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考科目历经多次调整,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反而造成教育理念与教育实践的混乱。从我国社会发展与教育发展的实际出发,为切实保障高中教育质量,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确保课程开足、开齐、开好,必须将全部国家课程纳入高考科目,同时,全体学生参加全部科目考试,高校则自主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需要而组合科目与设定权重来计分录取。全科设考、全员参考、组合录取,是保障新时代社会公平、教育公平和教育质量新理念、维护国家课程权威性、促进全面发展教育的实施、监测全国基础教育质量以及保证高校招生质量的必然要求。同时,我国社会文化心理的历史积淀、学生学业负担的控制、考试理论与技术的支持、高校录取办法的调整以及国际经验借鉴和本土实践的积累都为这种高考科目改革新思路提供了可行性保障。因此,这种新思路是我国社会公平的教育路径,是社会正义的重要保障。

在新一轮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中,选考科目的设置是一项重要举措,备受各界关注。为了更好地进行新高考选考改革,我们梳理新高考考试改革的相关政策,分析新高考选考政策的制度优势,从合格考分数利用、等级考试分数转换、等级考科目成绩之间的可比性、“一年多考”分数计算以及分数合成等方面,探讨选考科目的分数计算与合成存在的问题与挑战。为此,参考测量学理论与美、英、法、澳等国家的相关经验,提出可以通过建立能力水平通用量尺以及优化分数合成方法和招生方案,对新高考选考科目分数合成与计算的方法进行改进。具体做法是建立能力水平通用量尺,借助合格考预测考生总体在等级考科目上的成绩分布,借助高考必考科目校正等级考科目成绩;通过采用加权相加的方式计算总成绩,采用连续栏栅的方式进行招生录取,以达到优化分数合成方法和招生方案的目标。

阻止贫困的代际传递是我国新时代扶贫工作所面临的新挑战,以往研究更关注客观贫困对个体发展的不利影响,忽略了儿童对贫困的主观认知与信念在贫困状态中所发挥的潜在作用。基于内隐理论的视角,贫困观是儿童与周围环境或他人互动中所构建出的一系列与贫困相关的朴素观念和认知模式。通过强调在应对贫困时个体主动性和主体性的重要价值,贫困观的研究为教育扶贫拓展出了新的思路。目前的研究中,儿童的贫困观主要聚焦在贫困推理(儿童对贫富状况的判别并据此对个体品质和行为做出的推断)与贫困归因(儿童对贫富差异原因的认识)两方面。贫困观的个体差异会对儿童在公平分配、认知能力等方面的行为和表现产生一定的影响。但个体对贫困的看法是可塑的,通过一些间接途径改变儿童的贫困观,将有利于提升贫困儿童的行为表现。未来研究需要继续拓展贫困观的内容框架,考察可能造成的其他影响,关注贫困观的发生发展机制和群体差异性,最终为有效的教育干预方案提供更为科学的相关依据。

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关注农村青少年群体的主观幸福感状况、分析提升其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因素和机制有着重要的意义。基于贵州农村1274名初一和初二学生为对象的追踪研究,考察了积极资源和压力风险对农村青少年当前和半年后主观幸福感的累积效应及其作用模式。结果表明:(1)半数以上的农村青少年拥有较低数量的积极资源,面临着中等程度的压力风险。(2)积极资源和压力风险对农村青少年当前主观幸福感的各项指标均具有显著累积效应。其中,累积资源主要以非线性的正加速模式发挥作用;累积风险以线性模式发挥作用。(3)积极资源和压力风险对农村青少年半年后主观幸福感仍然具有显著累积效应,并且均以线性模式发挥作用。以上结果提示:在提升农村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干预实践中要重视多因素的累积作用,既要关注和缓解个体所面临的多种压力风险,又要注重其多领域积极发展资源的建构。此外,对于当前幸福感,结果显示构建积极资源的作用要比减少压力风险的作用更为迅速,表明有效提升农村青少年幸福感的关键是及时构建积极的资源支撑体系。

