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化诗学”具有鲜明的现实品格,是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发展情势所需、理论所求的必然产物。西方文论模式的大量引进、译介与套用,使得20世纪80年代文论建设在理论繁荣、方法多元、话语拓展的同时造成了身份的失重、思维的困惑与文论的失语,进而导致时代文学的整体性焦虑。“方法热”、“主体热”、“语言热”、“文化热”之观念变迁,不仅负载了当代文艺理论蜕变的艰难思考,还体现了对固定化文论模式思维惰性、理论规范的框架冲击以及摆脱焦虑、寻求突围的理论走向,更在路径深处形成了“主体性”与“文化视角”合围的本土文论建构趋势。由此,体现当代精神与中国特色的“文化诗学”便呼之欲出。文化诗学的“本土化”,不仅是当代中国文论“文化转向”语境下的自我反思与视域调整,更是阐释对象不断“泛化”、理论问题渐趋“失控”、话语逻辑屡遭“消解”、审美价值精神日渐“虚无”之后的“诗学”辩护,深刻凸显出与西方后现代主义解构哲学立场上的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的根本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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