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韧性是经济体抵御冲击扰动、自我恢复和调节重组的重要机能,中国经济在2020年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并快速恢复过程中展现出强劲韧性。文章在系统梳理经济韧性的概念内涵和分析工具的基础上,运用核心变量法考察中国经济韧性在各种危机下的现实表现并追踪其动态演进路径,借助构建的经济韧性表现整合模型加以阐释,为客观呈现和把握中国经济发展及韧性培育过程提供了重要依据。同时,深入探究包括内质禀赋、制度安排、政策工具、历史文化等在内的多重因素对经济韧性的影响和决定作用,有助于进一步巩固夯实中国经济系统的韧性能力,推动经济发展高质量转型升级。

艾思奇《大众哲学》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历程中的经典,缘于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喜爱和传诵。失学者、哲学初学者、普通读者都属于艾思奇写作意向中的读者对象。《大众哲学》具有革命的引领作用,也有科学的启蒙价值,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新时代,始终需要马克思主义的引领,因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主题。艾思奇对《大众哲学》的不断修订提示我们,随着社会语境的变化,大众的需求也随之发生变化,由此面向大众的哲学需要与时俱进,才能确保其经典性得以稳固和强化,并开显出新的意义和向度。

人文教育是立德树人的首要工程,在当前核心素养教育改革的进程中,人文教育的核心就在于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其中,中小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是人文教育的基础和关键,但目前鲜有系统研究涉及。基于此,本文首先在对人文素养内涵与价值定位认识的基础上,着重从核心素养视角出发探讨我国中小学生人文素养的结构维度,提出人文素养的结构包括人文积淀、人文情怀和审美情趣三大关键成分。其中,人文积淀是人文素养形成的前提和基础;人文情怀是人文素养的动力系统,是人文素养的最高层面;审美情趣是促进学生人文素养提升的重要途径。其次,本文结合当前教育政策、发展科学证据、国际经验借鉴和质性调查分析,研制出我国中小学生人文素养发展的具体表现水平。最后,本文旨在为核心素养改革下中小学生人文教育提供借鉴和启示,包括深刻理解人文素养内涵、探索人文素养评价指标体系、加强中小学人文素养研究与培养实践等。

当前,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三孩生育政策,对作为基础性支撑的学前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亟需加快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公办性质幼儿园作为我国学前教育普及普惠的重要力量,近十年重新回归国家公共教育政策视野,不少地方也出台了支持公办性质园发展的利好政策,但尚未能有效解决其发展长期存在的管理体制、投入体制机制、教师政策制度等深层次问题。在新形势下,为充分发挥公办性质园在多快好省地拓展我国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中的重要作用,加快推进我国学前教育事业普及普惠并有质量的发展,应坚持公益普惠的基本价值取向,将公办性质园纳入公办学前教育资源管理体系的发展方向;坚持积极发挥政策引导作用、着力加强体制机制建设、实事求是因地因类制宜、政府和举办方双轮驱动的四项改革原则;建议进一步理顺公办性质园管理体制且推进属地化管理,建立健全投入保障与使用机制,创新完善教师人事制度与待遇保障政策等。

家庭教育链接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是教育生态体系的基本组成部分,家庭教育立法是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家庭教育问题频现、政策经验逐步完备、政治关注程度明显增加,三流交汇推开了家庭教育立法的政策窗口。基于家庭教育立法,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法律体系,明确家庭教育责任、规范家庭教育行为,优化配置家庭教育资源,健全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家庭教育立法的原理是家庭教育私权利与公权利的认识和平衡,本质是构建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三全”育人格局。家庭教育法律执行的关键是协同育人,学校和家庭协同,打造家庭育人主要阵地;政府和家庭协同,健全家庭育人体制机制;社会和家庭协同,构建家庭教育社会网络;妇联和家庭协同,指导引导家庭教育开展。

人类对幸福感的探索和实践,“有一个漫长的过去,只有一个短暂的历史”。在心理学意义上,作为幸福感主要成分的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与人们的学习生活、情绪情感、自我意识、人际关系和社会适应等心理健康要素紧密相关;而心理健康本身就是一种幸福状态,又使它与幸福感直接发生关联。实际上,从内涵上审视,心理健康与幸福感属仲、伯之间;从溯源上考察,心理健康需要幸福感的支撑;从目标上解析,心理健康的价值追求就是幸福感;从结果上考察,心理健康应是幸福感的副产品。一句话,幸福感是心理健康的本质特征和核心所在。可以说,正是对幸福感的不懈追求,人们开始重视心理健康,生命也藉此完成质的飞跃。显然,幸福感与心理健康及其要素相互促进,且已成为新时代心理健康的一种新诠释、一抹新亮色。

“文学阐释学”并不是一种成熟的理论或方法,迄今为止它一直处于探索和建构过程之中。无论是从性质的角度还是从功能的角度看,文学阐释学都既不属于以“审美”为核心的那种文学研究范式,也不同于那种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社会学。文学阐释学充分尊重研究对象的文学性和审美性,以文本分析为出发点,但并不停留于此,而是进而追问文学性、审美性背后发挥决定作用的意义生成模式。文学阐释学把文学的“虚拟空间”、“意义世界”、“关系网络”均视为自己的研究对象,通过不同层次的意义建构将方法论和本体论融为一体,从而成为一种有效的文学研究路向。