据《诗经》用韵研究古四声,有四点需要分辨:一,《诗经》押韵有必韵句和非必韵句的区别,非必韵句对声音(本文关注声调)和谐的要求宽于必韵句,不重复的必韵句韵脚更能反映古声调情况的客观。二,《诗经》同部字相押,有的既同部又同声调,有的同部但不同声调。在符合一定韵式的规律性转换中,同部不同声调也是诗人有意识的换韵,应当视为四声分押。三,因假借、引申派生、语法音变等原因,有些字一字多个声调,根据音义相应的原则,应区别其不同意义和不同语法功能,以定其在具体诗句中的实际声调。四,《诗经》中,平、上、去、入各声,阴、阳、入各声,用韵情况很不同,了解古四声发展演变的不平衡性,各声应区别统计。根据上述四点主张,发现一些新的定例、韵式,以义辨音。在此基础上,构建了《诗经》用韵的四声数据库,从而利用计算机对全诗305篇、1133有韵之章、1696韵段、5308入韵句的用韵关系进行分析和统计。得到以下数据:4548必韵句中,通押183句,占全部必韵句的4.02%。各声通押比依次是平声2.27%,上声5.42%,去声16.71%,入声1.44%。阴、阳、入三声的通押比依次为阴声韵5.88%,阳声韵3.29%,入声韵1.44%。阳声韵中,平、上、去声的通押比依次是1.26%、15.05%、17.86%。阴声韵的去声和阳声韵的上、去声,在《诗经》时代可能处于四声系统上发展完善的晚期。

汉语字词之间存在比较固定的对应关系,如果一方发生变化,另一方往往会受到影响。汉语词汇语法化与用字变化就具有这样的互动关系。语法化对词语用字变化的影响表现在:词汇意义的磨损可使记录字形的表义成分逐渐赘余,从而发生减省或音化现象;语音弱化可能引起词语用字的更换调整;语法意义的增强可滋生具有别词作用的专用字。用字变化对词汇语法化也有促进或促退的作用,包括促使词义或读音弱化、推动新词新义派生、凸显和固化语法化功能、导致反向词汇化等。用字变化也可能掩盖语法化真相,给文本解读和语法化研究带来干扰。因此,研究汉语词汇语法化相关问题,应该适当重视有关词语的用字变化。

考据的效度是指考据过程是否有效实现考据目标。字词考据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很多是因为对考据效度没有足够的理性认识。清代是小学考据的巅峰,藉由清人的考据实践,可以看到影响考据效度的诸多因素:发疑是考据的动因,关系到考据的价值;预设的准确性影响考据的方向;取证的准确性、适切性和充足性影响考据结论是否准确、论证是否透彻;释理沟通证据和结论,可为考据结论提供可能性和可行性支持;考据结构的完整与否则会影响考据结论的可信度。今人的字词考据,可在充分吸收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高考据效度。

公元前5—前4世纪,罗马平民要求获得担任执政官的权利,贵族元老院认为平民缺少担任公职的宗教资格,理由是“平民没有auspicia”(nemo plebeius auspicia haberet)。这是一条古老而重要的观念证据,它揭示出古代罗马国家神权政治的本质:auspicia是关乎国家命运的大事,也是贵族垄断政权的依据,谁掌握了auspicia,谁就能执掌政权。auspicia的本义是“飞鸟占卜”仪式,引申为“举行占卜的权利”(the right of taking auspices),并与统治权紧密结合,从宗教语境过渡到政治语境,其本质含义代表“神的意志”,与中国古代政治传统中的“天命”意思相近。中国殷商时代形成的天命观和君权神授的政治传统与古罗马的神权政治环境十分相似。罗马平民与贵族的占卜仪式纠纷,也可以理解为“天命”之争。李维记载了平民同贵族围绕auspicia的三次争论(公元前445年、公元前367年、公元前300年)。在第一次、第二次争论之后,平民先后取得了与贵族的通婚权和担任最高行政职官的权利。不过,由于“无天命在身”(ne in magistratibus quidem habent),第一批平民职官的职权是有缺陷的,他们只有军事指挥权(potestates),而无命令权(imperium),不能主持换届选举、宣战、召开公民大会、净化等宗教仪式,不能举行凯旋式,不能制定法律,还经常因宗教原因被罢免。导致平民无法获得天命的根本原因是宗教隔离。平民有平民的宗教,也有平民的天命(auspicia plebeii),只是不被贵族承认。“天命”与朱庇特崇拜、占卜和婚礼仪式有关。朱庇特原为贵族的神,平民无权祭祀,但平民很早就模仿贵族祭祀朱庇特;通过与贵族通婚,平民显贵的后代成为朱庇特的子孙,拥有了“神佑”;平民祭司、占卜师、预言师也逐渐进入公共领域,逐渐实现与贵族的宗教认同。天命遂从贵族手中转移到平民手中。

