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始终在努力探索形成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式现代化在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交往中加速推进。实践证明,对外开放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体现了对外开放的中国经验。主要包括:中国始终坚持在平等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经贸关系;始终保持独立自主的国内经济政策,如汇率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等;始终注意对外开放过程中的各类风险因素,统筹开放与安全。中国的对外开放始终服务于国内经济增长和人民需求,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更好更快发展,同时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发展理念,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发展中国家通过对外开放推动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新启示、新思路和新选择。

信仰是人类社会的重要现象和人类精神的巨大力量,对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有着重大影响。信仰既弥散性存在于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全领域,又集中存在于社会精神文化领域,构成价值观的核心和依据。信仰具有重要的社会维系功能,对社会稳定与和谐起着重要纽带作用;信仰具有重要的社会推动功能,在社会运动和社会变革中起着重要动力作用;信仰具有重要的时代塑造功能,使有信仰的时代成为光辉灿烂的时代;信仰具有重要的文明涵养功能,在文明形态的形成与兴起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从哲学视角重思启蒙,意味着从绝对、理性、完满的大全一体世界转向现实、感性、激情、欲望、世俗利益的现代世界,意味着对人与上帝、皇帝的关系,理性、知性与感性的关系,普遍性、特殊性与个别性的关系,统一、对立与差异的关系,善、公正与恶的关系,存在、变化与行动的关系,进行重新思考和调整。通过这种调整与重构,启蒙辩证法得以发生。雅各比对激进启蒙否定超验性维度、理性和主体性谋求统治一切的担忧,黑格尔通过否定辩证法对绝对完满世界的新式追求,都预示着如何辩证对待自然、历史和超越性信念成为启蒙辩证法的核心问题。与启蒙传统贬低自然不同,马克思的启蒙哲学力主扬弃自然和自由的二元对立,强调自然和劳动都是财富的源泉。资产阶级启蒙把历史视为漆黑一片,无产阶级辩证对待历史的继承性和创新性,充分肯定传统的历史性意义。针对激进启蒙否定超越性维度引发理想信念的虚无化后果,历史唯物主义不再与自然和历史对立,而是在尊重自然和历史的基础上,重建理想的超越性维度。

教育是促进代际流动、减小社会不平等、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因素。本文分析了义务教育资源投入对我国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义务教育资源投入对代际收入流动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小学教育资源投入的影响大于初中教育资源投入的影响;义务教育资源投入对农业户口群体的代际收入流动性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非农业户口群体没有影响;义务教育资源投入对“80后”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正向影响大于“90后”;义务教育资源投入通过减弱父代收入对子代受教育年限和子代非农就业机会的影响来促进代际收入流动性。继续增加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特别是小学阶段的教育资源投入,将有助于促进代际收入流动性、改善教育机会公平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利用宏观统计信息和家庭微观调查数据,本文刻画了2000—2020年间中国农村家庭教育支出的整体情况和分布特征,并采用无条件分位数回归方法,检验了影响农村家庭教育支出的驱动因素。研究发现:近20年来农村家庭的教育支出水平不断提高,而教育支出占家庭消费总支出的比例在5.9%－9.4%区间变动;相比于城镇家庭,农村家庭的教育支出水平更低,但是占家庭消费的比例更高;农村家庭之间的教育支出差距逐年扩大,而且高收入家庭的教育投资意愿更强;家庭收入和家庭结构是影响农村家庭教育支出的主要驱动因素,影响程度随时间呈现趋势性变化,表现为教育支出弹性随支出水平的提高而递减,学前教育阶段的家庭投入不断增加。

“双减”督导常态化是推动“双减”政策长效落地的重要举措,也是建设现代教育治理体系的关键一环。面对新时代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与“双减”督导常态化实施的双重要求,目前,“双减”督导存在定位不清、效果评估监测内容缺位、参与主体单一、督导方法经验偏向等诸多问题和挑战,亟需厘清“双减”督导的价值定位,明确谁来督导、督导什么以及怎么督导等关键问题。应基于“减负增效”的目标指向,准确把握“双减”督导定位,分层分类构建督导评估指标体系,积极探索多元主体共治机制,并充分利用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推动督导方法创新,提升督导结果精准性与权威性,保障“双减”督导常态化运行。

