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经典问题,已有研究在教育如何作用于经济,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到底如何测量上一直存在较大的争议。中国作为一个后发追赶型的二元经济,四十多年的发展很难用西方经济学的某一理论解释,探讨教育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需要建构统一的理论框架。基于新古典增长理论、新经济增长理论以及蔡昉、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寻找各种理论与方法的内在逻辑及其存在的问题,结合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发展的阶段特征,分析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并尝试提出符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的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测量框架。一方面通过分阶段分产业分部门进行增长要素分析,基于作用机制分别测算教育提升生产过程劳动力质量的贡献,提升整个社会人力资本与知识水平的外部作用,提升技术创新的作用,提升技术吸收能力的作用以及在资本积累方面的贡献。另一方面借鉴舒尔茨的投资收益法,在分产业分部门的教育投资收益法基础上,通过加权的方式,计算各阶段中国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另外,选择的教育指标能否实质性地捕捉到各个发展阶段的教育特征也是测算贡献的一个重要问题,人力资本指标的选择应该反映市场上不同时期对不同能力与技能的需求变化。

当代高等学校管理面临四种压力:确保物种和文明传承的使命压力,教育经费不断增长要求产出更高更快的社会压力,不断增长的对好学校需求强大、声讨也同样强大的公众压力,学校管理本身就是教育者生活所在的在场压力。当代高等学校管理何去何从？如何精准向好地主动应对时代要求？好的学校管理应该具有哪些组织本领？研究采用现代管理学的多元理论范式、结构主义研究范式及其演绎法,以目标为起点进行演绎推理,从价值到事实,从一般到具体,从目的到手段,阐述科学主义、人本主义与审美主义汇聚合流的管理趋势。当代高等学校管理响应时代的强烈需求,选择和落实规范、民主、科学、高效、审美的价值取向,利用参与式决策、数据正当驱动、整合专业力量和成果可见化四种组织本领和手段,实现鼓励善良、立德树人和建设价值驱动型学校的三种管理目的,从而形成大规模的优质学校群落。遴选和培养数以万计的好校长是全社会的责任,这是实现国家长久安全和民族持续兴旺的基础。

推拉理论(Push-Pull Theory)是一个在分析影响学生国际流动因素时,被广泛接受和应用的理论框架。国外在学生流动推拉理论的研究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普遍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的拉力因素和发达国家的推力因素,以及影响学生流动的主观因素。国内学者在沿袭国外阿特巴赫的八推力与七拉力因素等分析模型基础上,更加重视学生个人因素,探索了学生流动的本质及内外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出了内外因互动的分析模型。国内研究以定性分析为主,内在和外在因素之间存在重叠。我们运用四个主体、五个维度的主客观因素分析模型进行创新研究,提出:一、关注留学生输出国的拉力因素和接收国的推力因素;二、客观驱动因素必须通过与主观因素相互作用才能决定学生流动;三、细致划分影响学生国际流动的因素,以解决各因素重叠的问题。

遗传等个体因素和家庭等环境因素如何交互影响儿童发展,一直是发展心理学关注的核心问题。关于个体与环境因素交互影响儿童发展,目前研究者们提出了许多理论模型并得到实证研究的支持,其中主要包括素质—压力模型、差别易感性模型、优势敏感性模型、情境生物敏感性模型、感觉加工敏感性模型和环境敏感性模型。这些儿童发展的个体-环境交互作用模型尽管使用了不同的概念来解释环境因素如何与个体因素交互影响儿童发展,但都提出不同儿童的环境敏感性不同,有的儿童环境敏感性高,有的儿童环境敏感性低。儿童环境敏感性不同,受到的环境影响大小就不同,加之儿童成长中面对的环境因素千差万别,从而使得儿童形成多样性的发展结果。

父母与子女往往会报告出对家庭教养方式的感知差异,整体来看,父母感知相对于子女更“积极”。研究者认为这主要是因为父母和子女注意到了相同教养行为的不同细节,给出了不同的归因解释;性别、年龄等个人水平因素,沟通、依恋等互动水平因素,家庭结构与功能、家庭背景等整体水平因素也会影响亲子感知差异。在测量分析亲子感知差异的过程中,研究者经历了关注差异模式、关注差异值、同时关注差异与个体感知三类方法的更新迭代,并以这些方法为基础,探索了亲子感知差异对孩子自主性发展、情绪与行为问题、社会适应、学业成就等发展结果的影响。

