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期虐待是指对儿童具有抚养、监管和操纵权的人,对儿童做出的足以对其健康、生存、发展及尊严造成实际或潜在伤害的一系列行为。由于其发生率高,负面影响严重且持久,现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公共卫生问题。童年期虐待的发生受到儿童自身因素、父母和家庭因素以及社会文化因素的共同影响。作为一种极端负性的早期人际经历,童年期虐待是青少年内化(如焦虑/抑郁、退缩和躯体主诉)和外化(如攻击行为和违纪行为)心理健康问题最有力的预测因素之一。遭受虐待后个体通常会产生有关自我和他人的非适应性认知,Young的图式理论和相关研究揭示了非适应性认知在童年期虐待与青少年内外化心理健康问题之间所发挥的中介机制。有鉴于此,在应对青少年内外化心理健康问题时,亟需加强对童年期虐待问题的关注,具体可采取以下教育干预策略:一是防微杜渐,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减少童年期虐待的发生;二是亡羊补牢,深入挖掘保护性因素,提高青少年的心理韧性,构建积极的同伴关系;三是顶层设计,充分发挥文化软实力的作用,加强正确的社会舆论引导。

心理健康监测是对个体心理健康水平进行周期性的科学评估。开展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监测,是完善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的必然要求,是推动素质教育、促进儿童青少年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实现健康中国行动的重要保障。我国虽然制定了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相关的规划与政策,但却尚未建立系统的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监测体系。对此,本研究在梳理过往理论和实证研究、总结国际先进心理健康调查项目的基础上,提出心理健康监测框架的构建应站位于医学和教育相结合、国际经验和本土化相结合的视角。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形成了包含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和影响因素两大部分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监测框架,对未来我国心理健康监测工作的实际开展提供了思路和指导。

陈维崧一生经历贵介公子、江湖布衣、翰林词臣等社会身份的转变,但是他却始终保持世家子弟的身份意识。这种自觉而鲜明的身份意识成为陈维崧骈体文书写的基因、动力与精神。世家子弟的身份意识与陈维崧骈体文书写的密切关系,表现在家世声华的自豪与锦心绣口的才学、清狂肆志的自傲与神龙夭矫的气势、时命牴牾的自叹与独标兴会的精神三个方面。世家子弟的身份意识造就了陈维崧骈体文的“心手独得处”,使陈维崧的骈体文成为清初文明传承的重要载体与文化精神的宝贵结晶。

《红楼梦》丰富而精美的饮食呈现既是物质文化的留影,也是隐性文化的表达。在对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小说进行梳理后发现:《红楼梦》与众不同地插入了一个独特的“野味体系”,这在四大奇书中几乎完全没有;反之,四大奇书中常有的牛羊之类“家味”在《红楼梦》中却也全无踪影。这种野味书写当源于满族食俗,随着满族入主中原而融入到中华饮食文化中来,侧面反映出民族融合的历史过程。身兼汉满文化之长的曹雪芹在大观园中为我们建构出了鲜活的历史文化情境,这一情境既是我们理解、重温过去的凭藉,也是观照、反思当下的入口。

五四时期文言与白话的论争是文学革命新旧思想交锋的聚焦点,是“五四”文学运动最重要的内容。在保守派与激进派主要论争的派别之间还存在着中间派。不同于保守派的文言立场或者以文言改造白话的文言本位立场,他们总体上站在白话本位的立场,又能客观看待文言,认同文言的优点,与激进派在“文白”论争中的观点有所区别。根据他们对待文言与白话的态度及变化过程,中间派分为渐进派和改良派两种。渐进派对白话的态度经历了从怀疑到部分认可,再到主动尝试白话创作的转变过程。他们最终认同白话的价值,但反对废除文言。改良派始终站在白话的立场一方,但是他们也看到了当时白话存在的许多问题,既支持对白话进行改良,又主张借鉴文言的优点为白话所用。

