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坚持问题导向”是以“六个必须坚持”为基本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核心命题之一。这一命题从阐释“提出问题”的矛盾思维、“问题存在和把握问题”的整体逻辑、在实践中主动“应对和破解问题”的精神特质三个方面,展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脉传承”、“发展创新”的关系。运用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学说进一步明晰问题思维和问题意识是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起点,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思维进一步分析“坚持问题导向”和“六个必须坚持”之间的逻辑关联,运用马克思主义实践认识论的基本观点阐释“坚持问题导向”、实现务实求真基础上主动应对、引领时代的实践自觉的精神特质,是把握“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三重维度,深化了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认识。

实现现代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显著标识和各个国家的发展需要。各国现代化实践道路的多样性源于现代性的本质规定,这一本质规定内蕴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有机统一,既具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也包含自身的民族特色。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开辟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并在世界范围内推行现代化发展的单一模式,以资本现代化的文明面向来掩盖其剥削实质,衍生出“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视域。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史进程中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道路,在坚持社会主义文明定向的基础上,拒斥了西方一元现代性叙事的强制逻辑,向世界展现出多元现代性的文明图景。

国家统一、民族交流与融汇是历代人们赞颂的社会局面。这种局面与“大一统”理念有密切关系。汉儒所提出的“大一统”学说适应时代的需求,泽后世于久远。“大一统”之说源起于《春秋公羊传》,是汉代公羊学家的释经之语。其本义只是指出《春秋》所言“春王正月”,即王所颁行的历法的春季之正月。董仲舒将传统的“天命观”予以新的诠释。“大一统”被董仲舒说成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的根本大法。认为“大一统”是天地间最习常的规律,是古往今来皆通用的矩矱。这个学说的构建对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政治稳固发展都有巨大的积极意义。

本文利用2020年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数据,对小农户和家庭农场的农业生产率与经营规模的关系开展了比较研究。研究发现,中国小农户粮食生产中存在土地生产率与经营规模之间的反向关系,但这种反向关系对于家庭农场并不显著;小农户粮食生产中基本不存在劳动生产率与播种面积之间的正向关系,但这种正向关系对家庭农场却比较显著;绝大部分小农户处于规模报酬递增和成本利润率上升的阶段,难以达到或接近规模报酬和成本利润率不变的阶段,相比之下,已有相对较多的家庭农场达到或接近规模报酬和成本利润率不变的阶段。总的来说,家庭农场在土地生产率、劳动生产率、成本利润率上较小农户都拥有较为明显的优势。无论是保障和扩大粮食供给、增加农民收入还是提高农业经营效益,发展家庭农场都是较优选择。

农业规模化经营是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而规模化生产过程中雇佣劳动力的监督问题,使得规模化经营者在选择雇佣经营或外包经营时常常陷入两难境地。在监督困境不可避免且当下规模化经营势在必行之时,经营者可以将雇佣劳动力的监督成本视为其经营成本的一部分,通过对比成本创新与质量创新的成本收益,进行农业规模生产的范围选择。在成本-质量创新的双目标任务下,生产单位受农作物标准化生产程度的影响,标准化程度较高时,经营者有成本创新的偏好,其生产呈现出规模效应;反之,经营者更愿意追求质量创新,将生产范围缩小到农户家庭等较小的生产单位中去。

世界主要国家正面临公平优质教育发展陷入困境,青年技能与劳动力市场脱节,专业教师队伍建设亟待加强,信息革命带来潜在教育风险,教育国际交流合作频繁受阻等多重挑战。针对诸多难题,世界各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扩大教育资源供给,促进教育机会公平;规范教育法律法规,健全教育保障体系;强化知识技能习得,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升教师专业水平,激发教育内生动力;深化职业教育改革,支撑产业结构升级;加强教育评估问责,确保组织管理效率;对接国际双向需求,加快教育全球布局;深化教育简政放权,提升综合治理效能。我国教育改革须形成整体性全局性意识,以其他国家先行经验为镜鉴,站在促进学生个体全面发展、引领经济社会创新转型、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高度进行系统规划。

职业性是专业学位区别于学术学位的本质属性,是教育博士专业学位的根本定位。从学位类别上看,教育博士专业学位的培养目标和培养流程应以高水平职业能力为核心,强化教育博士培养与职业资格之间的联系;从学位层次上看,教育博士研究生教育是一种以理论知识和应用实践为支撑的高层次职业教育;从人才培养活动上看,在学术知识和实践活动两方面各有侧重,不同于以认识教育为目的的教育学博士学位,教育博士专业学位发挥着改造教育的重要作用。厘清教育博士专业学位定位,需批判地借鉴他国经验,明确职业性是教育博士培养的第一要义,突出人才培养模式的职业性特征,完善教育博士专业学位与职业资格的衔接机制。

中国现代作家闻一多的一生被文学史概括为从诗人到学者再到战士的思想历程,这也是现代知识分子追求进步的典型。在他理想的追求和思想逻辑中,其实就是“国家”、“民族”与“人民”这三重概念的发展和纠缠:“国家”是他认知的起点,“民族”是贯穿始终的情感中心,而“人民”则是思想的升华,从中,也折射出现代中国社会历史的跌宕起伏和知识分子的曲折探索。重述这里的思想演变,对于我们洞见现代国家意识在知识分子精神史上的深刻流变,具有十分重要的典范意义。