同伴侵害是青少年攻击行为的重要风险预测因素,但其中的具体机制尚不清楚。采用问卷法对1347名初中生进行研究,考察心理需求满足在同伴侵害与青少年攻击行为间的中介作用,以及意向性自我调节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1)在控制了性别、年龄、家庭人均月收入、亲子关系、感觉寻求等之后,心理需求满足可显著中介同伴侵害与青少年身体、关系攻击的关系;(2)意向性自我调节可显著调节中介过程“同伴侵害→心理需求满足→青少年言语、身体和关系攻击”;具体而言,同伴侵害可削弱高意向性自我调节青少年的心理需求满足,进而增加其言语、身体和关系攻击,然而,这些中介效应在低意向性自我调节青少年中均不显著。

原指“文章整体存在”的古代汉语“文体”概念,在日本17世纪至近代的文化语境中,先后发生了两次由表示文章本体(“体”)到表示语言形式符号(“用”)的语义转化。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以“语言形式”为实质内涵的日本近代文体观被引入中国,契合了同样以语言变革为主要目标的中国现代文学改良运动的整体文化情势。受日本近代文体观与西方文类学(Genology)、语体学(Stylistics)的双重影响,中国现代学界一方面将传统文类之“体”理解为文学作品的一般形式,同时又继续以“文体”译Style,表示文章中与思想情感相对的具体语言形式。就对应于西方Style的“文体”概念(具有不同特征的语言形式)而言,其内涵的分阶段呈现集中反映了中国现代文学不同发展阶段的诉求。在白话文学草创阶段,人们更关心文体表达思想情感的基本功能,因此突出其“语言形式”这层内涵。当现代文学渐臻成熟,便进而要求文体在表情达意的基础上还应表现作家的个性特征,因此“文体”概念的另一层内涵,即通过“语言形式”所表现的“作者个性特征”,得到作家和批评家的自觉关注。认识中国现代文体观的这一内在转变,可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开启新的思路。

人类社会进步的一大标志,是由空间中事物的生产发展到空间本身的生产。口头叙事用声音覆盖住一定范围的空间,剧场、影院和音乐厅等实体空间容纳了形形色色的叙事交流。戏剧是前工业时代最具人气效应的大众传播,为使人们集中注意力,演出方面需要筑起环绕整个剧场的“声墙”。评价和议论也是叙事消费的重要方式,一些注重“被看”的消费者甚至把传播场所当作社交平台。今人电脑屏幕上不时弹出的评论性字幕(弹幕),使消费者产生和人边看边聊的感觉,微信群中的“聊天”亦属虚拟空间中的互动。影院中的环绕立体声把观众与银幕世界包裹进一个统一的听觉空间,模糊乃至消弭了两者之间的界限。罗兰·巴特声称小说世界与咖啡馆、立体声音响有相似之处,巴赫金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以各种声音的对话为中心,中国古代小说则努力用书场感征服读者。叙事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生产听觉空间的行为,今人采用的叙事手段越来越丰富,但从实质上说仍未摆脱对听觉交流的模仿。

基于一种特定的、有关语言和知识的实用主义学说:推论主义(inferentialism),我认为史学知识即为提出正确的主张,接着讨论推论主义对经验主义提出的诸多挑战。我的主要关注点在于史家共同体所规定的、判定主张正确与否的那些规则。这是在一项个案研究的帮助下完成的。该案例处理的是大卫·欧文(David Irving)的庭审及其学术研究。它揭示了史学家应当避免的一些错误,如果他们旨在对过去提出正当的主张的话。

