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内蕴深厚的“新唯物主义”哲学根基。马克思创立的“新唯物主义”以“人类社会”为立脚点,实现了从抽象的人到现实的人逻辑起点的转变、从经验直观到唯物辩证思维方式的革新以及从虚假的共同体到真正的共同体现实归宿的转变。“市民社会”依附于私有制实现与资产阶级的“合谋”,推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无序扩张,导致世界秩序结构的总体失衡。从新唯物主义这一哲学根基出发,人类命运共同体始终立足“人类社会”,彰显出新唯物主义力求改变世界的理论特质,超越了以私人利益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解释原则,走向契合人类交往本质并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的“自由人联合体”,实现了新唯物主义理论逻辑与现代文明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

基于数字技术的平台经济高速发展,与金融资本主导的资本循环形成竞争与融合,数字平台的核心是流量,金融活动的核心是信用和预期,资本驱动下的数字平台扩张和金融化基于流量、信用和预期展开;金融化中的信用机制促成流量变现,借助平台杠杆效应提高估值预期,高估值通过信用扩张得以变现,进一步吸引用户注意力扩大流量,形成“流量—信用—预期”的螺旋式上升。数字平台扩张和金融化的竞争融合具有多种形式:借助货币化和资本化,金融化实现对数字平台流量的估值与变现;借助内部流量微型循环,数字平台将信用拓展至整个社会网络,对金融化进行完善;最后,数字平台扩张和金融化之间就流量、信用和预期展开全方位竞争。

恢复高考以来,我国陆续实施保送生、高校少年班、自主招生、综合评价招生、基础学科拔尖学生招生等考试招生政策,成为统一高考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补充,形成了中国特色的高等学校拔尖创新人才选拔机制。拔尖创新人才选拔的关键是要在招生录取方式上处理好统一高考与自主招生的关系,在选拔标准上兼顾全面发展与学科特长,在选拔主体上促进高中学校与高等学校的协同,在选拔时点上实现早期识别与动态筛选的结合。高校拔尖创新人才选拔机制的优化需要重新审视社会正义理念,完善高校拔尖创新人才选拔机制的科学性、公平性、持续性,为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人工智能时代,高阶思维是高等教育应该着重培养的人的核心素养,具有主动性、系统性、综合性和跨学科性四个特征。当前泛娱乐化的网络环境、信息知识的增长与传播的变化、教育教学的片面与隔阂等因素干扰了高阶思维的主动性、系统性、综合性和跨学科性发展。高等教育教学应该妥善利用人工智能,在个体最近发展区与社会长远要求区之间协调激活学生思维发展的主动性、在情境搭建与多元评价之间平衡助推学生思维建构的系统性、以心理和情感融合教育促进学生思维发展的综合性、以规模化全程化因材施教实现思维发展的跨学科性,帮助学生发展区别于人工智能的人类高阶思维。

袁敦礼先生是北京师范大学体育学科的开拓者,中国现代体育教育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以一种带有中国式本土化的体育教育特色语言,阐释了近代以来我国体育教育的理论与实践价值,为我国体育教育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一是首次提出体育与教育之间的关系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倡导“健康至上、教育为先”作为体育教育的核心目标;二是提倡人的全面发展就是身心一元发展,宣扬自然体育活动的优势,鼓励推进体育与教育融合化发展。袁敦礼体育教育思想,对于积极推进体育教育认知理论向实践目标转化,有序凸显体育与教育融合一体化发展,正确认识体育与健康教育之间的个性与共性问题,规范化推进体育学科交叉融合建设,丰富体育师资培养内容和整体素养,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留守背景下,亲子长期分离,儿童主动的个人成长对其积极发展至关重要。本文基于扎根理论,对23名留守儿童及其21位监护人、18名教师进行半结构式访谈和对64名留守儿童进行开放式问卷调查,以考察留守儿童个人成长主动性的结构及影响。结果显示,留守儿童个人成长主动性是由积极诠释生活、树立目标信念、缓解负面情绪、保持良好心态、发展与利用资源、努力完善自我六种技能组成;留守儿童个人成长主动性在促进个体的认知、情绪与动机、能力与人格以及行为积极发展的同时,也给部分个体成长带来了不适,表现出双刃剑效应。研究结果为进一步加强留守儿童的教育干预提供了借鉴。

劳动课程是新时代实施劳动教育的基本途径之一,也是培育核心素养的重要举措。国际课程改革与发展的趋势、我国新时代全面培养学生劳动素养的要求,以及学校劳动课程面临的现实问题,均要求开展指向核心素养的劳动课程设计。指向核心素养的劳动课程设计至少有直接指导型和间接融通型两种路径,直接指导型路径是整体支配路径,依据核心素养的整体框架,明确劳动教育在核心素养中的育人贡献,制定劳动课程目标与学段表现,进而系统设计劳动课程;间接融通型路径是部分渗透路径,重在厘清核心素养和劳动教育的关联性,进而以互补的形式渗透到劳动课程。不同路径指导下,指向核心素养的劳动课程设计有四个基本环节:厘定劳动素养内涵与要素、聚焦三大领域设计劳动任务群、围绕任务群开发劳动主题与内容、通过评价优化劳动课程。

