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对于促进乡村教育事业发展和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当前我国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取得了明显进展,但仍然存在队伍数量短缺、结构失 衡、专业素养不足、稳定性较低等问题,城乡教师队伍结构与质量差异仍比较明显,影响了乡村教育发展,加速了乡村生源向城性流失,进而从人才、文化、产业等多方面影响了乡村振兴。在以上问题背后,有深层次的教师队伍建设政策制度的制约。当前,迫切需要大力创新体制机制,着力完善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政策制度,重点加强教师综合待遇、编制、职称、培养、培训等政策制度的创新和完善,促进乡村教师队伍稳定、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切实推进新时代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为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提供有力支撑。

学校氛围是能够全方位反映学生总体学校经历的关键学校特征之一,日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因此对已有学校氛围概念界定、测量及其与学生发展关系的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和整合具有重要意义。作为一个复杂的多维度概念,学校氛围可以从组织氛围、社会系统环境以及社会心理氛围等三个角度加以界定与测量。有关学校氛围对学生发展的直接影响以及内外部交互影响机制的广泛探讨,证实了积极学校氛围与学生良好发展的密切关系。学校氛围对不同群体学生发展还存在差异性影响,主要体现在良好学校氛围对处境不利学生的保护作用以及消极学校氛围对处境不利学生不良发展结果的加剧作用。在未来的学校氛围研究中,应重视将其作为多维的动态变量来进行评估,构建分层模型和多因素交互模型来深入探究学校氛围对学生发展作用的内在机制,并实施循证性干预来验证学校氛围各维度对学生发展的具体效用。

在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从积极心理学的视角关注流动儿童生活满意度的提升和促进机制,逐渐成为社会和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为深入探讨流动儿童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及其关系,揭示歧视知觉“如何”及“何时”影响生活满意度,选取北京897名流动儿童作为研究对象,考察公正世界信念在歧视知觉与生活满意度关系中的中介作用,以及该过程是否受教师支持的调节。结果表明:(1)歧视知觉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2)公正世界信念在歧视知觉和生活满意度之间起中介作用;(3)公正世界信念的中介作用受到教师支持的调节,相比低教师支持水平,中介效应在高教师支持水平的流动儿童中更显著。研究结果启示,为提升流动儿童的生活满意度,一方面需要降低歧视知觉和提升公正世界信念水平,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增强其领悟和利用教师支持的意识及能力。

东汉京都赋的形成起源于迁都之争只是文本展现的表层结构,它的生成除了是“赋体前源”的积淀,更是秦汉都城空间演进的必然结果。长安、洛阳的建都历程在呈现两者差距的同时,更昭示着都城空间的演进和连续。当帝都文化空间建设达到相对成熟的阶段时,“帝都”一词不但得以独立使用,与之相应的京都赋也得以生成、丰富以至走向鼎盛。京都赋对长安、洛阳的塑造启发着后世都城文献对两都的记载和附会,进而又影响至都城实体的建造。《三辅黄图》对西汉长安城的呈现和重塑、宇文恺对隋唐长安城的设计和实践足以证明京都赋与都城文化之间的衍生和互动。

宋代张择端(款)《金明池争标图》为目前所见最早的一幅写实性金明池图像,虽篇幅上不及《清明上河图》,却更充分地体现出“帝都”多角度、多层级的丰富内涵。对照相关文学创作,围绕图画所绘北宋上巳金明池的“争标”活动,可以从水面表演空间、皇家礼仪空间和士庶游赏空间切入,探讨北宋文人的帝都书写。这三重空间具有密切的互动关系,既有界限明确的区隔,又有观看/被观看的关联。这使《金明池争标图》比《清明上河图》更为典型地表现出帝都空间的丰富内涵和政治文化变迁:水面表演空间通过水战水嬉、上巳祓禊、祝祷祈雨等,正面呈现国策转向和国家仪典;皇家礼仪空间以主体形象的虚写,暗示习射宴饮、赏花钓鱼、赋诗唱和等或公开或隐秘的君臣关系和政治符码;士庶游赏空间以群像的描绘和衣着服饰的区分,写意地营造出金明池作为文人雅集和市民爱情的典型场景。多样的文学形式书写着这一切,从而印证并丰富了图画的视觉语言与呈现。