通行本《周易本义》(以下简称《本义》)和《周易程氏传》(下文简称《程传》)前各有一篇文字相同的序文,且均无署名,同时《二程集》中也收有此文,这就引发了此序作者究竟是谁以及它何以同时出现在不同著作中这两个疑问。白寿彝先生通过考辨指出此序作者既非程颐也非朱熹,并通过文献流传考察了此文被置于《程传》和《本义》卷首的原因。后来的研究者没有注意到白先生的成果,并且由于在周行己的《浮沚集》中发现了与此序基本相同的一篇文章,因此,后来研究的关注点多在考论此序与程颐及周行己的关系以及进入程集的时间,而未涉及它何以出现在《程传》及《本义》中的原因。回顾白寿彝先生及后来研究者的考辨可以看出,只有同时解决了此序作者是谁以及它何以出现在程集、《程传》和《本义》中这两层疑问,对《易序》作者问题的回答才是周全的。考察清《易序》从妄署、误收到误植的来龙去脉,才能更有效地说明此序作者并非程颐亦非朱熹而是周行己。同时,本问题的考辨方法也揭示出文献考察在思想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基于对《大学》与《中庸》的忠实理解,准确领会儒家心灵哲学中的道德哲学情怀,对于创造性地实现传统伦理的现代转换具有基础性作用。首要的问题是,儒家思想中是否具有心灵哲学的基本要素？而儒家又是如何运用这些要素展开其思想逻辑的？如若把儒家的基于心灵哲学之上的道德哲学情怀视为人们实际拥有的德性、现实地践行的规范体系,那么就会在应然与实然之间建构起内在的逻辑关系,人们就会依据主体德性的致思范式和行动模式处理各种实践关系。可事实并非如此,中国人的德性结构乃是境遇伦理或德性伦理。从类型学视角看,儒家的心灵哲学也属德性论,但它与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和康德的德性论似有极大差别,必须从环境或场域寻找这种差别的根源。儒家心灵哲学中的道德情怀究竟有多少要素可以为今天的人们所拥有？如何拥有？在实现传统伦理的现代性转换中,全面拒绝和全盘接受都是不可取的态度和方式。“过度”与“不足”是我们必须摒弃的态度,“适度”才是我们必须坚持的原则。

关怀伦理学家在解释关怀的道德基础时使用了“关系本体论”这一概念,但是这一概念并不指一种严格的哲学本体论承诺,而是指一种社会心理角度对关系之重要性的认识。对于关怀关系的现象描绘并不能直接推出道德的普遍“应当”,其中缺乏了哲学反思的关键步骤,因此关怀伦理内部仍然存在着“是”与“应当”之间的断裂。此前关于儒家“仁”与“关怀”的比较多从“仁”之“用”的维度入手,忽视了二者道德本体层的差异,儒家“仁”的本体论本质上也是一种基于关系的本体论,但是儒家“仁”的关系本体论具有“体用合一”的特征,集“是”与“应当”为一体,具体体现在其两层的关系本体论架构中:先秦儒家同样以家庭中富有情感性的“孝悌”关系作为“仁”之根基,与关怀伦理重视原初家庭领域的关怀关系相似,但是儒家以“孝悌”为核心的“亲亲”关系已经内蕴着伦理的“应当”法则;其次,宋儒以后更加强调“万物一体”关系为“仁”的宇宙论本源,解释了以家庭关系为根基的伦理关怀,何以能推扩至一切宇宙万物。儒家“仁”的两层关系本体论对于克服关怀伦理“是”与“应当”断裂问题具有启发意义。

利益均衡是社会得以和谐运转的内在动力,是社会秩序稳定的重要保障。利益均衡的内在要求有三:利益导向明确、利益行为规范和利益成果共享。针对当前中国社会中一系列利益矛盾,我们认为,参与主体之间的利益均衡发展是解决这一问题,实现社会秩序稳定的重要手段和方法。运用博弈论中合作博弈模型的基本原理来分析社会秩序稳定中各主体之间的价值和行为之互动机理,便可理解:主体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是利益均衡目标得以实现的重要基础,参与式民主治理模式的推广是实现利益均衡的重要平台,实现利益主体各方的合作共赢而非竞争互损,才能实现社会秩序稳定。由于利益的最大功能是其激励作用,如何协调中国社会主体间的利益博弈,进而达成利益均衡和社会秩序稳定呢？我们的政策建议是:加强政府公共服务供给和统筹能力,促进社会利益的分配均衡;规范政府的权力,从公民的切身利益出发促进国家-市场-社会的良性互动;提高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和获取能力,构建公平均衡的利益博弈平台,推动深化改革,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活跃的网络舆论成为社会治理中不可忽视的现象。就其动因来看:技术层面,互联网环境下新媒体的使用为公民舆论参与带来了方便快捷;经济层面,改革开放带来的我国社会利益结构分化引发公民参与本身的强劲需求;而政治层面,政治文明建设的推进,治理现代化的提出和推进,则为我国公民舆论参与开辟了空间。伴随着公民网络舆论参与的活跃,网络舆情舆论研究方兴未艾,但目前我国网络舆情舆论研究多基于负面舆论事件展开,缺少基于治理实践需要和治理视角的系统的理论构建,特别是缺少基于公民利益表达需要的公民参与和政府治理优化层面的分析,致使研究推动舆论引领、舆论危机事件推动治理实践优化的现实价值被削弱,以致于实践中引发舆论危机事件的治理错误重复发生,甚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当前我国网络舆论研究亟需观照我国推动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进程,强化公民参与的研究视角;同时以公民舆论参与研究为突破口,助力我国治理现代化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不断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