跨文化学作为研究本文化与异文化间相互接触的规律的学问,需要将文化异忧作为动力性要素加以考虑。文化异忧是伴随文化共同性好尚达于绝境时生起的对文化异质性的深度忧虑,包含异质性因素、本文化与异文化间差异、本文化内部正统文化转化为反面等层面。跨文化学的文化异忧可以简括为若干定律:忧异律,是指对文化异质性因素的忧虑已成为主体规范之一;忧己律,是对文化异质性因素的忧虑终究会被主体自觉地内化为对自身的身心状况的调养;先忧律,是个体将有关文化异质性因素的忧虑以及对自我修为的忧虑都置于优先地位,并且置于全天下之先;忧奇律,是对于文化异质性中的奇特因素的忧虑,包括对同一文化内和对异文化中的奇特因素的忧虑。文化异忧已经产生众多的中外文学艺术文本。主动地将各种异文化要素转化为积极的变革力量,是本文化通向文化复兴目标的智慧之道。

先秦文献正文训诂分为“王官学”与“诸子学”两大阶段,前者属于早期的文化解释行为,在正名思想、教育普及和百家争鸣的背景下,它发生了根本性的历史转变。在学术精神上,正文训诂的释义重心由词义外延转向词义内涵,以词义互证为基本路径,形成了训诂学特有的释义原则;在学术内容上,正文训诂从体式、内容、类型、术语等角度奠定了中国训诂学的学术基础。在这一过程中,广义的“解释”凝聚为以语义为中心的“训诂”,体现出训诂学的发生规律。立足中国训诂学的历史起点进行溯源性反思,可以深入理解训诂学的古今之际,把握其学科特质与现代发展方向。

霍夫施塔特与拉什对民粹主义的论述代表着美国民粹主义研究的两套对立话语:前者将民粹主义视为危及民主化进程的一大威胁,后者将右翼民粹主义当作救治民主化偏弊的一剂良药。观点的对立源于二者理论取向的分歧:霍夫施塔特持有温和自由主义的理性化立场,拉什则是糅合了经济激进主义与社会保守主义的道德取向,这直接影响了二者对社会结构与体制运行的判断,以及对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的批判性评价,并指向两种不同的发展观——霍夫施塔特以多元主义为基础的温和进步史观和拉什的反文化多元主义、反进化论史观。但两人在民主、理性、道德、传统、启蒙与进步等基本问题上具有共识:他们都怀有对民主体制的深刻认同并持改良态度,对理性与道德的认可和珍惜,对美国自由主义传统的肯定与反思,以及对启蒙、进步与多元主义的审慎期待。总体来看,二者对民粹主义的论述在表层的现象判断上呈现明显对立性,在中层的制度分析上存在分歧和交叉,而在底层的价值认同上表现出同构与互补性。

从20世纪中后期开始,数字史学逐渐成为国际史学界的一股新潮流,而非洲史同样也在这一时期开始了自身的数字转向。非洲史的数字化既实现了部分宝贵史料的数字化保存,也在非洲史研究方法上进行了数字化探索,还在一定程度上向公众开放。作为非洲史数字化的典范,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研究的数字化进程不仅体现了史料内容的日益丰富、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开放程度的空前扩大,还通过数据库大联通、跨库搜索和数字同行评审体系的建立等一系列颇具开创性的成果,为整个数字史学的未来发展指出了一个可能的方向。同时,非洲史的数字化还有着与欧美发达地区数字化截然不同的特征,那就是由于殖民历史包袱和南北现实差距而带来的数字“帝国主义”威胁以及这其中敏感的道德议题。

作为一项重要的制度创新成果,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能够通过优化城市产业结构、促进政府和企业投资、推动金融发展以及吸引优秀人才集聚提升城市绿色创新水平,并带动所在城市绿色发明专利和绿色实用新型专利增加。同时,试点政策对替代能源和节能发明专利的正向促进效应最大,对于对外开放水平较高城市、第二产业集聚度较低城市以及环境规制强度较大城市的绿色创新激励作用更显著。从空间维度来看,试点政策和绿色创新均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但试点政策的溢出效应随距离增大呈现衰退趋势。为进一步激励以绿色低碳为导向的城市创新实践,应从加快试点经验的总结与推广、因地制宜地采取差异化策略、重视产出端的绿色创新激励、加强区域绿色创新合作等方面入手,更好实现城市“创新”与“绿色”的有效协调和深度融合。

公共应急事件衍生上的关联性和潜在性、后果上的扩散性和颠覆性,使得重构一种能够有效预防预控未来应急事件的治理机制成为迫切需要。预见式行动视角下的公共应急治理是一种以多主体深入嵌合为驱动力,以未来潜在的公共应急事件为目标朝向,包括预判断、预认知、预创策略及预应对等环节的轮状运作过程,表现出循环可逆性、未来面向性和自反性等特征。该机制以循环治理结构替代了线性治理结构、以全过程的行动合作代替了政府为主的断点式分层合作、以跨时空的未来面向规避了现实面向的滞后性、以多维多层的系统方法优化了单维平面认知的局限性,具有推动公共应急治理机制演进变迁的工具理性意义。其实践中面临的主体合作困境、组织困境、能力困境以及信息提取困境,需要从人类关系的重组、组织结构的再造、社会预见能力的培育以及应急技术手段的审慎运用等方面予以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