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二波全球化是由西方主导的全球化。第三波全球化,则是当代中国通过改革开放以及经济全球化进而参与并推动全球经济体系建构的全球化。全球化变局下,奈格里式集资本、技术与网络三位一体的“帝国”观日渐式微。主权民族国家的复兴,尤其是美国的帝国化趋势,加剧了国际社会的紧张。面对全球化变局,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把握并赓续现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的传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社会基础,推进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认同建设。

博士生教育是国民教育的最高端,全面提升博士生自主培养质量是建设教育强国的关键支撑。面对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战略部署和高等教育的龙头作用,我国博士生培养在规模结构和整体质量、管理评价机制、导师队伍建设、资源配置优化、国外优秀生源吸引力等方面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面向教育强国建设,加快推动博士生培养高质量发展,宜稳步扩大博士培养规模,推动博士生教育提质增效;深化管理体制机制和评价改革,激发博士生人才队伍创新活力;加强导师职责岗位管理,打造一流博士生导师队伍;强化优质资源协同配置,促进科教融汇、产教融合;全面提高博士生自主培养能力,加快建立人才资源竞争优势。

从社会、经济与教育之间的内在联系看,英国教育,特别是英格兰地区的教育从传统教育管理走向“扁平、分权、多元制衡”现代教育治理所经历的四个历史时期,即1940—1978年的“国有化”时期,1979—1996年的“市场化”时期,1998—2010年的“第三条道路”时期,以及2010年至今的“后金融危机”时期,可以发现,英国教育治理的显著特征是权力下放、鼓励多元群体参与、强化问责监管,由此,英国实现了教育治理的全面转型,不仅完善了相应的治理体系,而且有效提升了相应的治理能力。英国教育治理的基本经验包括:明确权力边界、深化治理体系建设,鼓励多元参与、不断提升治理能力,完善问责监管、持续激发学校活力等等。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心理健康问题需要从多维的系统角度重新诠释。就心理健康问题的性质而言,要反对诊断主义、还原主义、教育万能论等“本本主义”倾向;就心理健康问题的特点而言,它是一个连续性与阶段性统一的发展系统;就心理健康问题的影响因素而言,它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一个生态系统;就心理健康问题的作用机制而言,它是一个集文化潮流、时代变迁等社会心理因素叠加的复杂系统。因此,心理健康教育不能“就事论事”,心理健康问题更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它应该是一个有章可循的系统工程,需要创新系统思维,以学校教育、卫生健康、社会建设三个领域为横坐标,以个体、人际、群体、社会和环境五个维度为纵坐标,纵横交错、抓住结点,“综合治理、网格化治理”。

清前期的科举士子大多兼习时文与古文,“以古文为时文”与“以时文为古文”已经成为不可抑制的时代潮流。在清前期文坛上,时文与古文并驾齐驱,甚至交相渗透,呈现出一种纠葛的状态。作为“江南三布衣”之一的慈溪士人姜宸英,蒙受着家族传统、地域文化和时代风尚,一生兼修时文与古文,时文超迈时俗,古文崇雅求醇,从而博得崇高的文坛声誉。姜宸英以其个性鲜明的散文理论批评和创作实践,超然于时文与古文之辨,执着于“立言”以求不朽的人生目标,明确提倡“自作一书以行”,具有独特的文学史意义与思想史价值。

中西小说文体有着深刻的差异,其一是小说人物与真实人物的关系。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对原型人物的索隐即是这一差异在研究策略上的体现。唐传奇《李娃传》的人物原型向来众说纷纭,恰可作为此类研究的样例。作品在细节上透露了原型的痕迹,却又在行文中尽量避免提及男主人公名字甚至姓氏,这正是作品掩盖原型的策略。据杜德桥的看法,其原型当为郑方逵兄弟。将传文中的主要时间节点与郑方逵家族比照,也若合符契。同时,元稹也是讨论相关问题的关键人物,甚至作品奇异的开端及其中提及白行简从未任职的“监察御史”很可能就是指元稹;结尾中的“伯祖”也可以确指其人。这些由原型延伸出来的考辨都指向作者、作品与其时代环境的互相映射。

西周的“诰”是受诰方对“王告”这一话语行为的尊称,并在“王告”落实为书面文献时,作为文体名词使用。由于下位者参与了“诰”类文献的整理写作,受诰者在话语权力关系中的被动地位被表达出来,并呈现在仪式话语转录为经典文本的传习过程中。传世诰类文献的核心文本为册命、赏赐仪式上所发布的原始诰辞;其附属的结构性成分为交代作诰历史背景的叙事导语,以及以“某人曰”为代表的结构性部件。“某人曰”在书面诰文中重复、平行地出现,有助于澄清和整肃话语主体,但也提示了诰文在传习过程中的可变异性。“王若曰”的插入位置,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传习者对原始诰辞内容层次的理解,同时推动了诰辞转录为文本篇章的进程。

