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是社会成员获取社会地位和尊重的主要渠道之一,教育的发展水平决定着国家的进步与民族复兴,也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文明进程。研究发现,中国教育一直在进行着结构上的调整,普通高校机构数、中等职业教育机构数、学前教育机构数占比均有较大幅度提高,中国教育正不断向职业化、高端化方向发展。改革开放40年,中国教育资源、教育活动、教育成就与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非均衡性,不同的发展阶段这种非均衡程度不同。未来,中国要加快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促进教育与经济可持续地协调发展;要加快缩小地域经济差距,推进教育公平、包容、均衡发展;要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加快构建先进的教育质量标准体系,推进中国向教育强国和经济强国迈进。

《论语》中载有孔子与弟子子夏关于《诗经》的对话,称赞子夏“可与言诗”。所谓“言诗”,历来理解为对《诗经》义的讨论,从而把子夏言诗作为他通晓《诗经》之本义并写作《毛诗序》的证据。其实,孔子的“言诗”是“赋诗言志”的意思,它在春秋时代是从属于礼乐仪式的说话方法,与后来直接讲解《诗经》的《毛诗序》没有关系。孔子对于《诗经》的所有论述,都是围绕“赋诗”而展开的,而并没有阐释《诗经》之本义。战国以后,社会意识形态的载体由礼乐仪式转为经典,才产生了企图诸首解释《诗经》的《毛诗序》。但因为释《诗经》者仍未脱离上古以礼乐为治的时代所形成的隐喻思维模式,仍然用发微索隐的方式去理解《诗经》,故使《诗经》的本义长期被掩埋。

《文心雕龙》“通变”论并非《周易》“通变”论在文论中的直接运用。在《周易》“通变”论中,“变”是天然合理的,“变”是“通”的条件,“通”是“变”的结果。但在刘勰看来,南朝以来的文学“新变”产生了太多的“爱奇”之风、“浮诡”之言和“淫丽”之辞,导致了“文体解散”的严重弊端,使文章之“变”成为需要反思和批判的现象。由此造成了刘勰文学“通变”论的独特思路和特殊内涵:其论述重点不是提倡和推动文章之“变”,而是强调通过对源于经典的“有常之体”的“相因”来规范文章之“变”,以克服“新变”之弊;其所说的“通”也主要不是指向文章之“变”的结果,而是指向文章之“变”的前提,即对传统“有常之体”的“会通”。刘勰将传统“通变”论置入《文心雕龙》“以正驭奇、以常驭变”的整体论文思路,创造性地重建了“通变”概念的意义结构和具体内涵,从而将《周易》“变而通之”意义上的一般“通变”论,转换成了《文心雕龙·通变》篇“会通—适变”意义上的文学“通变”论。

“文化诗学”具有鲜明的现实品格,是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发展情势所需、理论所求的必然产物。西方文论模式的大量引进、译介与套用,使得20世纪80年代文论建设在理论繁荣、方法多元、话语拓展的同时造成了身份的失重、思维的困惑与文论的失语,进而导致时代文学的整体性焦虑。“方法热”、“主体热”、“语言热”、“文化热”之观念变迁,不仅负载了当代文艺理论蜕变的艰难思考,还体现了对固定化文论模式思维惰性、理论规范的框架冲击以及摆脱焦虑、寻求突围的理论走向,更在路径深处形成了“主体性”与“文化视角”合围的本土文论建构趋势。由此,体现当代精神与中国特色的“文化诗学”便呼之欲出。文化诗学的“本土化”,不仅是当代中国文论“文化转向”语境下的自我反思与视域调整,更是阐释对象不断“泛化”、理论问题渐趋“失控”、话语逻辑屡遭“消解”、审美价值精神日渐“虚无”之后的“诗学”辩护,深刻凸显出与西方后现代主义解构哲学立场上的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的根本区别。

