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现代化的视野来看,中国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最大变化,就是由“现代化在中国”到“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加快了中国的发展进程,而且对世界发展和人类文明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中国式现代化在有关现代化这样一些重大关系问题上尤其显示出其独特的意义与价值:在现代化的普遍与特殊关系上,中国式现代化既遵循现代化的普遍规律,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能动选择和创造;在现代化的“外源”与“内生”关系上,中国式现代化经过自身努力,不再是外源现代化,而是内生现代化,实现了从外源向内生的深刻转型;在现代化的自主与依附关系上,中国式现代化在其发展过程中,既不“依附”,也不“脱钩”,破解了“依附”发展与“脱钩”发展的二元难题;在现代化的学习与创新关系上,中国式现代化成功地实现了从简单学习、模仿到自主创新的重大跨越,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重要示范。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教育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教育强国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核心目标和基本方向。我国坚持优先发展教育,教育进入全面普及化发展阶段;优先建设教师队伍,教师进入全面素养提升阶段;始终关注教育公平,公共教育服务迈入均等化阶段;推进办学体制改革,基本形成公民并举的办学格局。我国教育已经进入世界教育发展的中上水平、人民教育获得感逐步增强,教育强国建设具备了坚实的基础。我国教育改革因势而为、与时俱进,形成了教育强国建设的基本要义,即制度上,坚持党对教育的全面领导,服务国家和人民的需要;方向上,以思想政治教育为引领,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立场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需求作为教育改革动力;价值上,促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建设公平与优异并存体系;方法上,以教育综合改革为抓手,建设教育法制保障的体系。推进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从教育大国走向教育强国,要坚持党对教育的全面领导、坚持优先发展教育的战略、把人民满意作为教育导向、全面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深化教育领域的综合改革。

中国革命的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形态。这个理论形态的创造包括三个维度的内容:一是研究以十月革命为中心的世界革命,确立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观,这是世界革命的维度;二是研究和吸收第二国际的唯物史观的思想成果,建构中国的革命史观,这是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时代维度;三是以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的历史与现状,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范式,这是中国史观变革的维度。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正是在这三个维度的张力中创造了中国革命的唯物史观,进而推进了中国20世纪20至30年代的史学革命,为辩证唯物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从世界范围看,以二战结束为重要时间节点,我们可以将这之前的现代化视为初级阶段的现代化,将这之后的现代化视为中级阶段的现代化。自二战结束至今,现代化出现了一些明显的新发展和新趋向,现代化已经由初级阶段的现代化进入到中级阶段的现代化。在中级的现代化阶段当中仍然存在大量的问题。“带病推进”是中级现代化阶段的一种常态现象。在现代化的中级阶段,人类社会面临这样几个相对来说比较重要和突出的问题:新技术催生的异化现象;过度的社会保护逻辑所催生的福利过度陷阱;愈益凸显的社会风险;和平与发展大背景之下仍然存在的国家与国家之间大量的矛盾纠纷。为了有效地应对这些问题,至少应当做到:确保国家共同体自身的团结整合;激活现代化的内生动力;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推动公正的国际秩序的建立。

数字经济助力实现“双碳”目标具有减少碳排和增加碳汇两种基本途径,归根结底则是要遵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推动生产方式变革的逻辑主线,实现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绿色低碳化转型。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经济形态,能够以数据生产要素推动生产方式低碳转型,以数字技术赋能推动生活方式绿色转型,以数字科技革命推动能源利用效率提升,具有显著的绿色低碳价值。实践中,为更好地发挥数字经济对实现“双碳”目标的助力作用,应当深化数字技术的创新应用,促进经济社会各领域数字化转型;加快数字基础设施节能减排,推进数字经济绿色低碳化发展;健全有效市场机制,强化数字技术赋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发挥有为政府作用,夯实数字经济助力低碳发展的政策基础。

新时代国家发展目标与战略赋予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发展新的使命和定位,对着力促进我国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面对新征程新使命,我国学前教师队伍在规模、稳定性、整体专业素养等方面与国家新发展目标战略需求、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更高期待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这与长期以来我国学前教师编制制度和人事制度改革滞后密切相关。当前,亟需提高政治站位,创新思路,聚焦突破学前教师编制制度和人事制度的关键问题,加快制定出台国家层面的公办园教职工编制标准,突破“唯公”倾向,全面盘活编制资源,建立市级统筹的学前教师编制动态调整与管理使用制度,并积极探索完善人事管理制度,着力建设一支适应新形势要求的数量充足、素质优良、充满活力的学前教师队伍。

普惠性幼儿园在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中发挥着主渠道作用。历经了从“保基本”到“有质量”的发展阶段,我国普惠性幼儿园的发展为补齐普惠资源短板作出了突出贡献。同时,普惠性幼儿园发展依然面临着资源结构性矛盾突出,“短缺”与“过剩”现象并存;财政投入不均衡,普惠性幼儿园投入效益亟待优化;办园体制差异明显,普惠性幼儿园资源享有不均衡;质量和内涵建设有待提升等问题。要实现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普惠性幼儿园的提质增效,应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推动普惠性幼儿园发展的结构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和质量变革,促进普惠性幼儿园的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随着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当前急需创新的涌现。组织创新是创新中的主体,如何激发组织创新受到广泛关注。薪酬差异制度作为常用的激励手段,能否有效地促进创新？该问题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以往研究在解释结果时普遍忽视了创新的风险性,在面对薪酬差异与组织创新的倒U型关系时已有理论也难以解释。然而,基于风险敏感理论分析,员工薪酬差异对组织创新的影响可能存在如下机制:薪酬差异增大会提高人的需求水平,当薪酬差异较小,创新收益可以满足需求水平时,薪酬差异会促进组织创新,而当薪酬差异过大,创新收益无法满足需求水平时,薪酬差异会抑制组织创新。本文最后还讨论了未来研究方向以及实践启示。