《将革命进行到底》是毛泽东在1949年来临之际以独特方式发表的新年献词。它对中国人民思想认识的统一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它粉碎了国民党的“和平攻势”,国民党宣称“能战才能和”。英美两国认为新年献词针对美国,美国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不可避免。民主人士不再疑问革命是否进行到底,香港《文汇报》、《华商报》等驳斥国民党的“和平”阴谋,宣传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解放区人民和人民解放军踊跃学习新年献词,思想认识得到统一。

毛泽东把妇女事业作为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积极探索妇女解放问题,对中国妇女事业作出了伟大贡献:揭示了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是束缚中国妇女的“四条绳索”,建立了中国妇女受压迫的解释体系;开辟了把妇女运动纳入社会解放轨道、通过社会解放推进妇女解放的独特道路;把婚姻自由作为妇女解放的基础,让婚姻自由成为现实;建构了男女平等的价值和制度体系,历史性地推动了中国妇女事业的发展进程。

巡检司是宋代为缉拿走私、平息基层变乱、维持地方治安而在各地增设的机构,其主管官的称谓很复杂,简称“巡检”。随着海外贸易的兴盛,南宋时期沿海地区各类走私猖獗,走私者分布广、规模大,海上盗贼势力空前强大,负责缉私与巡查盗贼的巡检数量随之增加。沿海巡检所统领的土兵是当时基层常备巡警力量,根据缉私对象、寇盗活动规模及其治理难易程度的不同,或与附近巡检寨兵联合行动,或配合水军等主力官兵及地方民防力量协同参与弹压行动,在近海海患治理中发挥重要的基础性作用。揭示南宋沿海各地巡检的布局特征,分析其职能变化,探讨巡检在当时海患治理机制中的地位和作用,对于深化和推进地方治理机制的相关研究有重要的意义。

据《论语·宪问》,孔子主张“以直报怨”,而对“以德报怨”则并未明确表示赞成或反对。通过考察《论语》中关于“直”、“怨”的各种论述,结合历代学者的相关观点,可以得出:“以直报怨”中的“直”,应该包含诚实、无私、符合通权达变原则的正直、等值、合乎礼的直率等丰富的含义;“以德报怨”的情况比较复杂,其中有的体现了人们不计前嫌、公而忘私的高尚品德,有的则反映了一些人的虚伪和充满私心的算计,因此,对于“以德报怨”,我们不能简单地予以肯定或否定;“以直报怨”既包含“以德报怨”中值得肯定或提倡的内容,又包含“以德报怨”中所没有的对怨恨对象采取相应报复措施的内容,因此是一种更为全面、合理的报怨方式。

本文基于上市公司2011—2020年企业管理层讨论与分析文本,采取文本分析法提取“数字化转型”关键词,刻画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行为,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社会责任的影响以及渠道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降低了企业参与社会责任活动的意愿,并呈现出一定的结构异质性。机制检验的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一方面因其高额的成本,挤占了原本企业社会责任的对应资源;另一方面,减少了战略性资源获取和管理者自利的社会责任动机。上述因素的叠加最终表现为企业社会责任参与程度的降低。有鉴于此,应该继续增加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政策倾斜和资金支持,鼓励企业在生产方式和管理结构上深度融合数字技术;加强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观念教育;利用数字技术的信息监管优势,增强价值反馈机制,以提升企业社会责任表现。

本文以2012—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双重代理成本的影响。经验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双重代理成本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即只有当数字化转型达到一定水平时,才会对公司治理产生积极影响。这突破了已有文献关于数字化转型效果的线性认知。进一步的探索性研究发现,高管货币薪酬能够平缓数字化转型与双重代理成本之间的倒U型关系且使得拐点左移,这一调节效应在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相反,高管股权激励并未对二者关系产生任何显著影响。本文对现有数字化转型与公司治理研究形成了有益的补充,并对在数字化时代如何完善激励制度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随着数字技术的加速迭代,与不同创新主体组建研发联盟已成为企业实现数字技术创新突破的重要战略选择。研发联盟能够显著提升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水平,并且联盟伙伴之间的技术距离越大、地理距离越小,研发联盟对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提升效应越显著;促进联盟伙伴间的知识流动是研发联盟提升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水平的重要作用机制;研发联盟对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影响效果在不同类型联盟和企业间存在异质性,即在产学研联盟、知识吸收能力较强的企业以及民营企业中的影响效果更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