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人工智能安全监管制度是应对人工智能安全风险的必然选择,是破除制度约束、释放经济增长新动能的先手棋,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建立人工智能安全监管制度要构建以治理取向、治理机制、治理架构、治理工具为核心的人工智能安全治理体系:治理取向方面,要以赋能人类社会发展为目标,实施“负责任”的监管;治理机制方面,要发挥行政治理的主导作用,充分利用市场治理和社群治理等多种治理模式;治理架构方面,要强化协同治理、构建人工智能监管合力;治理工具方面,要充分利用法律、政策、规范标准等强制性和指导性治理工具。未来,我国应明确监管范围、技术要求和底线原则,推动人工治理国际合作,构建“1+N”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安全监管制度建设。

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要义及其内在关系,是把握其作为有机统一的思想体系的关键。其中,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是首个核心要义,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是鲜明特色,坚定文化自信和坚守文化主体性是一以贯之的主题,“第二个结合”是根本的方法论,新时代的文化使命是纲领性目标。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首要位置,将文化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通过文化建立领导权,其目的在于坚守文化主体性。对文化建设高度重视的原因,不仅在于文化的中介性力量和再生产作用,还在于民族精神的独立与文化主体性的巩固。“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既是建立和巩固文化主体性的根本途径,又是坚定文化自信的基础来源,从而为担负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奠定原则、提供引领。

一种文明形式只有形成相对系统的制度体系,才标志着文明形态的完成。人类文明新形态根源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既是对社会历史规律和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也蕴含中华文明的内在机理;不仅是以社会主义制度为核心的文明形态,也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崭新文明形态,同时是充满活力的和谐发展的文明形态,彰显着跨越式文明发展的内在特质。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妥善解决社会基本矛盾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填补西方文明的精神空缺,从根本上突破“中心—外围”依附体系的束缚和各种终结论思维的限定,拓展了人类文明进步的空间,彰显着命运与共、谋求共同发展的价值理念,为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与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在新质生产力视域下,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需要围绕理念创新着力培育新时代战略科学家,着眼科技创新打造一流科技领军人才,立足产业创新造就新兴产业顶尖人才。通过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全力保障拔尖人才培养,夯实“三位一体”战略支撑体系畅通人才培养机制,以高等教育为龙头打造人才培养高地,以基础教育为根基拓宽人才培养底座,构建多学段一体化纵向贯通培养体系,重视产学研多主体协同联动培养,注重发挥多元教育评价引领人才培养机制创新的功能,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进而为建成教育强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更新更大的贡献。

数字技术是开辟产教融合新赛道和塑造产教融合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数字技术可以通过拓宽应用场景、链接政校企多方主体、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创新融合发展模式等,有效推进产教融合的广度、协同度、精度和深度。我国在数字技术推进产教深度融合的进程中,仍面临数字应用场景不足、数字主体联动不够、数字资源配置匮乏、数字融合模式待突破的现实挑战。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充分发挥数字技术推进产教深度融合的作用,需要拓宽数字场景,实现建设应用智能化更迭;统筹数字主体,推动要素力量协同化发展;加大优化数字资源供给,促进成果创造性转化;创新产教融合数字模式,打造多元化发展引擎。

儿童美育问题横跨哲学与美学、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认知科学等多门学科领域。在今天,作为社会活动的参与者,儿童有别于成人的独有特征被不断发掘,构成现代儿童教育实践的基础。新时代儿童美育应以大脑的发育可塑性、多元智力理论等研究成果为基础,以包容性、反思性、集体性和多元化评价体系为特征。儿童美育实践在个体层面有着涵养美感、拓宽认知、完善人格等综合作用,在社会层面则除有助于为社会培养具有创造力和终身学习能力的建设者、参与者外,更承载着凝聚民族情感、赓续民族精神、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历史重任。

在数字经济时代,提升人力资本和弥合数字鸿沟是实现社会公平、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环节。随着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在数字技能、信息获取和数字参与度上的差距日益加大。为实现提升人力资本与弥合数字鸿沟的相互促进,应优化数字技能教育体系,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推动数字技能的终身学习和职业培训,营造积极的数字文化氛围。同时,还应促进数字经济的创新发展与普惠性增长,释放数字经济红利,进而全面提升居民数字素养,推动经济社会的全面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转型是世界范围内教育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方向,其转型成果最终应体现在促进儿童青少年的全面发展上。基于PISA2022国际数据,文章系统考察了学校数字化的可及性和使用性对学生学业成就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不同信息化发展和教育竞争水平国家或地区中的异质性。实证结果表明:学校数字资源的可及性(数量和质量)对提升学业成就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使用性(数字资源利用率和ICT探究式教学)对学业成就的影响分别呈现出U型和“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此外,学校数字资源在高信息化水平和低竞争程度国家或地区中表现出相对更高的效能,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学生从数字化资源中受益更多。为提升我国教育数字化的学业增值效应,应在优先补齐基础设施的质量短板的基础上推动数字技术与教学的深度融合,真正实现数字技术赋能我国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强国之根。为摸清我国1880多万教师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的“家底”,我们藉助元分析研究方法对此进行了系统研究。本研究检索时间为2000—2022年,以2000年进入新世纪作为教师心理健康问题的关键影响因素(社会转型或社会变迁),横跨22年。根据文献检索与筛选标准,1096篇纳入效应量的元分析,被试总人数573609名。结果表明,幼儿教师检出率较为突出心理健康问题是抑郁问题、强迫问题、焦虑问题;小学教师检出率较为突出心理健康问题是强迫问题、抑郁问题、躯体化问题和焦虑问题;中学教师检出率较为突出心理健康问题是睡眠问题、强迫问题、抑郁问题;大学教师检出率较为突出心理健康问题为睡眠问题、强迫问题、抑郁问题、焦虑问题。据此,提出解决教师心理健康问题需要打好“组合拳”,即国家层面政策先行、学校层面适度减负、家庭层面期望合理,以此扼制教师心理健康问题的恶化趋势,为高质量的教师队伍建设固本强基。

