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者在教育现场的一切作为,即使有意识地通向受教育者终极的美好生活,也必然具有一种更强烈的实用追求。它的顺利和完满,不可能与教学、训育任务的完成和受教育者的合理感受相脱离,否则其智慧的可能性也基本为零。沿着这一思路,我们从教育创造的领域入手,可以发现教师在学校教育现场必然要做如下的工作:一是对作为教育内容的知识和经验的处理与挖掘;二是对作为教育资源的时间、空间的配置;三是对作为教学活动载体的教学过程的建构;四是对作为教育对象的学生的意志的组织。从这四种工作中,可以提取出“处理”、“挖掘”、“配置”、“建构”、“组织”,教育之行因此而不再模糊,教育智慧也因此而不再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

伴随人工智能、人机工程学、认知心理学等学科的探索,近年来教育学界对教师教学专长问题的研究也取到了长足的进展,但研究中存在着专长概念窄化、层次划分区分度低、忽视具体的教学情境、淡化教学实践的多样性、田野研究缺乏等问题,致使“教师教学专长”与“教师专业发展”相混淆,相关研究难以再深入下去。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哈里·柯林斯和科学哲学家休伯特·德雷弗斯分别基于不同的研究样本,采用不同的理论视角与研究方法,对与专长密切相关的知识转移、意会知识、专长分层及其他相关问题均进行了深入、独到的研究,分析、比较两者的探索,对于教师教学专长研究走出目前的研究困境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为克服同行评议和文献计量法的根本缺陷,作者于15年前提出开放评价法这一替代方案。经过不断改进,迄今在实现学术评价客观化方面又有新的进展。为了突破同行承认是硬通货这一金科玉律,让非共识的原创、突破、颠覆性创新成果及时胜出,让原创人才、颠覆性创新人才及时胜出并充分发挥作用,建议用规范推荐取代通行的同行承认。这一主张基于程序公信、评价结果可重复的开放评价原则,它会使包括用户在内的外行评价成为可能,由此形成真正的学术市场和思想市场。工业革命形成经济市场实现了人类创造力的第一次大解放,让拥有商业才能者如鱼得水;开放科学革命将形成有效的学术市场和思想市场,实现人类创造力的第二次大解放,它会使拥有学术才能者如虎添翼,新型科研机构、教育机构如工业革命之后的公司企业,迅速崛起,纵横天下。率先发动和实现开放科学革命和人才制度革命的国家、地区与机构,将在吸引、保持拔尖人才方面赢得先机和优势。

中国艺术史学科虽然自成立以来就遭受质疑,但也不难予以合理的回应:西方的艺术史正在从艺术门类史而变得越来越具有艺术门类综合性和文化多元性;中国自身的文化、学术及艺术传统本身则具有艺术史书写的动力。中国艺术史学科的可能性来自于两方面:艺术史学科制度建立本身,中国式门类艺术汇通及古今学术汇通传统。艺术史学科路径可以有门类艺术史、宽视角门类艺术史、观念艺术史、比较艺术史、跨门类综合艺术史等。对艺术史学科路径的反思可能引导出艺术史学—对艺术史研究方法或路径的反思。中国艺术史学科可以由三个分支构成:艺术通史,跨门类、跨媒介或跨学科的艺术史,艺术史学。

尽管学界一致公认,最早对校唐写本《文心雕龙》残卷者为日本的铃木虎雄,其后才有赵万里的校记,但事实上,早在铃木文章发表前三年(1923),傅增湘即据董康自大英博物馆摄回的照片作过校勘;1925年前后,黄建中、黄文弼、容庚又先后对校唐写本《文心雕龙》残卷,赵万里校记所据即得自容庚校本并黄建中所摄照片,且完稿时间实早于铃木氏。澄清这段史实并梳理相关问题,于《文心雕龙》研究史或不无小补。

