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是中国现代教育学科的发源地和研究重镇。民国期间,北京师范大学就积极引入国外的教育学课程,随后又建立了教育研究科,专攻教育理论,成为名符其实的中国现代教育学科发源地。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确立“一面倒”向苏联学习的方针,教育界开始学习苏维埃教育学,北京师范大学是苏联教育理论的集散地。改革开放以来,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下,北京师范大学重新展开教育理论的研究,引进发达国家的教育理论和经验,开辟了教育科学研究新领域。如今,中国教育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教育科学研究责无旁贷地要肩负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历史使命。北京师范大学将砥砺前行,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为指导,为建设中国特色教育理论体系而努力。

健康素养是政府和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研究采用变量中心和个体中心相结合的方法,探究了中学生健康素养的发展特点及其群体类型。结果表明:(1)编制的中学生健康素养问卷有较高的信效度。(2)中学生健康素养总体上无显著性别和城乡差异,但在自我管理分量表上,女生显著优于男生;低年级中学生的健康素养显著优于高年级。(3)中学生健康素养分为健康素养不良型(约11%)、一般型(约51%)和优秀型(约38%)三种潜在类别;优秀型中有37%是初一学生,初二到高二学生仅占14%-18%。要提高中学生的健康素养,应分年级实施不同健康素养教育内容和策略,重点关注高年级学生;重点突破健康生活方式教育,培育学生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等积极心理品质。

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论,是当代中国历史学理论建设努力的目标,在唯物主义历史观和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成就的指导下,努力反映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学术性,构建以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及其相关重大专题为主要内容的基本结构,并在表现形式上从纵向关注实现古今联系,从横向探索中外互鉴模式。对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将有助于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建设。

中华民族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它从起源到初步形成的时期,融汇了许多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形成了以黄帝族为中心的部落集团,在进入文明时代以后又历经夏商周三代王朝的凝聚,到秦汉时期方初步形成。“天下一家”局面的出现,也正是天下邦国、部落“国家认同”的结果。在上古中国的历史发展中,自“中心权力”出现以降,直到周代臻至完善的“服”制,是中华民族形成的制度保证。“服”制展现了中心权力和中央王朝强大的凝聚力和吸引力。“国家认同”包括了对于中心权力和对于夏商周三代王朝的认可与服从,这是诸氏族、部落列为中华民族成员的必要条件。

北师大历史教学小组的设立,初衷在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高校历史教师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及其规律进行重新阐释,以适应当时政治形势的需要。1950年,侯外庐先生借鉴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所设政治互助学习小组的经验,在历史系设立教学小组,既是新时期改造高校历史教学与研究的重要举措,也符合当时国家改造知识分子思想体系的需要。各教学小组采取师生座谈会、集体备课与听课、小组例会、辅导课等形式开展教学活动,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在《光明日报》以此作为高校教学改革的典型案例连续报道后,教育部将其经验推广到全国,各地高校也先后设立类似的教学组织。概而言之,北师大历史系各教学小组的设立与运行,客观上推动了国内高校在历史教学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重新阐释历史、建立新的话语体系的进程。

北京师范大学已走过120年历史,中文学科始终伴随着北师大的征程。中国现代文学是奠定北师大学术影响的一个重镇。梁启超、马裕藻、黎锦熙等近代学人,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一众新文学先驱共同奠定了北师大深沉厚重、镕古铸今的人文传统。改革开放之初,李何林再创北师大现代文学学科的新局面,王富仁等对“李何林鲁迅研究”的继承与发展,铸就了新时期北师大现代文学研究的又一个高峰。百多年来,北师大的中国现代文学已经成为传统悠久、极富特色、在全国乃至世界具有重要影响的学科,形成了以文学史研究为中心,多文体研究并行,注重作家作品研究与史料建设,强调文学研究的当下价值等多重特点。北师大现代文学的学术传统,既有得天独厚的文学资源与思想资源,同时蕴含着先贤名师沉稳内敛、开拓进取的师大精神,彰显着中文学科的人文情怀,见证着北师大百年的荣光和艰辛,承载着中华民族百年的思想演进和时代风尚。

黎锦熙先生以先进的教育理念、前瞻的现代意识、开阔的学术视野、执着的探索精神,在长达70年的教学研究生涯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语文阅读教学思想,他的以“读”为核心的语文阅读教学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一是把阅读教学置于语文教学的首要地位,将教师教会学生“读”,学生学会“读”作为语文阅读教学的主要目标;二是发挥了阅读的带动作用,以“读”带动听、说、写能力的整体提升;三是促进了教与学的互动统一,既发挥了教师的主导性,又调动了学生的自主性;四是区分了白话文与文言文不同的阅读教学方式,运用“两纲”、“四目”、“四段”的教学思想开展阅读教学活动。深入研究黎锦熙语文阅读教学思想,对新时代阅读教学无疑具有重要启示与借鉴价值。