乾隆时期的京城,由于皇家重视对于文学风尚的引领,御制诗文的接受范围与程度都达到了顶峰,其影响力也渗入了在京官员的别集之中。皇家的引领伴随着对于文学观念、品评标准和具体内容的相应规范。为了贯彻这些规范,皇帝不仅推举出一些“代言人”,还会亲自介入科举考试以求达到更为直接的效果。身处京城的下级士人对于皇家的引领表现出了相当主动的追随姿态,同时为“盛世”与“隐逸”这两个概念提供了折中的阐释。在乾隆时期的京城,皇家权力左右了文学的发展,而各个阶层趋向“文治”的共同主动性是这一文学状况产生的根本原因。

历史学家的工作最重要的是提出问题,历史研究致力的重心是历史学家所提出的问题。“问题意识”的有无,是决定一个学者治学水平高低的关键所在,也是现代学术与传统学术之间的重要差异之一。在法国年鉴学派看来,不具备“问题”的研究是不能进入现代学术之林的。什么是“问题意识”,它如何影响和驱动着论文写作,它来源于何处,我们该如何获取“问题意识”,“问题”如何促进学术进步?对这些问题进行解答,不仅关乎学术史研究的方向,更能为青年学生求学、治学道路的选择提供一定的指导。

欧洲中古早期是否存在“state”意义上的“国家”？这个问题是近30年来学界讨论的一个焦点,论者有很多分歧的意见。不过,对于历史学家来说,重要的似应是中古早期蛮族王国的具体表现,而不是国家定义问题。维杜金德在《萨克森人史》中呈现的政治世界是多重的、复合的,族群是其基础性构成,其上有帝国、基督教世界或欧洲等范畴。“萨克森爱国主义”反映了维杜金德的族群认同,基督教或欧洲虽非国家实体,却是维杜金德社会和政治思维中的要素,是他判断事务是非曲直的基准。维杜金德对秩序与权力的诉求主要寄托于他生活在其中的奥托帝国。他笔下的奥托帝国是基于个人关系纽带之上的,但这是蕴含着秩序与公共权威而非与之对立的个人关系纽带。在维杜金德的历史叙事中,基督教与世俗取向、世袭权利与权贵选举、制度与个人、公共与私人,不是二元对立的范畴。《萨克森人史》表现的是一个与二元对立思维不相协调的政治世界。

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人类历史上一场十分重要的战争。修昔底德对这场战争的记录与分析使之同时吸引了历史学者与国际关系学人的关注。前者多试图摆脱“修昔底德命题”对思想的束缚,通过对更多战前历史细节的梳理和掌握得出有异于修昔底德的结论;后者则多认可修昔底德的论断,并试图以不同的视角对所谓“修昔底德陷阱”作进一步发散与升华。之所以出现如此学科上的差异,究其实,是因为历史学者们更多地是将伯罗奔尼撒战争当作一个孤立的事件,把战争的爆发当作某次蝴蝶效应带来的偶然结果;而国际关系学人则是把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当作某种现象产生时近乎必然出现的后果。双方在不同方向上的努力,对于我们理解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都具有重要意义。

人类政治的根脉,可以追溯到人类祖先尚处于动物世界的时代。灵长类动物祖先,过着一种竞争性的群居生活,形成了一种以支配—服从关系为核心的社会秩序。群体秩序之形成,是自然演化的结果,也是人类社会的自然法则。作为个体的生存诉求与作为群体的稳定秩序,构成了群居动物的必然生存境遇。支配—服从等级结构必然伴随权力斗争与权力更替。群居动物权力斗争的目的,在于取得支配权。支配权能够带来物质利益、优越感及性特权。权力野心,是一种政治本能。群体成员之所以会服从是因为恐惧、利益或忍辱负重。支配者必须获得群体成员的拥护和支持,必须掌握灵活的政治技艺,包括将人类视为“政治美德”的东西作为一种“政治策略”,以便争取群体成员的最大支持并打击竞争对手。智人时代开启了“人类政治”的历史阶段。智人具备抽象思维能力与语言沟通能力,能够通过“虚构”故事来实现群体秩序的稳定。人类历史就是一场围绕着支配—服从的权力结构与社会秩序、依据各种虚构故事而展开的权力博弈。人类政治思想史,实则人类在各个历史阶段围绕政治问题而“层累地”虚构各种故事的历史。以支配—服从为核心的社会秩序是人类作为群居动物无可逃避的宿命。

