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体系是现代化的精神之魂,决定着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和道路。中国式现代化以建立在“以人民为中心”基础上的独特价值体系区别于其他类型的现代化,构建起人类文明新形态。价值体系是一系列价值元素形成的系统,价值尺度、价值准则是衡量的标准,价值取向是灵魂,价值追求是目标,价值实现是手段,它们相互依存、相互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在对资本主义价值取向扬弃的基础上,形成了与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初心和使命相一致的“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追求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国家、社会、公民的和谐统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实现的组织保障,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是中国式现代化价值实现的根本要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价值实现的品质保证,和平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价值实现的国际化路径。

自卢卡奇等第一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总体性思想成为后来者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思想的一个重要基点。在这一过程中,国外马克思主义者的总体性思想也发生着重要的变化: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一方面,总体性思想是其理论的重要主题;另一方面,对总体性的反思又推动着他们放弃了同一性的哲学,走向非同一性的哲学思考;在法国马克思主义者萨特看来,总体性是一种凝固化的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强调的是总体化。对总体性的反思推动着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如何建构一种非奴役的、非同质化的总体,成为他们的理论主题。总体性思想的建构、解构与再建构,一方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的演变;另一方面体现了当代学者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变迁时的理论思考。

辩证法缘起于人类筹划生存的实际需要,通过话语修辞、逻辑推理等形式,参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提炼并表达人类的生存经验。自古以来,辩证法都是在解答时代问题中赢获赖以立足和发展的实体性内容,正是内容推动并引领辩证法的发展。“苏格拉底方法”的要旨是改造当下生活、构建新的时代原则,柏拉图开启的“思辨的辩证法”在“形式论证”的方式下考察事物、阐明思想。黑格尔建构了“思辨逻辑”,借以超越柏拉图等人所迷执的“知性逻辑”,在抽象思辨语境中表达了“历史感”,把辩证法实现“普遍物的特殊化”的本质要求展示出来。马克思深刻洞悉社会历史创造因素优先突出的时代境遇,拒绝从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向度来阐释辩证法的认知思路,把黑格尔的“抽象的—历史性思考”翻转为“现实的—历史性思考”,阐明以返回生活世界为导向的辩证法新境域。

阿多诺哲学与马克思哲学相遇于“个体主体性的逻辑建构”,其焦点在于“个体主体性”的未来预期。基于“个体主体性”的差异性诉求,阿多诺哲学的“经验”视角和“绝对否定”的逻辑工具实际上将马克思的“实践”观点视为一种抽象统治,并剥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超越性维度,从根本上否定了“个体主体性”社会建构的可能性。最终结果是,阿多诺哲学无法超越“市民社会”,它虽然批判了现代社会的一切“同一性”形式,却避开了这些形式中所内涵的资本主义价值理念。

齐泽克将其哲学概括为“辩证唯物主义”,在《视差之见》中明确提出了复兴辩证唯物主义的主题,在《比无还少》和《绝对反冲》中推进了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思考。在《视差之见》中,齐泽克主要强调了视差辩证法,这是强调事物内在裂隙、内在最小差异的辩证法,是强调事物自身内在否定性的辩证法。用这种辩证法来补充、限定唯物主义,是齐泽克辩证唯物主义概念的前提。在《比无还少》中,齐泽克讨论了作为无的空洞,将其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基础,即所谓辩证唯物主义的物。在《绝对反冲》中,齐泽克深入到辩证唯物主义的精髓,即自身回溯性地规定自身的绝对反冲,塑造了革命的黑格尔形象,并以之来理解当代现实社会,解读历史发展。

全球数字经济监管实践不断调整和完善,呈现出的趋势为整体趋稳、力度趋缓,更重视基础规则的制定,并且基础规则体现国别性或地区性。从全球数字经济监管的模式及具体举措中可以归纳出几个值得关注的动向:突出大平台监管;强化行业合规性和公平性;完善数据治理;缩小对重要关切问题的分歧;共同制定国际规则。数字经济监管的国际经验为中国提供了政策启示。为了保证数字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中国未来需要合理使用反垄断手段,提高监管的精准性和专业性,实现多元主体监管和协同治理,与行业规制进行有效结合,并建立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的数字经济监管体系。

本文以2013—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经营风险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经营风险显著负相关,表明数字化转型能有效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在运用一系列敏感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的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内部控制质量、信息透明度和企业创新是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经营风险的重要中介渠道。研究还发现,相对于非国有企业而言,国有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经营风险的负向作用更强;所在地区的市场化环境越好,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经营风险的负向影响越小。

本文借鉴机会不公平的“环境-努力”二元分析框架,从可及性、公平性与公平的可及性三个维度量化研究高等教育的城乡差异,并采用不同的分解方法探析背后的成因与机制。研究发现:扩招导致城乡内部高等教育可及性、公平性与公平的可及性不同程度地提高,其中城镇的变动幅度更大,扩招带来的利好更多地被城镇群体捕获,从而进一步拉大了城乡之间的可及性与公平性差距。进一步分析发现,城乡户籍导致的高等教育机会不公平并没有随着扩招的持续出现明显减弱。城乡公平的可及性差异中,扩招带来的规模效应占首位,机会公平改善带来的均等效应次之,环境因素本身的差异带来的结构作用较小则限制了农村居民公平可及性这一综合指标的改善。