与越南战争相关的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文件”及由此文件引发的“五角大楼文件案”,是20世纪70年代影响美国国内政治的重大事件。参考官方档案等权威文献及个人回忆录等第一手史料,可知时任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对美国进行越南战争的前景,经历了从乐观预判到梦想破灭再到重新定位的过程,这促使他决定汇总美国介入越南的历史文件,以便重新评估美国在越南的行动,从而导致了“五角大楼文件”的出台。埃尔斯伯格对美国的越南政策也经历了支持—幻灭—再思考的过程,为阻止美国政府在越南的进一步行动,他将“五角大楼文件”透露给新闻媒体,引发 “五角大楼文件案”。“五角大楼文件案”的最终判决使“五角大楼文件”为天下所知,并成为美国在越南进行不义之战的自供状和罪证。“五角大楼文件”曝光了美国政府策划越南战争的内幕,揭露了美国在越南的战争是一场“不光彩的战争”、“肮脏的战争”,成为“冷战”研究和国际关系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五角大楼文件案”还具有法学意义,为美国日后诸多判例所援引。

传统的观点认为春秋笔法是孔子设立褒贬的标准,是一种历史书写主观意识的体现。然而《春秋》的书写中本就包含了两个层面:一是反映客观历史的,即曾经发生过的史事;二是反映主观意识的,即书写者的主观判断。历史文本是主体(书写者)与所记录客观对象(史事)结合的产物,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春秋》对史事的记录是经过判断的结果。而史官(孔子)的判断又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对史实的认定,即客观史事首先要经过史官主观的分析与决断,是书写者所认定的客观真实,但其认定的事实受礼法传统的影响,要理解他们对客观真实的认识不应超越那个时代的意义体系;二是史官的书写规则,即把经过分析认定的事实用合适的语言表达出来。而这也在长期的历史传统中客体化为春秋笔法,是那个时代历史观念的一种客观体现,在史官传统及主体间的相互认同中不断得以固化和加强,是历史真实赖以存在的条件。在《春秋》的书写中,史官并非不注重历史记录的客观真实性,但他们试图通过凸显自身主体性的方式更好地展示心中的历史之真。这种主观意识来源并受限于客观存在的历史传统,其背后体现了时代的客观合理性。所以,春秋笔法是一种书写客观历史之真的特殊总结。

从数之维度探寻董仲舒视域中的天数、人身与政制之内在关联有利于建立董子哲学研究的新理路与新范式,有利于探明儒学在西汉前期的发展路向与水平,有利于重估董子哲学的时代价值与历史地位。基于此,我们依循探因、述学、明变之路径与方法,从解释学的维度还原与重构董仲舒数哲学的理论构架与价值向度。董仲舒数哲学是建基于“天数”统摄“人”与“政”之内在关联之上的。董子基于数与比数而建立的天人关系、天政关系不应只从宗教信仰与政治神学的角度来诠释,因为董子之论隐藏着通过比之天数而转借自然理性为“人”与“政”寻找道德理性与制度理性的理论动因。董仲舒眼中的天数作为本源性存在贯通人与政,是人之德性与政之理性的价值本源。从玄远之天到数度之天,天数的涌现使得宇宙秩序井然、伦常秩序井然、政制秩序井然。从天数到身体之数,天数之德性渐次呈现;从天数到政制之数,天数之价值渐次展开。在天数的统摄下,身体与政制获得存在的基础与生命力,以及道德理性与制度理性。正是因为天、人、政之间存在同数,天数得以贯通人与政,随之,天人合一与天政合一有了可能,人与政的价值得以渐次展开。