教育焦虑是我国中小学生家长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但仍缺乏严谨的概念建构研究以及可靠的测量工具。本研究将家长教育焦虑定义为一种家长因其重视的教育价值受到威胁而产生的存在焦虑,并通过对访谈文本的主题分析揭示了家长教育焦虑概念的内部结构:学业表现焦虑、竞争环境焦虑和教育效能焦虑。在此基础上编制了《中小学生家长教育焦虑量表》,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最后,通过结构方程模型验证并修正了家长教育焦虑的影响机制模型,分析了近端环境因素、认知因素和行为反馈因素对家长教育焦虑的复杂影响过程,为后续家长教育焦虑的研究以及预防和干预提供了依据。

审美具有游戏性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在中西美学和美育的悠久传统中,广泛存在着游戏性追求。游戏不但是审美的本质特征,也是美育的教学取向。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以及大国之间日益激烈的人才竞争,多年来所形成的刻板教学模式亟待改变和重构。让美育回归游戏性,是美育教学有别于知识型规范教学的有效路径,也是应对当前本土教育问题和注意力贫困、提升学生创造力,发展全面健康人格的一个策略。

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客观事物常被融入社会、审美的情意,赋予主观的情感功能,形成文学中的意象。从物象到意象的转变中,记录这些事物的名词,常在语境中具有描述性语义功能。在“同实异名”的概念指称和偏正式双音结构中,名词描述性语义功能均有突出体现。名词生成描述性语义功能的影响因素包括诗歌语境、文学语言的审美特征以及诗歌语言的含蓄凝练特征。名词描述性语义功能充分体现了汉语的语义特点和中国古典诗歌含蓄凝练的语言特征。

都市生活陌生化与都市日常时序碎片化,常导致都市人特别是新移民缺少家园感,甚至被“现代城市病”困扰。人心的安定,是都市生命体的根本保障。就都市生活传统看,都市节会是最能有效沟通阶层、团结市民、凝聚共识,促进都市文化认同的时空平台。都市节会传统的复兴与创造性转化,可以使都市居民在新旧生活转换过程中获得平顺,体会家园感,强化都市文化认同与日常生活的意义。因此,应从都市安定祥和乃至国家长治久安的角度,重视都市生活世界的重建,在考虑公共市政设施、公共福利政策之外,更为重视对公众尤其是基层市民所共享的日常时空的保留、扩展与设置。

“民俗”概念在世界范围内大致经历了从作为现代的他者的农民旧俗到普通国民的生活文化的演变,其概念发明与内涵演变是在传统与现代、小地方与大共同体的二分对立框架下进行的,民俗学既以学术方式、也在社会事业的意义上参与其中,既在一国之内的意义上参与了现代国家的文化建设,也在人类共同体的意义上参与了文化多样性的现代工程,由此谱写了从对立到融入现代世界的学科叙事。

学术社会史理论上契合唯物史观,注重研究学术的复杂社会性。学术社会史发展了从先秦诸子到近代学者有关学术社会环境、著述语境的论述。学术社会史与社会文化史同中有异,虽皆立足于跨学科研究,借重社会史视角,但前者主要研究学术思想及其语境,多维度揭示学术的社会蕴含。与此同时,学术社会史兼重官方和民间文献,大幅拓展了学术史材料;既借鉴海外相关理论和方法,又植根于中国学术土壤,发扬传统史学的优长。学术社会史的理论自觉有益于构建中国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

将洛克的外交权思想置于17世纪英国政治制度变革的历史背景中考察,可以发现,该思想是对专制君主体制下君主外交特权的变革与保留。尽管这一权力被命名为“外交权”,且在原则上从属于最高立法权,但它仍然保留了难以受到立法权约束的特权属性。在光荣革命确立的立宪君主制下,无论是通过政党政府的运作,还是伴随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发展,外交权的行使始终表现出难以受到议会有效监督的特点。这一现象反映了该制度内部的固有矛盾,其根源在于17世纪的政治制度变革主要集中于国内事务,而未能充分涉及外交领域。

机器学习在科学研究中,尤其是在数据密集型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然而,其在科学发现中的应用仍然存在局限。近年来,计算科学家提出了一些方法,试图运用人工智能技术从数据集中自动发现科学定律,但他们是否能够真正触及科学发现的本质,由此引发了广泛的讨论。通过细致分析机器学习系统在数据选择、模型构建、理论与现象的关联以及思维本质等方面与人类的发现过程之间存在的显著差异,表明它们并不具备自主思维能力,即其输出仍是在现有的人类知识体系和认知框架的共同作用下生成的。尽管如此,人工智能已深刻改变了科学研究的方式,既要承认机器在科学研究中的不可替代性,也要坚持人类在科学发现中的特殊作用。未来应当追求的是人机高效协作,而非让机器取代人类成为科学研究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