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以手工业资本主义为背景,凸显了市场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以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为背景,强调了交换关系的社会化过程的经济学意义,但他只是从价格竞争这一经济学维度来理解这种社会化过程的内涵;马克思对斯密、李嘉图古典经济学的超越经历了从人本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发展的历程,他以社会经济形态内在矛盾性的视角打破了古典经济学的单纯经济学思路,同时也超越了人本主义者的物化批判思路,从而把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提升到一个崭新的学术层面。因此,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唯物主义在哲学方法论上有着本质区别,它是从历史性社会形态的角度来理解经济事实的。

葛兰西的实践哲学回归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本性,在合理的辩证法下确立起联系性、融贯性、生成性、历史性等总体的有机观,将任何事物都放在有机关联与动态过程中加以考察,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依循辩证的总体观超越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二元对立,坚持主体与客体、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二是将社会视为有机体,立足变化了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强调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交汇贯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互动;三是将有机知识分子看作是连接无产阶级政党与群众之间的中介,以争取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同时重视经济与政治领导权的获取,持守领导权的总体性立场。

中共党史党建作为一级学科,应注重党史与党建的有机融合,合理设置研究方向,加强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党的领导和党建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学科建设要遵循守正创新、知行合一、大历史观和恰如其分等基本原则与要求,整体推进中共党史党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

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的建设,要在中共党史、党的建设两个二级学科建设提供的比较好的基础之上追求高质量发展,着重抓好师资队伍、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建设。通过落实顶层设计如成立党史党建学院来集聚师资力量,师资规模坚持内涵式发展,注重质量兼顾数量,扩大学术表达空间,为师资队伍创造良好氛围;统筹本、硕、博一体化人才培养,建好课程体系和教材体系,提高人才培养的数量和质量;开展有组织的学术研究、融合多学科的学术研究和进行整体性的学术研究,提升学术研究水平和质量,追求学术精品力作。通过三位一体的建设,以实现中共党史党建学科的高质量发展。

21世纪以来,美国国际开发署逐步加大对非洲第三世界国家的教育援助力度,呈现出援助规模不断扩大、援助项目愈发丰富的整体态势。为提升对非教育援助效果,美国国际开发署不断优化自身的运行机制:详细制定战略规划,引领援助宏观走向;改革援助流程与组织结构,推进项目具体实施;促进内外交流沟通,带动援助多元协作;建立动态监督评价机制,加强援助结果反馈;加强经费与技术后勤支撑,保障援助资源供给。美国对非教育援助并非仅出于人道主义利他目的,其行动逻辑既建构于美国的民主制度与自由主义价值观、宗教传统之上,又源自对国家安全利益、经济利益与国际影响力的理性权衡,最终在对外教育援助的战略实践中表现为“民主”与“霸权”并行不悖的实用主义逻辑倾向。

近年来全球教育治理成为新的教育热点议题。作为全球教育治理重要参与主体,韩国政府在总结自身受援经验的基础上,将“回馈国际社会”、“输出韩国经验”、“全球化国家建设”、“培养全球公民”作为理念的基础,并逐步形成全球教育治理五大参与路径——传播国际组织理念的全球公民教育、输出韩国经验的职业教育、宣扬全球共同利益的国际教育援助、面向国际组织的各层次人才输送体系、培养全球责任意识的国民教育。韩国的全球教育治理呈现出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价值耦合的政策理念特征,全方位、多渠道的参与路径特征,国民积极参与的人员保障特征。

日本私立大学数量约占日本大学总数的四分之三,就读学生人数约占学生总数的80%,在日本高等教育的布局中占有着较大的比重。这种格局的形成有其战前的历史渊源,也受到战后日本社会多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庆应义塾大学和早稻田大学这两所“私立双雄”,代表了传统私塾和法律学校向现代转型的过程,对日本国民整体的塑造功能非常明显。二战结束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私立大学迎来了蓬勃发展期,大量私立大学得到创办,招生人数也逐步增多。日本政府对私立大学的发展方向进行了调整,其中包括加强私立大学与地方的联系,突出私立大学的实学取向。现在,日本绝大多数私立大学已经不再追求“大而全”的办学格局,转而追求“小而精”的办学风格,从而和国立、公立大学形成了差序办学格局。中国民办高校的发展可以从中获得相当多的借鉴,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让民办高校与公立高校构建起一个差序而稳定的办学格局,从而促成其各自健康地发展,同时应当吸取日本的经验,预防转型期出现的一些问题。

孔子自云“述而不作”,然而,其核心思想并非通过“述”的方式而建构,这与后世依经立义的话语建构方式迥异。《论语》载录孔子论及六经的言论很少,孔子的核心思想不是从经典解释中得来,其学说的建构,是在面对现实政治、社会、自我等人生诸多问题进行思考的结果,是从其个体的生命体验中得来,在与弟子的交谈中显现,经弟子的记录与编纂而得以确立,具有脱离经典、独立思考、自建法言的特征。《论语》中的孔子是思想型的宗师,而非知识型的学者。孔子从自我认知、自我期许走向普适性的理想人格追求,其“仁”与“知”互补的人格构成思想具有重要意义,其一以贯之的方法是以“观”为基础的“思”。孔子“语”的特质是思想,是问题指向,“语录”具有思想建构的功能。纂辑语录是儒家思想建构及知识生产的重要方式。