马克思的伦理思想是一种完善论思想,这种思想体现在他对劳动的目的、生活中最高的善以及衡量社会进步尺度的看法中。马克思指出人的劳动有两种目的,即满足生存需要和实现本质力量,其中实现本质力量是高于满足生存需要的超功利目的。马克思认为对人而言最重要的是人自身的发展,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是生活中最高的善。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作为善是完善论意义的善,亚里士多德的完善论思想也包含这种善的观念。马克思把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作为社会的完善标准,用以衡量和评价各个社会的善恶。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论依据不是某种正义论,而是追求人的发展的完善论。

哈特和奈格里强调了福柯的生命政治理论的生产性维度,从生命政治的视域去考察意大利自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非物质劳动理论,从而形成了生命政治生产理论。生命政治生产就其表现形式来说,主要表现为非物质劳动,这种生产不仅生产出商品,还生产出主体和社会关系等。主体问题是联结生命政治和非物质劳动的关键节点,正是基于对主体问题的思考,哈特和奈格里才在生命政治理论和非物质劳动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生命政治生产理论。哈特和奈格里通过对新的生产形式即非物质劳动或生命政治生产的考察,试图寻找新的革命主体并重新构建一条不同于马克思的实现共产主义的路径。从最根本的立论原则和方法来看,他们的生命政治生产理论仍属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

面对当下以数字化和智能化为核心内容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中国需要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揭示数字技术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内在机理,有助于为中国发展数字技术、制定产业和经济政策提供理论基础。随着数字经济的崛起,消费者作为价值需求的一方,能够主动参与生产活动,影响价值供给的形式,其在市场中的力量也得以增强。无论技术创新,还是产业转型升级,只有将消费者价值的提升作为根本目标,发挥消费者对技术升级以及商品生产的促进作用,才能够从根本上全面提高产业竞争力。对于消费者而言,获取使用价值是购买商品的最终目的。与传统工业技术相比,数字技术在为消费者供给使用价值方面具有更为明显的优势。因此,传统产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有利于提高向消费者供给使用价值的效率。中国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应该在四个方面发力:本着包容审慎的态度,营造有利的制度环境;继续强化工业基础,发展工业互联网;推出统一的技术标准,积极参与全球数字治理;重视对消费者的数字教育。

当前,许多媒体正在构建着关于抑郁症的种种“神话”,认为抑郁症是一种“天才病”,高级知识分子更易得抑郁症,但是关于教育和抑郁关系的实证研究国内却很少。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在控制了原生家庭背景和个人健康禀赋的前提下,关于教育对成年人抑郁情绪的影响效应和内在机制的研究表明:(1)教育对抑郁有着显著的影响,但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存在着“健康红利”的上限。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升,抑郁水平会存在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态势,其临界点在于是否接受过高等教育。抑郁症确实更加青睐那些拥有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高知识阶层。(2)教育对于抑郁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年龄效应,会伴随着个体生命周期呈现出不同的模式与特征。随着年龄的增长,高学历群体的抑郁水平会逐渐下降。(3)教育能够通过改善个体的健康与认知能力,以及提升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从而降低其抑郁水平。“社会化机制”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教育更多是通过改善个体的自我认知与自我管理能力从而增进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的。上述结论意味着:在常规的学校教育之外,政府还可协同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等加强对于社会公众的健康知识宣传与教育,提升公众的健康认知能力,培育公众良好的运动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