茅盾不仅是一位卓越的理论家、批评家、革命作家,还是一位出色的鲁迅研究家:对于鲁迅研究,他独具慧眼,高起点开局;在发现鲁迅上,他目光如炬,具有远见卓识;在理解鲁迅上,他拨开迷雾,消除了疑虑;在弘扬鲁迅精神上,他自觉担当,传承了鲁迅精神,具有开拓意义和深远影响。这些成就充分体现了茅盾具有惊人的艺术直觉、高超的文学感受力和极强的作品判断力,这也正是一位批评家和研究者最可贵的品格和能力,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体制”是严羽诗论的核心概念,但因习焉不察的割裂与混淆,其确切内涵与本来面目未能完整呈现,也妨碍了对严羽诗论体系及诗学思想的整体理解。藉由文本精析与逻辑归纳相结合,可知《沧浪诗话》中“体制”概念指向诗歌作品完整而具体的本体存在,这一基本内涵不因其《诗体》中辨体角度不同而互异。诗之“体制”不仅包含“词理意兴”等基本要素,且以“格力”“兴趣”“气象”“音节”等为之“用”,以更充分表现诗体的内在品质和艺术力量。其中“格力”以诗意为本,是诗中整体思想情感所表现的精神力量;“兴趣”以诗情为本,是诗体所表达的自然感发、含蓄蕴藉的情致和意趣;“气象”以诗象为本,是诗体所呈现的自然雄浑的整体艺术形象;“音节”以诗语为本,是诗体中充分韵律化、表意化的艺术语言。着眼于贯通式诗歌体制观,可对《沧浪诗话》的概念关系和整体结构获得更切近实际、更切合语境的理解。

在罗斯福“新政”前数年间,美国出现了颇具声势的水土保持宣传。在进步主义时代,美国农业部以本内特为首的土壤调查专家意识到土壤侵蚀问题的存在及其后果。但土壤侵蚀问题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之前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在1928年农业部印发的《土壤侵蚀:国家威胁》这一报告中,本内特指出了严重土壤侵蚀对美国构成的巨大威胁:它不仅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而且会破坏美国自由、和平与安全的基础,甚至会威胁美国文明的存续。本内特从国家安全的高度,倡导联邦政府承担水土保持的职责。20世纪30年代之前的水土保持宣传教育促进了美国民众的觉醒,并促使联邦政府在保护土壤方面开始承担责任,是罗斯福“新政”时期大规模水土保持运动的前奏和基础。

原始公有制既建立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上,但又“排斥”血缘关系;既内在地否定个人所有制,但在现实中又能够与个人所有制同时并存;既赋予人以自由平等,但又使人处于普遍的等级和支配关系中。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原始公有制这三大矛盾都根源于它的主要形成因素:血缘关系。作为原始公有制的形成基础,血缘关系本身是狭隘的,它必须以生产资料的规模为条件来决定自身对共同体内部人口的容纳程度;它否定个体人格的独立性,无法“压制”自然因素对原始所有制形成的影响;它同时包含自由和支配因素,使自由的实现产生“外部效应”。因此,在原始时期的生产力条件下,由血缘关系主导形成的原始公有制包含着结构性的内部矛盾。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解释这些矛盾,能够为我们理解血缘关系对人类社会所有制形成的作用、完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提供重要的启示。

柏拉图在《会饮》和《理想国》中为我们呈现出两种不同的灵魂图景:一是爱欲或爱若斯(Eros)向着美的理念自身的一种和谐的攀升模式(ascent model),二是在灵魂的理性部分与欲望和激情部分之间的一种冲突或斗争模式(conflict model)。这两种模式并没有任何内在的矛盾之处,而是对柏拉图的同一种实践主题的两种不同的描述:即欲求的秩序或逻辑。柏拉图在这两篇对话中虽然没有发展出一套系统的实践哲学,但这两篇对话却为后来的实践哲学奠定了不可取代的形而上学基础:道德心理学,即灵魂的三分结构和爱欲的本性。理性的统治才是个体灵魂的最佳结构,爱若斯的最终目的是对美的理念的静观,只有在对美和善本身的静观和沉思中才找到了让自己安顿的栖身之所,而灵魂的理性部分通过哲学教化和对智慧的爱而摆脱激情和欲望的奴役,走向个体的正义之境。

现代货币理论的核心思想是拥有主权货币的政府不会面临财务约束,财政赤字等于非政府部门的盈余,其政策建议是存在闲置资源时,要扩大政府支出和实施就业保障计划;现代货币理论的实质是增发货币能够直接获取价值。大多数国家增发货币实现价值增殖的条件,是直达私营部门的货币能促进生产与消费、政府长周期投资预付的货币促进短周期生产。现代货币理论在中国的运用需要根据现实条件来选择政府支出方案,可选路径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优化生产空间布局。

当前我国正处于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阶段,如何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对城市创新所造成的影响已成为推进我国高质量发展进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影响城市创新的理论机制,采用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人口老龄化对城市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会显著抑制城市的创新能力,并且这一效应在中西部地区城市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表现得尤为明显,其主要原因在于人口老龄化通过技术抑制效应和要素成本效应对城市创新产生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推动高水平城市创新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政策协同具有一定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