《那》诗乃三代礼制重叠:既为《商颂》,自然为殷礼;周太师重加编次,以及毛传之阐释,乃以周礼改造殷礼;郑玄则不仅将周礼之改造贯彻得更为彻底,更进而以本朝的秦汉之制再次改造《商颂》之周礼阐释。毛传以《那》为汤祀先祖,于是合血脉与功业为一。郑笺以《那》为太甲祀汤,则是取秦汉极庙之制改释,崇功业而废血脉,将“更礼以教”作为原则贯彻到底,于是秦汉制度便成为先圣所行、孔子所传的神圣制度。

唐代的闽中地区与黔中、岭南地区一样,属于南选常制区。只是由于闽中南选的实施进程时断时续,与黔中、岭南等典型南选常制区有很大不同,这使得《新唐书》等典籍误以其为南选权置区。闽中南选的实施进程之所以时断时续,是因为唐中央曾对漳州的政区归属进行多次调整。当唐中央将漳州划属闽中时,闽中地区是南选实施区。但当漳州被划属岭南时,闽中地区便不再是南选实施区。因唐代的漳州曾在归属闽中、归属岭南间反复变动,闽中地区也在南选实施区与非南选实施区之间不断切换。

蒙哥汗统治时期对忽必烈封地发动的“阿蓝答儿钩考”是大蒙古国时期的重大政治事件,它通常被认为是蒙古本位主义的“保守派”以打击倾向汉化的忽必烈势力为目的而发动的财政审计(理算、会计)。然而,仔细考察其制度渊源不难看出,这次“钩考”与唐宋传统的“勾覆”制度鲜有共同之处,而更接近蒙古断事官的yārghū司法,所谓“钩考局”不过是yārghū法庭的别称。“阿蓝答儿钩考”其实是大蒙古国权力中枢对忽必烈藩府在河南、陕西等处任命的诸司官员发动的贪污税赋和渎职的司法调查程序。大蒙古国的断事官集团在这场蒙哥与忽必烈之间的权力斗争中扮演了极为关键的角色。

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兴起后,哲学思辨研究常因其主观性问题而遭受人们诟病。实证主义研究本质就是利用收集到的信息与数据去探究与发现新的事物或事物间的相互关系,对于哲学思辨研究而言亦应如此。在哲学思辨研究中很多信息与数据都是默隐的,默隐证据是哲学思辨研究一种重要的证据方式。默隐证据的应用是哲学思辨研究表达的需要,它包括需要表达但无法给予表达与能够表达但不需要表达两种类型。默隐证据的适用有利于提升抽象一般性问题的研究价值,使价值问题的论证具有了可能以及人文社会科学话语表达更为经济,也有利于进一步提升人类思维的理性化水平。但是,默隐证据适用过程中容易使得人们产生文本意义理解上的障碍,让人们在文本阅读中产生理解上的偏见与歧义,容易造成研究者主观随意以及空疏论辩之风的形成。默隐证据在哲学思辨研究中的价值是不可否认的,同时应谨防与杜绝其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误用与滥用。

“道”作为中国传统哲学把握世界的基本范式,是经人的感性想象和抽象规定融合而成的,以非目的的自然性为其根本特质的实体观念,是自然性的抽象之“道”。“道”的自然性,指“道”作为产生万物的自然存在所具有的自在本然的感性实体性,以及由此而形成的“道”对由它生成的器物来说所具有的分立的外在性和“道”指引人们实现“道身和合”价值追求的在世超越性。“道”作为“本源”的感性有限性和作为“方式”的抽象个别性深刻体现了“道”的自然性。“道”的自然性对于诠释“道”的实质及其方法论应用具有核心意义。正是“道”自然性,才使东方之“道”没有抽象虚化至西方哲学中的“普遍理性”这一形而上学的绝对化实体,才使“道”的抽象“理智规则”不同于理性的“普遍规律”。“道”的自然性有三个本质规定:感性的实体性、分立的外在性、在世的超越性。“道”的自然性观念,虽有其相对忽略生活世界的共同本质及其规律,盲目实践辩证法等消极局限性,但却有着消解和克服自我的理性虚饰与意志僭越的意义,涵蕴和促成了国人善待自然、即器明道、重情贵生、天人合一等现实主义完善自身的合理方式。

