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建设教育强国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来抓,健全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培养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优师计划”(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优秀教师定向培养计划)就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师队伍建设重要讲话精神的重要举措,是从源头上改善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中小学教师队伍质量,推动教育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路径。这组笔谈围绕中国特色高质量教师教育体系建设、“优师计划”与教师教育规律、“优师计划”与乡村振兴、“优师计划”师范生的培养规律与育人经验等方面进行深入的探讨,以期深化我们对习近平总书记2022年教师节前夕给北京师范大学“优师计划”师范生重要回信精神的理解和认识,为持续推进“优师计划”的深入实施与优化完善,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师教育体系和助力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学理阐释和决策参考。(程建平)

中华民族具有突出的统一性,是由历史发展的多重原因促成的。统一性的史前基础和初始文明,以及有利于统一的地理环境是客观条件。从主观条件看,统一,是中华民族悠久的思想传统,是中华民族坚定的政治诉求,是中华民族各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主流,以及历史文化认同的传统作为中华民族统一的推动力,使中华民族的统一性成为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结论。

建立在中华文明连续性基础上的包容性,具有聚多元、凝共识、固根本、助绵延之作用。“尚和合”是中华文明包容性的核心内涵;“和而不同”的共生秩序则为中华文明包容性之历史取向。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来自于中华各民族的实践,也来自于对中华各民族实践成果的总结。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受制于文明的主体,但又促使文明的主体与时俱进,并由此创造出适应时代发展的更高的文明。

从文明史的角度看,中国近代文化变动,深刻体现了中华文明创新性与连续性的辩证统一关系。中国在近代陷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中国文化在与西方的冲突中融汇并吸收西方文明的先进成果,不断突破固有文化的局限,产生了近代新文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同民族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新民主主义之路,进而实现了民族独立、制度更新和中国文化新生。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新民主主义为代表的新文化,仍然是中国的文化。中国近代文化变动,不是中国文化的断裂,而是中国文化的更生。中国文化在近代的更生之变,对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毛泽东投身建党实践活动,推动伟大建党精神的孕育和形成,以科学的思想理论培育了伟大精神,以巨大的感召力为全党树立了学习榜样,在勇于探索中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在敢做善为中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在艰难困苦中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在崇高价值追求中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毛泽东对伟大建党精神形成和发展作出的杰出贡献,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锤炼了中国共产党人鲜明的政治品格。

毛泽东外交思想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独立自主、和平共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及建立反帝反霸国际统一战线等是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基本内容。独立自主、和平共处是毛泽东外交思想的核心内容,为新时代中国外交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准确把握国际国内局势,客观认识国家利益,坚持外交服务大局是毛泽东外交思想实践留下的宝贵经验。

价值关系和价值是宇宙中普遍存在的,而非人所特有。价值实质上是一事物满足他事物需要或有利于他事物生存发展的性质,其本性在于对他物作出贡献。“善”在哲学史上曾一直被视为基本价值词,价值概念凸显后,“善”成为表示道德价值的词,而日常意义上的“好”仍然与“价值”大致同义。价值可划分为事物价值与人类价值,人类价值有其特殊性,这尤其体现在人根据自己的需要构想和创造价值物、人将自己设定为价值主体、以自身的需要或欲望为尺度判断价值等方面。价值性质不可能独立存在,总要以某物作为它的载体,价值载体就是具有价值性质的价值物。事物对他事物的有害性可视为价值的对立面——负价值。宇宙事物自然产生负价值具有不可避免性,但人为的负价值则可以避免或减少。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凝聚价值共识、强化国家认同,以及展示中华现代文明的精神标识所进行的一场独特话语建构。具有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属性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借助概括、凝练等“缩写”策略,用语词、概念建构起一套文化象征系统,其话语实践需要进一步遵循生活化的逻辑“解码”,依托融通历史与现实的多维阐释促进价值理解,在平等对话的关系性建构中增进价值认同,在榜样典范的价值引领中落实为全体社会成员的自觉价值承担,将蕴涵在“关键词”中的规范性要求“日常化、具体化、形象化”,真正释放和发挥核心价值观“政治动员”、“精神凝聚”的象征性价值,实现核心价值观理论内涵和实践逻辑的有机贯通。

《诗经》作为经,目标是传达儒家思想。怎样从诗歌文本中阐发出经学义理？在很多时候需要引入历史故实作为中介环节,由此形成“援史解经”这一诗经学的阐释传统及“由言及事、由事及理”的阐释路径。经与史互为表里的关系为援史解经提供了思想依据。援史解经的实现方式包括:将《诗经》字词注释为某一历史要素、通过《诗经》语境补出历史要素等。援史解经为《诗经》阐释提供了颇具特色的阐释范式,但诗、史、经的互动和调适,又使得这种范式带有先入为主的强制阐释性质。