工业机器人的使用对我国制造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转型具有重要影响,“机器换人”成为当前学界和社会广泛关注的时代命题。面对工业机器人使用的冲击,区域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和工资将会如何进行调整？基于2012—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和工具变量法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第一,城市工业机器人的使用并没有造成当地劳动力市场整体就业岗位的减少,但导致了劳动力在不同部门之间的重新配置,即制造业部门就业概率下降,服务业部门就业概率上升,这一效应主要体现在低技能水平的劳动力群体;第二,在就业的集约边际方面,城市工业机器人的使用显著提高了当地劳动力的工作时长,这主要源于服务业部门工作时长的增加;第三,城市工业机器人的使用对当地劳动力的整体工资增长影响较小,但部门工资结构随之调整,其中制造业部门的工资和技能溢价增长较快,服务业部门的工资增长较慢,而技能溢价无显著变化。有鉴于此,政府在制定工业智能化发展的产业政策时需考虑其与劳动力市场就业和工资的关系,尤其要考虑制造业部门和低技能劳动力群体的利益,辅以相应的就业和收入再分配政策,以减少工业机器人使用所带来的调整成本。

随着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制造业与服务业相互作用、互动融合已经成为现代产业发展的主流趋势,两者之间就业互动关系对经济新常态下稳步扩大就业具有重要影响。通过构建包括制造业就业方程和服务业就业方程的联立方程模型,并基于1997—2016年中国大陆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综合考察制造业与服务业就业互动关系以及经济系统外生变量对其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1)总体上,制造业与服务业就业互动以制造业对服务业就业的单向促进作用为主,服务业对低端制造业存在的不显著挤出效应很可能是造成服务业无法带动制造业总体就业的主要原因。(2)细分门类上,由于低端制造业对用工成本变动更为敏感,导致就业互动关系仅表现为其对生活性和生产性服务业就业的单向促进作用,而中高端或高新技术制造业与不同类型服务业就业之间均存在显著的双向加成作用。(3)市场规模、对外开放度的扩大和制造业集聚水平的提升均有利于增加制造业就业,信息化水平和服务业集聚水平的提升则促进服务业就业;相反,资本有机构成、地方保护主义的提高会分别降低两者就业。(4)制造业与服务业就业互动关系在空间区域上存在互补性。有鉴于此,应当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加强政策引导和监督,统筹规划,通过产业转移充分利用区域互补性实现全面扩大就业。

“帝”在殷人的观念中表示祖先神,又表示“上帝”(或曰“天”),上帝与祖先神之关系是君臣关系,故上帝赐予祖先以治民之权。周人对天命是怀疑的,表现出历史理性的进步。但为了统治庶殷,被迫继承了殷人对天命的信仰并进行改造。创造出以“帝”为声符的“適”、“禘”二字。根据形声字的构字规则,“適”直译为“到达人间的上帝”,周人据此创设適长子继承制,确立了周王与上帝的父子关系。“禘”直译为“上帝的祭祀”,周人据此确立了以先王配食祭天之禘礼,用以强化臣民的信仰。周人的观念变化与制度革新,体现其统治策略中,天命信仰与历史理性之张力。随着王权衰落,周初天命观的信仰逐渐弱化,天子之制也渐被僭越,竟成乱制,遂至后世不明周初建制之本意。藉由帝、適、禘等字字源考证,略可窥见这一变化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