叙事热兴起的根源,在于今人对叙事的本质与功能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一些人甚至建议把人类的物种学名由“智人”改为“叙事人”。叙事的主体为有伦理立场的人,叙事因此必然体现或促成某种价值观,而叙事带来的价值认同又能凝聚起分散的个人力量,形成影响社会发展的“不可思议之力”。“叙事帝国主义”一词显示叙事非少数人文学科所能专美,许多学科和行业都把讲故事当作一项至关重要的本领,时下最精彩的叙事可能还不在文学领域。柏拉图从一开始就提醒我们:叙事负有传承文明的使命,不能“逢迎人性中低劣的部分”,今天的叙事学仍应保持这种对流行叙事的警惕。叙事学家不能脱离书斋之外生动活泼的大众叙事实践,要学会透过纷纭复杂的日常话语去把握社会脉动。叙事学在当今须博采众长方能有更好的发展。

长期以来,中西美学关系研究的主流范式是讲述西方对中国的影响,忽视了中国美学对西方的影响。回顾中西美学交流的历史可以看到,17—18世纪,中国风景美学观念随着中国风进入西方,适逢其时地满足了剧烈变化中的西方美学发展的内在需求。18世纪欧洲浪漫主义兴起并以对自然风景的重新发现和对异域风情的热衷迷恋为其重要特征,中国风作为遥远的异域审美文化融入其中并起到了重要形塑作用。欧洲美学史由此到达了一个转折点,平衡对称、规则整齐、比例和谐等被视为金科玉律的古典美学观念受到公开质疑并渐告式微,不规则、非对称、多样性和惊奇感等现代美学观念渐成主流。中西美学交流的历史事实表明,中西美学理论并不存在所谓“不可通约性”之类无法跨越的鸿沟。建立讲述中国美学对西方影响的新的学术范式的时机已趋成熟。

近代国人的现代国家认同既是近代中国融入世界过程的应有之义,也是甲午战后新生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产物。从戊戌到辛亥,维新派与革命派两大政治派别先后领导了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前者打破了王朝国家的坚冰,将现代国家认同的价值取向第一次引入了国人的视野;后者则径直推翻了王朝国家,创建了民主共和的新国家。如果说民国建立是近代国人现代国家认同的里程碑,那么其奠基则应追溯至戊戌时期。两派各有所见,各有所蔽。前者主张共和革命,顺应了时代的走向;但其倡“排满”与“种族革命”,却不免有封建种族主义的偏见,而与民族建国初衷相矛盾。后者抵拒共和,失去了曾拥有的时代弄潮儿的资格;但其反对“排满”与“种族革命”,主张以四万万人“组成一大民族”共御外侮等等,在处理中国多民族关系的问题上,表现了较前者更为理性的精神,应乎了民族建国的历史大趋势。二者的矛盾与冲突,形成了历史张力。“五族共和”显然是扬弃了双方的“所蔽”,而包容了彼此的“所见”:“大民族主义”与共和革命,即体现了民族建国的应有之义。中华民国的建立成为了近代国人实现现代国家认同的重要里程碑,同时也彰显了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觉醒。

阶层外婚指来自不同阶层的男女之间的婚姻。西周时期的绝大多数婚姻是阶层内婚,但也存在少量阶层外婚。后者包括丈夫地位高于妻子和妻子地位高于丈夫两种情况。在这些阶层外婚中,夫妻双方精诚合作、共同拼搏是实现进一步向上流动的主要方式。除此之外,地位高的一方会有意无意、偶然必然地提带另一方,使后者地位提升。当时有些女子因婚姻使自身的社会地位获得了提高。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还有一些男子通过婚姻使自己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

中古时期人们通过抄书获取知识,并以改变部分原文的方式生产新的知识。面对大量新知识,需要有新的分类整理工作,类书由是而作。类书以追求知识的来源和数量广泛为目的,将知识以体系化的方式呈现,并对收录的知识作出审核,这是突破原有书籍物理形式和编纂结构限制的行为,进而打破了知识的边界。抄书而形成的节略本较原本似乎更富传播优势,其对知识传播的作用不可低估。

行为属性决定犯罪性质,犯罪性质决定法益指向。洗钱行为具有双重属性,一是从属于上游犯罪,二是因其资金活动的本质而具备天然、独立的金融属性。我国洗钱罪最初从传统赃物罪中脱离而生,受国际社会反洗钱立法的影响与推动,通过三次修正刑法,从上游犯罪逐渐转向本体犯罪,刑事立法之于洗钱罪的态度经历了“从属性——从属性与独立性相统一”的变化。相对应地,洗钱罪所保护的法益由司法管理秩序和金融管理秩序两部分构成。在当前金融领域持续变革的大背景下,洗钱的行为手段与模式复杂多变,洗钱罪的独立性愈发凸显,其法益保护目的也逐渐向金融一侧倾斜,未来这一嬗变将持续反作用于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并为我国洗钱罪划定新的规制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