九一八事件后,胡适、丁文江合作发表《所谓剿匪问题》一文,十分凝炼和鲜明地聚焦了自由派知识分子对于国民党“剿匪”政策的公开质疑。但随着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被迫进行长征所引起的时局巨大变动,他们中许多人迅即见风使舵,重新站到了国民党“剿匪”的旗下,由质疑转向期盼“全歼残匪”,其内部的分化也成了不可避免的事。西安事变后胡适、张季鸾诸人虽最终接受了国民党废止“剿匪”政策的现实,但与范长江、王芸生等人的主张毕竟不可等量齐观。国民党“剿匪”政策虽废,反共之心仍存,自由派知识分子既不脱“恐共”痼疾,复不能躬身自反,在此后全面抗战中反共浪潮迭起,其将继续追随国民党的政治取向,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礼俗是考察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一个重要维度,国民党政要陈果夫,在国民政府时期发表了大量有关礼俗改造的著述和言论,为我们认识礼俗互动的近代形态提供了个案。作为“标准党人”,陈果夫礼俗改造的设想首先是官方本位的——他试图最大限度地利用礼俗的社会教化和意识形态功能,以日常政治的方式配合新生活运动,参与国民党三民主义儒家化意识形态的建构;然而,另一方面,由于教育经历、从政经验及其所信奉的“中体西用”文化观等原因,陈果夫的礼俗观又相当“接地气”,他对民间信仰和风俗的价值认同远大于批判,对民众的非理性精神需求有着充分的共情。对礼俗政治文化功能的积极利用和改造,使他区别于一般知识界的启蒙思路,而礼俗改造中坚定的民众立场,又使他与主流政治话语有所分殊,这正是陈果夫礼俗观的个性所在。就实际功效而言,在以社会整合和政治动员为急务的民族国家建构时代,陈氏的礼俗改造计划因现实针对性不强不可避免地被边缘化。

马克思经济哲学体系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以四种形式表示存在: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哲学基础的批判、政治经济学范畴中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命题中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哲学。从形成史角度看,青年恩格斯是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的启蒙者和领路人。1859年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写书评是起点,往后的思想进程情势大变,恩格斯的主观愿望是在捍卫、阐释和宣传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过程中发展出自己的哲学体系,即后人命名的辩证唯物主义。在恩格斯逝世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辩证唯物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统,进而演化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经济哲学体系则是被忽略,消失于正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野黑洞之中,原因是没有表示存在的理论逻辑空间。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一节对“资本-劳动”内在矛盾的揭示,绝不是对《精神现象学》的“主奴辩证法”的简单摹写,而是对整个现代社会的基本矛盾的结构性剖析,典范性地展示了以“具体的总体”为核心的辩证法的总体性运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历史辩证法的现实主题是以“资本-劳动”的矛盾运动这个“具体的总体”为核心问题对现代社会进行总体性批判和重构,在思维方法上是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思辨传统和英国政治经济学的经验实证性范式的尝试性融合,开启了走出德国观念论辩证法、创建唯物主义历史辩证法的“科学抽象法”之思想征程。而在走出黑格尔思辨辩证法的过程中,费尔巴哈所开创的感性原则和具有经验论传统的英国政治经济学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对马克思颇有启示。在此意义上,只有将“资本-劳动”辩证法看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辩证法的“具体的总体”,才能深度把握其辩证法的肇始性思想史地位和方法论价值。

马克思与启蒙的相遇经历了一个从“积极认同”到“思想资源的批判性使用”的重大态度转变,最终实现了对启蒙的资本主义“性质认定”。随着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深入,马克思扬弃了启蒙的资本主义问题域,使之从以“抽象的人”为中心的权利逻辑转化为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导向的解放逻辑。西方启蒙的价值立场、价值原则和价值观导向并不能与马克思哲学简单对接,更不能被直接演绎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思想解放的总体框架。面对社会思想文化剧烈变化的复杂局面,核心价值观培育和建设过程中必须注意到马克思哲学与资本主义启蒙之间的本质区别,以核心价值观彰显精神文明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

“随附性”意指“必然地,若事物X具有性质G和性质F,则如果另一事物Y具有性质G,那么它也具有性质F”。它是现代二元论或者非还原论借以说明道德性质与事实性质的关系,从而与还原论表现出差别的时候,常常会顾及到的概念。但是,“随附性”和“还原性”并不必然是矛盾的,即便是还原论者也可以承认“随附论”的基本观点,因此“随附论”并不能给非还原论提供理论支持。而更为重要的是,“随附论”涉及的“对混杂世界的禁止”问题亦为“投射论”提供了理论支持,而后者恰恰与以非还原论为代表的实在论是截然对立的。

