渡给了农民;“三权分置”改革仍是以农民拥有完整的农地权利束为指向的。中国农地产权权能分化组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旨归。实践证明,国家或集体每次将某项权能赋予农民时,农业生产活力就会得到释放;每一次收回某项权能时,农业生产活力就会受到影响。因此,中国农地制度变迁的理论逻辑可被提炼为: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推进农民的农地产权向权利束完整状态转变。

在中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和数字经济兴起的双重背景下,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女性非农就业的促进作用十分关键。一是对囿于家庭因素而在择业中受时空约束极其严重的农村女性而言,互联网不仅提供了更多就业信息,而且增加了非农工作的自主性,因此有效促进了农村女性的非农就业;二是从就业形式来看,互联网使用显著提高了农村女性在非农就业时被他人雇佣的概率,但对其创业行为没有影响;三是在促进农村女性非农就业的场景中,互联网同时提高了不同技能群体非农就业的概率,因此并不是一种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有鉴于此,为提高农村女性非农就业水平,需要加强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村女性受教育水平和网络使用能力,提供更多的有助于农村女性实现非农就业的工作岗位。

数字技术的发展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带来了战略机遇,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涌现为我国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源泉。数字技术对于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体体现为:数字技术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不同数字技术的融合应用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1+1＞2的乘数效应;创新要素结构优化是数字技术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机制,具体表现为研发人员结构优化、产学研投入和自主型创新投入的增加;数字技术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果在企业规模和行业间存在异质性,即在大中型企业、服务业中的影响效果更为显著。

无论是从内在心灵还是外在表现的视角判断人工智能体的道德角色和功能,都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理论困境,因此需要从互动构建视角看待人工智能体的道德实践。人工智能体的道德实践是人工智能体在与社会规制、人类行为者、人工非智能体、其他人工智能体以及技术规范的互动中逐步实现的,这一过程既是“智能”不断成熟的过程,也是人工智能体发挥其道德潜能从而实现其向善性的过程。从工程技术层面看,人工智能体可以通过自上而下式、自下而上式、混合式三条路径将实践语境中的道德原则、规范和诉求进行符号化转化,并在互动中实现信息交换,实现“善”的输出。从社会层面看,在人工智能体的设计阶段,意向价值的写入和评估形成了人工智能体道德输出的脚本;在推广应用阶段,人工智能体道德实践过程逐渐展开,其意向价值的实现必须依据社会主流价值进行调适,同时也需要营造有利于发挥人工智能体价值调节功能的社会氛围;在使用阶段,人工智能体的道德实践需要与使用者共同构建,意向价值与实现价值在互动中实现整合。

在人的认识中,智能机器属于具有人的一定特性和发挥人的一定作用的高级工具,扮演着工具-主体的双重角色,即协作认识主体和相对独立认识主体,人工智能是被人赋能的,不是自生、自主的智能。智能机器的认识有以下特征和局限性:人工智能对许多外部世界和社会现象的量的分析,远远不足以反映这些事物的本质规定性;人工智能具有单元、均质、模块和扁平化特征,无法把握复杂多变的外部信息;人工智能进行形式化表征,不具有内隐的体验性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