宋人在对前代特别是本朝文学发展历史的理论总结和批评阐释中,逐步产生了自觉的诗歌史观并形成自成体系的文学史叙事话语。其文学史叙事主要在时序论、文脉论、文体论、典范论、派家论五个范畴内展开,同时运用以纪年区分时段、确立经典人物图谱、命名文学典范与诗家派别等言说方式,构成交错联结的文学史叙事链,搭建了宋代文学史的基本框架。其大量“互文性”的诗学文献所提出的丰富议题,为后人提供了可置身其境的历史视域和可资利用的理论资源。

关于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特点,从黑格尔到德里达,西方学界形成了一种偏见,认为中国没有理性,没有哲学。前辈中国学者在物质、制度和思想层面上都发现了中西文化存在着若干异同,但他们忽略了理性在中西文明中起到的作用。理性有不同的内容和类别。不同的理性类别组成不同的理性结构。虽然理性的爆发是轴心时代中西文明的共同特点,但它们表现出来的理性结构却不尽相同。古代西方的理性结构包括逻辑理性、自然理性、实践理性/道德理性、审美理性,但缺少历史理性,其理性结构以纯粹理性为主导,逻辑理性居于统治地位。中国的理性结构包括历史理性、自然理性、道德理性,有逻辑思想,但却未发展出逻辑理性,其中历史理性占有支配地位。逻辑理性主宰了西方的思维,历史理性引领了中国的思维。这种理性结构的不同是中西思维不同的根本原因所在。中西文明之别,关键也就在于理性结构的不同。西方文明中逻辑理性占主导和中国文明中历史理性占主导,其根本在于二分法的不同。中西的二分法之不同,其部分原因则可溯源于各自语言之不同。语言特点不同,是中西文化不同之源头。

这项研究关乎两个主题:一个是仪式,另一个是比较。一方面,主要从葬礼前的哀哭和丧服两个层面来论证丧葬仪式的文化功能、目的和社会影响,从而看出古代中国人和古代希腊人在面对同一种境况—死亡时,他们所遵循的意义模式是不同的。另一方面,也力图以希腊古风古典时期与中国先秦时期哀悼仪式的比较为例,阐述比较研究中的一些原则和方法。最终,通过找寻同一个仪式对象在不同文化里的表现,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何以中希两个古代社会的哀悼和葬礼在早期有着程序及表演行为上的相似之处,但随后却表现出巨大的差异性？这一切都是源于哀悼和葬礼背后不同的思想观念:希腊人严守一种带有神性规定的仪式程序,却没有涉及现实的社会秩序、政体模式,也没有将其上升到一种理论的高度去阐发。因此,希腊仪式中的程序与表演的成份得以比较完整地延续下来,甚至在现代希腊社会中仍可见其痕迹,但却始终只是存在于民间、停留在仪式行为的层面。而中国自先秦以来,儒家的先贤们则将其社会理想及政治观念贯穿于种种仪式之中,使之深深地渗透到社会生活及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造就了中国传统社会独有的文化模式。

《史记》的偏传主倾向表现为同一事例在不同篇章的描写中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差异,但均有偏向传主的倾向性,秦始皇生父疑案与“下宫之难”以及诸多事例可证明这一点。这种倾向性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客观史实本身具有争议,史家被迫在求真不得的情况下作出了“妥善”处理。它体现了《史记》将求善精神融入求真之中的高超手段,从而展现出求真与求善相统一的中国史学特质。

自然是“人的精神食粮”的思想,是马克思针对其所处时代“人的自我异化”的生存遭际而提出的,体现着他对人的发展命运的现实关切和拳拳顾念。因此,领悟这一思想,应着眼于人的发展的精神维度,归宗于自然对“人作为人”而成其为人的化育和成全,从三个方面即把自然解放出来以恢复自然作为“人的精神食粮”的本性、把人解放出来以恢复人与自然内在的精神性联系、“按照美的规律”来建构以绽放自然的美的特性来把握。激活这一思想,有助于智慧性地化解当下的生态危机和精神危机,凸显其时代价值。