战国社会广泛流传的春秋史短章文本,构成了编年体《左传》成书的直接来源。出土文献的事例证明,编年体《左传》之前的“《左传》原本”可以理解为就是那些呈散编形态的春秋史“事语”。“事语”的称谓和内涵来源于战国秦汉社会的文献类别和使用惯例,而非当代学界的一般性指称。《左传》编者对春秋史“事语”的择取和加工方法,除了“割裂文本”、“整合文本”,还重在连缀文本、修饰文本,以使它们依次相序、连贯而呈体系化,进而展现自家的价值评判。同时,《左传》的成书历程也是春秋史的书写主体由史官群体经诸子百家转移到儒家学者的过程。

毛泽东对七七事变的性质、态势和应对作出严谨的研判。他指出,七七事变标志着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从此开始全民族抗战,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新阶段。他提出,依据七七事变态势调整战略策略,以孙中山三民主义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国共两党共同纲领,将全国性抗战发展为全面抗战;以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口号,以建设民主共和国为策略,确保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在毛泽东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不但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进行了伟大的抗日战争,确保抗日战争走向胜利。

明清鼎革之后,民间学者在学术反思中逐渐由王学转重程、朱。清初一些官员在从学、交游中汲取了民间理学,并传衍于清廷内外;魏裔介、熊赐履等人在奏疏、经筵和日讲中引导了康熙帝的儒学走向,使之独尊程、朱,彰明道统,清廷文治遂由泛泛“崇儒”转向明确“重道”;清初理学人物大体都讲求躬行实践和“居敬穷理”,但康熙帝对其诠释仍侧重于“治道”,并凸显了道学的“忠诚”内涵。故清廷的崇儒重道本质上仍是文治策略而非学术信仰,且康熙中期以后治统完全兼并了道统。清廷在转向“重道”及治道合统的过程中体现了对民间学术的认同及二者道统观的歧异。

新发展格局下“双循环”作为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改革和开放相互促进的主动选择,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经济的内部条件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具备启动和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客观条件;其内在逻辑在于开放引致竞争的生产率筛选效应和学习效应,以及制度创新带来的地区比较优势和企业的国际竞争新优势。对外开放与形成国内统一大市场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增加呈现先递减后递增的趋势——即现阶段再过度依赖对外开放反而会加剧国内市场分割,阻碍国内经济的流转畅通。沿海地区、“一带一路”国内沿线地区在“双循环”背景下扩大出口规模、调整进口结构,采用国内市场上流通的替代要素,以“外循环”促进“内循环”,将有利于促进国内市场的统一。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企业创新绩效和成长性具有不同的作用机制。外商投资对企业的成长性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但对企业创新产出具有“双刃剑”影响,即外商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企业创新,而过度依赖外商投资会削弱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阻碍其高质量发展。企业的知识获取模式显著影响上述关系。一方面,内部研发有助于增强外商投资对企业成长的积极影响,且改善外商投资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技术引进对外商投资与成长性之间的关系起积极作用,但增强了外商投资对创新绩效的负向影响。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核心内涵是将其建设成“创新之路”,而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直接投资具有对其自身逆向技术溢出和对沿线国企业技术溢出的双重技术效应:一方面,可通过研发溢出、模仿跟随、规模经济、自我选择、资源补缺、后向关联六种效应促进中国企业自身的创新能力提升;另一方面,也可通过学习、竞争、人员流动三种效应促进沿线国企业的技术进步。因此,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基本策略,是坚持创新驱动和共建共享原则,构建一个以中国为枢纽的“一带一路”创新与生产共同体。

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与经济变革,世界各国在教育实践中均重视培养学生的劳动素养以适应个人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关于中小学生劳动素养评价的研究与实践,主要涉及劳动素养的内涵要点、评价指标和评价方式等方面。在内涵要点上,国际上存在一定共识,认为劳动素养涵盖了劳动的态度价值观、品格特征和知识技能等多个方面。在评价指标上,各国普遍关注劳动知识、劳动技能、创新创造等必备劳动能力以及服务奉献、勤俭节约等劳动精神与品格,部分国家尤其重视对劳动的态度价值观进行评价,涉及尊重劳动、劳动个人价值观、劳动社会价值观等指标。在评价方式上,具有过程性与结果性评价并重、注重综合多种评价手段、强调评价主体多方参与等特点。这提示在中小学生劳动素养评价的过程中,既要通过加强价值体认情况考核以促进劳动素养提升,也要通过建立系统化测评工具以提高评价的可操作性,同时还需积极运用增值性评价结果以衡量劳动素养的培养成效。

我国的心理健康工作在政府的引导下蓬勃发展。对民众心理健康状况进行科学、准确的评估以及提供及时、有效的心理健康干预和治疗服务的需求非常急迫。然而,传统的心理健康评估和干预方法在准确性、及时性和有效性等方面都存在局限。近年来,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飞速发展,推动着心理健康服务走向智能化的应用,能够从更加生态化、更加便利化的角度评估和干预心理健康状况,有效弥补传统方法的不足。本文针对心理健康的初筛和诊断两个评估过程以及干预和治疗过程,论述传统手段存在的问题以及智能化应用能够提供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并就其落地应用中的问题和未来发展趋势进行述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