对中国训诂学的人文精神与阐释特质的反思,是将训诂学与阐释学进行跨学科结合,从而推动其未来发展的起点性工作。训诂学的人文精神滥觞于它的历史源头,根据贯穿训诂学历史全程的明道理想,以及王夫之、方以智、惠栋、戴震、章学诚等人的阐发,可以将其概括为“道器合一”,这与“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形成了鲜明对照。在人文精神的统摄下,训诂学形成了考文明意的阐释路径与诠阐融通的阐释特质,体现出训诂阐释的思想性、创造性与时代性。训诂学的人文精神成就了它的历史辉煌,对推动训诂学的当代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古代阐释有一个从“无言”到“言说”的发生逻辑。古代思想家相信大道至简的道理,也甘愿处在无言的位置,但迫于现实的需要不得不担负起言说的职责。结果就是把“道”从一个实践范畴转换为言说的对象,同时也表明了古代阐释的公共性及其话语实践品格。从“无言”到先秦子学的“谈辨”,再到汉以来经典解释学的形成,言说方式的调整伴随着士人与君权之间的力量消长,而阐释行为就发生在为了说服天下人之心从而不断地追加言说、证成己说的过程中,毋宁说就是古代知识阶层通过话语建构的方式引领社会政治文化方向的必由之路。

碳排放权交易是我国一项重大现实议题和理论课题,政策发展经历了理论探索、地方试点运行和全国市场建设三个阶段。在碳交易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政府、交易平台、交易主体、专家学者四类行动主体无疑是推动政策发展的关键要素,四类行动主体各有其角色定位和策略行为;同时,四类行动主体并不是孤立的被动个体,他们彼此依赖、相互影响,这种能动性互动过程型构了行动主体间的关系结构;为了切实保障四类行动主体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不断优化其结构功能,需要充分利用市场在碳排放权交易中的作用、协同发挥碳交易政策行动主体的能动力量、分层完善碳排放权交易的法治保障体系,进而推动我国碳交易政策与碳市场健康发展。

跨国并购是推动企业数字化创新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2000—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跨国并购对我国企业数字化创新的影响,并从国家和企业层面展开了多角度的异质性分析,进一步探讨了影响机制。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首先,跨国并购显著促进了我国企业的数字化创新水平;其次,对于非欧盟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企业而言,跨国并购对数字化创新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此外,在高智能技术型企业和国有企业进行的跨国并购,带来的数字化创新效应也更为显著。再次,数字化战略意识和战略柔性在跨国并购对企业数字化创新的影响中起到了显著的中介作用。因此,应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鼓励企业通过跨国并购加强数字经济领域国际合作,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化干预可以提供高效率、低成本、低污名化的心理健康服务,具有弥补传统心理健康服务缺陷、扩展心理健康服务边界的巨大优势。目前,数字化干预已经被用于预防和解决多类心理健康问题。以创伤后应激障碍为例,远程视频干预、基于网页的干预、虚拟现实干预、移动应用程序干预这四种形式的数字化干预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改善人群健康状况。数字化干预为加快推动我国心理健康服务发展提供了如下启示:加强对数字化干预的文化适应研究、关注儿童青少年群体数字健康、评估数字化干预的长期效果及其作用机制、加强对数字化干预副作用的监测和伦理审查、将数字化干预整合进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加强跨部门和多学科合作。

中小学家长教育焦虑是当前的社会热点和研究热点,此领域鲜有采用解释现象学分析的质性研究。为了生动立体地刻画家长教育焦虑的共性心理特征,本研究对8位处在教育焦虑状态的中小学家长进行半结构化个体访谈,遵照解释现象学分析的步骤,得到家长教育焦虑共性心理特征的4个高级主题:失败的家长角色、高度的亲子一体化、僵化的思维模式、脆弱的应对机制,以及对应的10个初级主题。研究结果有助于从心理学视角理解家长教育焦虑的症结原因,找寻缓解家长教育焦虑的有效路径。

开展健康风险交流是改善人民健康、有效应对健康风险、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关键环节。本文基于双系统理论,系统剖析了健康风险交流壁垒产生的根源,提出将“知”、“情”、“意”、“行”四维纳入健康风险交流策略框架,通过关注点相似适应公众关切、情绪相似契合公众体验、价值观相似符合公众期待、行为模式相似切合公众实践等路径,跨越沟通鸿沟,以期为健康风险交流实践工作提供理论基础和对策建议,推动健康风险交流的科学性、制度化,提升健康风险交流的人情味和感召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