近年来,人口老龄化和环境污染成为全球性的两大热议话题,如何正确理解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逻辑关系成为老龄化背景下环境经济政策选择的关键。以1992—2010年全球106个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为样本,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分析老龄化与环境污染的关系,以及老龄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路径。研究发现:(1)从理论模型看,老龄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通过生产效应和生活效应两个路径实现,前者是指人口老龄化通过影响当期消费而减少污染,后者是指人口老龄化通过影响下期投资而增加污染。(2)从实证检验看,人口老龄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主要通过生活效应实现,生产效应的影响并不显著。从分组回归看,在低收入国家,人口老龄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主要通过生产效应实现,在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人口老龄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则主要通过生活效应实现。上述结论意味着: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从低收入迈向高收入的进程中,即将来到老龄化与环境污染U型关系的拐点,即当人口老龄化水平高于13.3%时,人口老龄化会加重环境污染。这样,如果不能实现经济发展新旧动能的接续转换,不能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就有可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人口老龄化和环境污染的三重问题叠加,因此,需要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和绿色发展,争取更大的时间窗口,推迟人口老龄化与环境污染U型关系拐点的到来。

经济增长伴随环境污染的产生似乎不可避免,企业在环保治污方面能否有所作为引人关注。基于2008年和2010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实证分析私营企业的政治关联对其环保治污行为的影响发现,私营企业的政治关联对环保投入和排污费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也就是说,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环保投入较高,缴纳的排污费也更多。在考虑了环保治污反向影响企业政治关联的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稳健。分行业考察表明,政治关联对环保治污的正向作用仅在重污染企业中显著,在轻污染企业中不显著。进一步检验发现,政治关联对环保治污主要存在一正一反的两个影响机制:政治关联通过影响企业的社会责任正向促进环保治污,即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履行更多的社会责任,企业加大对环保治污的投入;政治关联还通过影响企业的寻租动机反向抑制环保治污,即企业会利用政治关联进行寻租,减少在环保治污上的投入。此外,私营企业的政治关联程度较低时,政治关联显著促进环保治污,政治关联程度较高时对环保治污呈现显著的负向影响。研究揭示了政治关联对企业环保治污的实际影响和内在机制,有助于政府采取措施合理引导企业清洁生产、保护环境。

产业升级作为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任务,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实现经济集约化发展的主要途径。城市是实现绿色增长的重要载体,产业升级是否能够推动城市绿色增长,一个考察重点就在于产业升级是否促进了作为经济绿色增长主要动力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通过DDF-ML指数测度中国266个城市2006—2015年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且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两个维度上构造产业结构升级指标体系,对于中国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与绿色增长之间关系的检验结果表明:中国城市整体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10年间呈现上升趋势,且存在较为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产业高级化对于绿色增长具有正向作用,而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绿色增长的影响则因不同城市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而有着明显差异:对于“领先型”城市,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绿色增长有促进作用;对于“追赶型”城市和“落后型”城市,合理化对于绿色增长反而有着负向的影响。因此应针对不同地区的实际发展水平,制定差异化的产业政策并且多管齐下,使各类配套措施与产业结构升级形成良性互动机制,最终推动城市绿色增长。

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外国著作翻译成为学术界和文化界的时尚,各种翻译理论也异常活跃。激进者倡导“直译”和“忠实”,要实现与传统文化的决裂。这种观点被后世的学术界认为是当时翻译理论和实践中新文化发展潮流的代表。这就给人一种印象,好像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直译成为所有外国作品翻译者遵循的原则。其实,情况并非如此。考察新文化运动中最有代表性的期刊《新青年》,就会发现,当时刊发的外国作品以及中国作品中提及的外国作品的题名翻译是既有直译的,也有非直译的,而非直译的情况显然更复杂,可谓多姿多彩。这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多种翻译方法的存在仍是客观事实;“忠实”标准仍可作多元的理解;译语文化对翻译的影响无处不在;倡导直译的观点虽然成为时尚潮流,但在现实中并未也不可能一统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