理解黑格尔国家理论的关键在于把握他所说的自由和普遍利益这两项密切相关的概念。对此,现有的研究常常存在一些误解。我们固然可以将黑格尔所说的自由界定为遵从理性指引这一前提下的自主、自我决定或自我实现,但在作出这种界定时还必须明确意识到这里的自主、自我决定或自我实现总是与自我否定紧密结合的。自由在于自我决定与自我否定的综合。黑格尔所说的普遍利益并非人们通常所说的公共利益或整体利益,而是明确地指向以否定性为根本特征的国家主权。基于上述理解,我们能更充分地体会到,在黑格尔那里,国家不仅是市民社会的对立物,还是人与自由之间的中介者。

当前学界对王阳明与湛甘泉思想之间的关系研究多留于文化层面,而缺少对于二人思想的学理实质考察。这就导致了在追问二人所理解“心”、“良知”、“天理”等之间差别的究竟为何上的“语焉不详”。鉴于此,本文拟从二人谈“心”之处为切入点,来考察二人理学思维的建构模式,以求对二人思想之别给出学理上的解释。概言之,王、湛二人面对朱子理学所留下的“心”、“理”二分问题,是分别将“心”作为哲学立场而落于生存实在中以“体察”“天理”的模式求其“所存”和将“心”通过语言建构为实体的以知识形式统摄“心”、“理”的答其“所是”。对王、湛之别的学理考察于合理理解宋明理学研究中的诸多问题提供了借鉴性思考。

根据责任负担大小、保障水平高低以及民众需求差异等维度,可以把民生保障划分为托底型、基本型、改善型以及富裕型等四种模式类型。其中,托底型民生是最为基础性的民生类型,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具有重要的指标性意义。它着重解决民众最基本的生存问题,成为民众生存权的基础与先决条件,体现国家对民众最基本生计的责任担当。托底型民生就是守住民众最基本生活的底线,保障好民众最起码的生活需求的民生项目及标准,对其数值人们往往用职工平均工资、最低生活保障等指标来测量。但是,以最低生活保障线作为托底型民生标准并不能解决民众最基本的生活需要问题,同时,平均工资指标也不能反映人们的消费支出情况。实际上,托底型民生与城乡居民八大类消费品和服务价格总和相关,结合全国近年来公布的数据,用扩展线性支出模型测算可知,托底型民生支出约为城镇居民八大类消费品和服务价格基本需求总和的60%左右。为此,应该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框架下加强托底型民生建设,不断优化托底型民生支出结构,拓展托底型民生项目类型,将突发性不明原因疾病纳入到托底型民生保障项目,切实增强托底型民生项目的开放性与包容性,确保民众生存之“底”得到有效保证。

在全面深化改革和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被赋予了全新的任务和使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逐渐升温。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一个主要目标,是通过优化国有股权分配比例,引入非公有资本丰富股权结构,减少国有股权占比,优化公司治理结构,形成股东行为明确、企业投资高效敏捷、内控监督有力的机制。就理论逻辑而言,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必然会对企业投资效率产生影响。一方面,因股权结构引起的动态改变会对其治理体制及资源禀赋造成直接冲击,一定程度上硬化国企的预算软约束,进而影响企业投资效率;另一方面,通过管理层持股等方式引入非公有资本,可以提高管理层激励,提高股权多样性和制衡度,这同样会对国有企业投资效率产生影响。那么,在实践中,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提高了企业投资效率吗？以2003年至2017年国企上市公司为样本的经验研究发现,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显著提升了企业投资效率,且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投资效率的改进主要集中于抑制国企投资过度,对国企投资不足的缓解作用则较为有限。这可能表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主要通过降低国有企业过度投资行为来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从而为我们找到了更加精确的影响机制—国有企业本身相对而言承担着更多的政策性负担,所以更可能进行过度投资行为,但是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入的其他非国有股东可以改变这个现状,使其充分适应市场竞争机制,从而优化投资低效行为,改善其投资效率。进一步研究还发现,相比较而言,在竞争程度较低的垄断性行业和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地区,国有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对投资效率的提高作用更加明显。上述研究结论意味着,需要进一步扩大和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同时要更加关注垄断性行业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问题,并依据市场化程度的地区、行业差异来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