中文学科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最悠久的学科之一,它伴随京师大学堂师范馆而生,兼容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平女子师范大学、私立北平辅仁大学三校中文学科之优势,厚积薄发。现藏于首都经贸大学图书馆的辅仁大学国文系毕业论文保存了民国时期中文学科毕业论文的典型特征,为梳理北师大中文学科的学术文脉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也为研究余嘉锡、孙楷第、顾随、孙人和等中文先贤名师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新时期教师面临的教学和管理的挑战,要求教师具备高超的心智化能力。这一能力也构成了教师心理健康的核心素养。本文在梳理心智化概念发展的基础上,结合教师职业的特殊性,提出教师心智化的内涵,即教师基于和学生、家长交往的先前经历和行为模式,觉察自己和他人的心理状态,并在互动过程中不断反思与调整人际交往的心理过程。同时,介绍并分析了教师在工作中经常出现的侵入性、过度活跃、破坏性或具体化等伪心智化和非心智化的表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提升教师心智化的具体方法和途径,包括提升镜映能力、反思能力、学会正念教学以及加强情绪调节能力、提高抗压能力等。

益贫式增长与包容性政策的耦合构成了中国减贫的核心经验。益贫式增长实现了快速发展与大规模减贫同步、经济转型与消除极端贫困同步。包容性政策为数以千万计的贫困群体提供了政策倾斜和基本保障,并随着阶段特征的变化不断创新升级打破了扶贫效果边际递减的迷思。梳理中国减贫的伟大历程,在不同时段经济增长、不平等程度和减贫之间的纷杂关系中总结中国减贫的经验启示,不仅是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脱贫攻坚精神、接续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战略之需,也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选择适合自身的减贫发展道路从而早日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减贫目标提供一种可资借鉴的模式。

贸易成本和技术创新是影响贸易行为的核心要素。从数字经济影响省际贸易的理论机制看,数字经济依托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打破了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增强了信息的有效性和要素的匹配效率,有助于降低贸易成本和推动知识溢出进而促进地区间的贸易往来。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促进本省省际贸易流出;数字经济对省际贸易的促进作用存在明显的结构异质性;省际贸易流出的增加主要是由本省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贸易成本下降和知识溢出引致的,且降低贸易成本的机制更为明显;而数字经济发展会对邻近省份贸易流出产生负向空间溢出效应。

引导制造业资本在地区间合理配置是实现地区间共同富裕,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关键。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企业跨地区投资具有重要影响:(1)数字化转型能通过降低企业内部组织协调成本促进制造企业跨地区投资;(2)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其跨地区投资结构更多偏向于服务化的业务;(3)总体上数字化转型使得投资向发达地区集聚,但随着地区间经济差距的缩小,这一集聚效应将会弱化。未来应当继续加大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投入,并引导制造业资本向不发达地区流动。

关于陈栎的“朱子世嫡”、“信朱子不如信饶氏”、朱学门户株守者的三种评价,折射出如何看待朱子后学对朱子学的继承与发展问题。就陈栎《四书发明》来看,它确实提出了诸多不同于朱子之见,其中除少量文字径直表达对朱子不满外,多数是通过引用他人之说表达对朱子的异议;它除采用张南轩不同于朱子之说外,还采取饶双峰对朱子的修正之解,从而体现了朱子学本有的“求真是”之精神。这引发了具有强烈护朱意识的史伯璿的指责,批评陈栎倒向双峰而背离朱子。这些不同的评价,体现了宋元以来朱子学中“求真是”与“护朱”两种不同解释立场之争,反映了朱子后学夹在“忠臣”与“佞臣”之间的内在张力。而坚守“求真是”之精神,正是超越这一“忠臣”与“妄议”分歧的关键。

“休谟问题”揭示了实然与应然之间的巨大鸿沟,留下了一个指向不可知论的难题。恩格斯从“实践,即实验与工业”出发,驳斥了休谟的不可知论,在实然与应然之间增加一个“能然”环节,从而形成从实然(is)到能然(able)再到应然(ought)这样一个新的逻辑关系链条。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创新性的理论视角,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亚里士多德提出“制作”问题的重要性,以及黑格尔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这一著名命题的深刻含义;也有助于我们在现实中正确认识最常引发混淆与混乱的能然环节,正确处理实然、能然与应然三者关系,从而减少各种判断和行动上的失误。

近代机械唯物论者霍布斯将语词符号看作思维活动的基础,明确指出语词的几何学定义是人类进行理性推理的开端,理性推理本质上是一种计算,即语词的加减运算。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揭示了人与机器之间的相似性关系,认为人是与语言相关联的、受机械运动支配的自动装置,并强调人类可以凭借哲学这一“理性之光”阐明事物的因果关系,发展出对自身有益的结果。霍布斯的哲学观意在给出理性推理的抽象描述,一定意义上构成了符号人工智能的观念起源。

西晋中后期,寒门子弟很难得到公平迁转的机会。西晋朝廷采取措施,试图打破“门调户选”的现状。提拔有才能的寒素之士,符合许多有识之士的期待。西晋后期,玄学名士拔擢了一批出身低微的友人,使他们进入官僚队伍,但这些寒门人士并无政治才能。玄学名士并未实现世人“整齐人伦”的期待。他们以国家官职为禁脔,利用公权,为自己和友人提供便利。东晋的玄学名士不再擢举寒素,他们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利益共同体,垄断了清要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