当下引发学界热议的ChatGPT,不只是简单的人机交互程序,还是具备深度模仿人类思维能力的新型智能,让我们不得不在人文主义的“自由意志”外,重新理解人文与科学的复杂关系。从范式层面来看,人文学术已是科学体系的有机构成;就本体论而言,人文学术始终决定着科学的根本属性,从而产生范导科学的内在作用。因此,无论AI如何进化,也不可能替代人自身进行是非善恶的判断并承担相应的责任,更无法确认人的主体性并对之进行系统性的解释与探究,它充其量只是“数字人文”的革命性延伸工具。故而,真正重要的问题在于如何利用ChatGPT等生成式AI技术,进一步构建用以探索知识本源及不同问题域之动态关系的人机协作的未来范式。

“数字人文”以“重新定义、提出以及解答人文问题”为目的,基于这一思路,未来中国古地图数据平台建设,除应基于古地图研究所面对的关键问题囊括众多的新史料以及更多的与古地图有关的信息之外,更应以史学问题为导向构建数据结构,同时注重建立与其他数据平台之间的联系,并提供古地图和史学研究所需要的分析工具,最终对诸如中国古代疆域变迁、政务处理中信息传递等热点和关键的史学问题进行探讨。上述设计思路不仅适用于古地图数据平台建设,而且适用于众多面向“数字人文”的数据平台建设,由此最终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数字人文”,并促进学术研究的发展。

《古诗十九首》经典地位的奠定一般认为始于《文选》。无名氏“古诗”自汉末产生以来,其经典化历程逐渐开始,六朝诗人的拟诗充分反映了后人对其接受的高度热情。在历次模拟过程中,拟作者身份各异,参与度广,以陆机为代表的士族拟诗对其经典地位进行了初步“建构”,陶渊明、鲍照等寒庶阶层的拟诗对士族推崇的经典进行解构、推衍,齐梁时期士庶之间的融合导致对其进行重构并产生类群化作品。《古诗十九首》的经典之旅是一个“建构——解构——重构”的复杂循环,经典的地位是不断动态变化的,是士人阶层分化、调整以及诸多社会文化力量博弈的产物。因此从中古士人的拟诗来探索《古诗十九首》的经典化应当具有典型意义。

联句创作是韩孟诗派发展的动力机制,是奇诡诗风的重要表征。综观《石鼎联句》千年阐释史,朱熹-魏源一派“去序考诗”的研究路径颇具价值。沿此详加统计分析,不难窥见韩愈联句区别于其他唐人联句的形式特征,以及富含政治讽谕和人性反思的意义空间,而《石鼎联句》适与韩愈联句的各项特征高度吻合,联句作者、本事及作年遂得一一落实。由此可见,《石鼎联句》不仅忠实继承了韩孟诗派鼎盛时期的联句形制,而且在最具难度的借物托讽一脉上着意用工,踵事增华,突破了双人联句平分秋色的基本格局,孕育着韩孟诗派结构性变革及其与古文运动融合发展的美妙契机,可谓韩孟诗派最后十年的重大关捩。

本文以近代以来东西方总体力量对比演变的四个阶段为宏观历史线索,论证了“西方中心论”缺乏历史依据,并对世界历史学科的“东方性”和“三大体系”建构进行了深层次思考,主张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做好世界历史学科建设的基础性工作;要持续地推进“西方中心论”的解构工作,循序渐进,久久为功;要重点挖掘世界历史学科“三大体系”建构中的中国元素和中国内涵;要深入探究世界历史学科体系建构中的东方因素;要深刻考察千年大变局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交汇的学术影响,努力开拓学术研究中的“三新”;还对如何建构世界历史学科的“三大体系”提出了新的思路,认为坚持“东西平衡论”和“全球整体论”,构建客观而科学、平衡而包容的世界历史“三大体系”,是我国学术界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

日本学者在丝绸之路研究中,以发展的和联系的眼光看待历史上的东西方文明交流交汇问题,提出了丝绸之路是“世界主要文化的母胎”、“求道之路”等许多有益的观点,强调文明交往的意义、作用与价值,探索历史与现实的结合,各个不同文明体之间、地区之间的联系与互动,使用东方本土材料,以东方人的史观观察东方社会在生生不已的交流中发生的变迁。日本学者的丝绸之路研究非常复杂,既有比较纯粹的学问学术,也有为现实政策服务的种种努力。对日本学界既有的研究成果,应该采取批判地借鉴的态度,既不能盲目模仿与崇拜,更不能削足适履。

19世纪的英国社会城市化进程中,城市中贫富悬殊,出现了贫民窟和伦敦东区这样的贫困地带。为此,皮博迪基金等慈善组织建设模范住宅来改善伦敦穷人糟糕的居住状况,建造了许多皮博迪广场住宅,打造了多层公寓大楼和中央庭院的公共空间,创造出一种价廉、简陋、结实成套公寓模式,为伦敦穷人营建了一种经济实用住宅。这种住宅不考虑受益者的国别、宗教与政治属性,把公寓居住权与社会道德建设的功能结合起来,并且从一开始就确保基金的可持续性。虽然皮博迪公寓存在不少缺陷,从功能到外观都招致批评,但它在为伦敦穷人提供社会保障住房方面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