全球素养的本质属性体现在OECD和美国掌握着主导全球素养发展的国际话语权。全球素养的推广旨在巩固西方社会在全球化时代的竞争优势,包括培养掌握未来国际话语权的精英阶层、传播并渗透西方的全球化思想以及实现资本的全球化与利益最大化。全球素养以新自由主义和人力资本价值取向为依托,体现出明显的经济导向和工具属性。我们要理性、警惕地审视隐藏在西方社会所倡导的全球素养背后的意识形态和自由资本主义的价值渗透,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文化自信和可持续发展观,扎根中国传统文化构建中国特色的全球素养教育理论体系。

维米尔是荷兰17世纪“黄金时期”的代表性艺术家,其艺术风格反映出西方艺术从古典向现代的深刻转变。维米尔聚焦于当下的日常生活的日常性,选择家人或邻里作为模特,并把自己的家作为画室,这些看似简单的现象却蕴含了复杂的现代性意义。维米尔存世的作品虽然并不多,但却以其鲜明的个性风格标志着艺术的现代嬗变,从依赖宗教、神话和历史故事的文学性叙事的古典形态,向关注视觉感知和视觉体验的深刻转变。从这个意义上说,维米尔的艺术开启了关注当下日常生活的现代风尚。

艺术史学实证型方法是运用可靠的艺术史证据去寻求实证效果的研究方法,包括史料学、文献学、考古学和数据学等,在艺术史学研究方法中具有基础性地位。艺术史史料学方法是依据艺术史史料而进行艺术史研究的手段,艺术史文献学方法运用相关文献知识去证明或支撑某种新认知,艺术史考古学方法意味着依据田野考古工作真实遗迹和遗物而研究其与艺术品的关联性,艺术史数据学方法是运用定量分析、电子计算机数据统计或大数据等去获取确切的数量依据并得出结论的研究手段;坚持“实证”和“实证精神”是艺术史学实证型研究方法的基本原则。通向未来的艺术史学实证型方法应当力求言之有据、言之有信、言之有通、言之有识和言而自反。

先秦青铜器进入美学视野,是先秦美学从文本解读到器物研究的逻辑演进。作为审美活动的物化形式,先秦青铜器的制作与使用在人神同构的意义系统中呈现出“交于神明”与“大象其生”两种逻辑形态。它们彼此分界又相互联结,定义并不断形塑审美主体的精神内涵与美学品质。周革殷命,神力与王权在“天命”的框架下得以重构,原先作为隐性力量的王权逐渐取代神力成为形塑青铜器审美向度的显性力量。人神关系的变动以及由此生成的天命“在德不在鼎”的话语建构,不仅意味着青铜器自身历史使命的终结,同时也构成了先秦诸子美学对天人关系重新思考和追问的思想背景。

曾公田求钟铭对研究周代天命观、分封制及建国史实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曾公田求钟铭追述的西周初年曾国高祖伯适受命及皇祖南公建于南土、受命作邦的天命观,与屡见于周代文献记载的周文王受命、武王克商建立周王朝的天命观相同,为周代天命观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曾公田求钟铭所记曾国封邦建国、藩屏周室的分封制度,尤其是受封为诸侯之时分殷亳社之土在国中立亳社之制(“析应亳社”)皆可与文献记载对读;并且钟铭所载皇祖南公受命为州牧、“涉政淮夷”等事,对于认识西周时期的州牧制度及周王朝对淮夷的统治提供了崭新的史料。对观曾公田求钟铭记载的曾侯佐助昭王南征之事与湖北随州叶家山墓地的考古发现,可知佐助昭王者为叶家山M111的墓主人曾侯犺。

清季议改与议废科举的知识群体,尚有正在通过科举渠道晋升的士人。这些应试士子并非惯常认为的仅是被动和消极接受相关政令,而是以科场书写的方式参与到科举改废进程当中。清廷废除科举这一通常被视为“鲁莽灭裂”的举措,从光绪辛丑科举“改章”及督抚提议科举“中额递减”,到甲辰之际“中额递减”的适时出台和科举停废决策的正式启动,呈现出一条紧凑且又渐进的演化脉络。清季士人群体的科场书写不仅客观配合督抚科举“减额”提议的落地生根,其效应还延续至科举废除之后,具有超越科场本身并在远端触及政治决策和社会思想的言外之用。

本研究基于社会质量的视角,构建了共同富裕监测指标体系,测度了新时代十年我国共同富裕的发展水平。总体而言,我国共同富裕水平逐年提升,发展增速整体高于经济增速;人民物质生活水平逐年递增,经济运行态势总体向好;公共服务能力持续优化,生态环境质量显著提升,但环境改善成效还不稳固;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日益富足,社会和谐水平整体增进;共享发展成果的表现亮眼,三大差距持续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