在其论及价值的文字中,海德格尔表现出一种消解“价值”的印象。其实,海德格尔关于价值是物的现成的规定性、价值是“起作用”的理解,以及对道德善恶的阐释,仅仅关涉事物价值,他并没有在价值的丰富性方面继续进行思考。海德格尔是在最广泛、最深刻、最原初的意义上讨论存在的,在他那里,存在已不是物之存在,更不是物的价值之存在。相比较而言,与海德格尔的个人关系及其思想关联都很密切的舍勒,对价值本质的独特性、价值类型的丰富性以及价值比较的级序性等等进行了充分的揭示。对二人关于价值的思想交锋进行重构,也许可以对海德格尔消解“价值”的误解构成一种“消解”,即,海德格尔并没有完全或坚决地消解“价值”,他只是反对说“价值之在”而已。

建构是补充和完善的意思。利息率是一个古老而又核心的经济学研究领域,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魏克赛尔在1898年提出的利息率理论、凯恩斯在1936年提出的利息率理论和罗伯逊在1940年提出的利息率理论。战后,虽然法博齐和莫迪利亚尼利用最优均衡的分析方法使前人利息率理论的表达更加精确,但从总体来看关于利息率的研究没有实质上的进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审视这些经典的利息率理论,可以发现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存在欠缺:魏克赛尔的利息率理论没有能够反映信用货币制度带来的新变化,凯恩斯的利息率理论混淆了货币与借贷资金的区别,罗伯逊的利息率理论则没有考虑借贷资金的消费需求和政府需求。实际上,利息率是由借贷资金的供给和需求决定的。借贷资金的供给除了货币供给这个外生变量以外,还有储蓄这个内生变量。借贷资金的需求不仅有投资形成的借贷需求,还有提前消费和政府弥补财政赤字形成的借贷需求。因此,有必要在借贷资金的需求方面补充消费需求和政府需求两个因素,前者是利息率和预期收入的函数,后者是财政赤字的函数。利用美国宏观经济数据对新构建的借贷资金需求函数进行的计量检验表明,该借贷资金需求函数能够解释现实利息率的变化。

制造业集聚是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典型特征之一,而制造业集聚能否促进中国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攸关中国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文章基于2004—2016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利用SBM方向距离函数测算绿色经济效率,将其分解为绿色技术进步和绿色技术效率,构造时空的工具变量精准识别制造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及其分解项的因果效应,并进一步运用动态空间计量模型检验了制造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影响的时间效应、空间效应和时空滞后效应。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制造业集聚能够推动绿色经济效率提升,其中绿色技术进步是主要途径;面板门槛模型回归结果表明,当人口密度、第二产业比重稳定在较高阶段时,制造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促进作用才得以发挥;空间滞后模型回归结果表明,在空间上,绿色经济效率和绿色技术进步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在时间上,二者存在动态调整机制;在时空上,绿色经济效率具有时空滞后效应。

中国古代小说中常有这样一种“神画”传奇故事:由于男子痴迷,画上美人传奇般地来到现实世界,与该男子结为奇缘;历经一段时间的世俗幸福生活,终因女子容貌过美或行为超常而被某好事者指为妖;面对男子突如其来的猜疑,美人痛返原初画卷。这种“神画”传奇故事母题之所以历久弥新,固然有受到民间传说、宗教佛理禅意影响的因素,但更重要的还是因为传统社会“视美为仙”、“认美为妖”等传奇化认知心理蕴含着“画似真”、“真如画”、“美为妖”、“真是幻”等审美经验。具体说,在这种“寓理于事”的传奇化“神画”故事中,画中美人之所以能够走下画面与现实人物发生艳遇,主要是因为“画中人”特别传神,容易令人产生活灵活现等审美幻觉,故而演化出富有幻想的传奇故事。可以说,这种传奇化故事叙述包含着“艺可通神”、“情可通神”、“情中含淫”等褒贬兼备的传神美学原理,是抽象传神魅力的具象化传奇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