心理健康监测对儿童青少年心理问题识别和心理健康促进具有重要意义,是我国当前教育工作的重点。美国的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监测起步早、发展快,1960年至今的六十年间,已历经前监测阶段、风险行为监测阶段、综合心理健康监测阶段和心理-神经科学整合阶段四个阶段,涵盖十一个监测项目,发展出较为全面的监测框架。监测框架中所含指标丰富,可分为心理健康与心理健康影响因素两个部分。其中,心理健康部分包括精神障碍、情绪行为问题以及积极心理三部分下属的六十余种指标;心理健康影响因素部分包含个体、家庭和社会层级下的五十余种风险和保护因子。同时,监测工具高度成熟化、监测系统高度科技化。美国在该领域的丰富经验对我国及时改进框架设计,加强监测指标的深度和广度以及监测工具的开发都提供了良好的借鉴和启示。

从遗民的视角透视明清之际的思想文化转型,呈现出的往往是停滞、消歇或终结的消极一面。而关注那些进入政治与文化中心的京城文人群体,则能看到易代之际思想文化带有延续性、创造性的特点。清初京城文人是重要却易被忽视的文人群体,他们有着以苦为荣、以雅为高、以群为乐的价值追求,其文化思想转型呈现出既变异又承续的复杂理路。这些身居京城的文人因自感失节而萌生愧悔意识,又因易代而形成惶惑情感,由此产生了从压抑严苛到温柔敦厚的士风转型,以及由抽象思辨到传承文明的价值转向,整体上呈现出与晚明思潮相异的特色。他们在历史叙述、经典解读以及审美评鉴中深化了对主体意志与自由选择的思考,又接续了晚明思潮对自我意识的探寻,从另一角度体现出中华文明的韧性。

抗战大后方的诗论建构大体存在诗人、学者和革命家三条路径并交织形成各具典范性的诗学模式。这其中,艾青、朱光潜与黄药眠尤具典范意义。在欧洲现代派诗歌影响下,艾青凭诗人的经验对诗美、诗的形象、散文美及象征、联想等语言问题进行诗性传达,在以诗论诗中率先建构起感性诗学的诗论模式。朱光潜以学者的态度在中西互证中对意象、情趣、格律等基本理论问题进行系统探讨,在以理论诗中建构起理性诗学的诗论模式。久经马克思主义洗礼的革命理论家黄药眠则以时代论诗,关注文艺政治关系、诗人的战斗性并倡导诗的精神形式的意识形态功能,并在介入现实中建构起政治诗学的诗论模式。在诗学与政治间,这三种诗论模式与威廉·燕卜荪为代表的英美新批评在大后方形成理论呼应,不仅填补了战时本土诗论的空缺,构建起中国自主的诗论话语体系,还清晰凸显出抗战大后方诗论建构的形成、演变及其内外缘由。

20世纪30年代初,报告文学被视为国际无产阶级所发现的一种新式文艺武器而被引进,体现了左翼作家对这一文体意识形态化的期待,阿英、胡风、茅盾等人视之为有益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需要的新兴文体,并围绕着报告文学的新闻性、文学性与倾向性等基本问题评介其文体特性;50年代,由于受苏联“特写”的影响,“报告文学”的名称一度改变,与30、40年代注重批判性不同,50、60年代的报告文学主要强调从正面歌颂先进人物、先进事迹;80年代中后期,大批宏观全景、综合运用文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反映社会问题的报告文学出现,标志着报告文学体式的成熟,人们对“报告文学”概念的内涵、外延及文体归属有了新的认识。

解读《周礼》须掌握两把钥匙,一是名物制度,一是行文体例。“互文”正是贯穿《周礼》全书的、运用于书中各个文本层次之间的、兼有修辞手法和结构体例意义的文本建构方式。这决定了《周礼》中的大量文句和大量篇章需要以互文的视角对照阅读,其根源则是为了应对“官异事同”和“事异礼同”现象将导致的重复书写。《周礼》中仅《大宰》一章便涉及互文30余处,多为前人未发之覆。由同义互文辨正训诂,由补义互文发掘隐义,足以拓宽我们对于《周礼》文本内涵的认识,同时亦可纠补郑玄、贾公彦、孙诒让、杨天宇等学术史上主流学者的误解和疏失。《周礼》“互文阅读法”将会展开一片新的文本景象,从而为经学和史学角度的元典解读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

唐、宋文献关于大业初年隋炀帝巡游扬州的史事过于违反常识。其中,仅五月余在扬州一地制造的包括龙舟在内的数万艘皇家豪华游船这一数据,相当于整个北宋每年造船能力的10倍以上;龙舟为超大型楼船,不能作为长途航运工具,且隋唐时由黄河、汴水、淮河、山阳渎组成的洛阳至扬州运道根本不能通行巨舶。隋炀帝船队龙舟的记载源于杜宝所撰《大业杂记》。一方面,在中国古代,后朝的政学人士惯于抹黑前朝帝王,夸大其骄奢淫糜做派,对末代君主尤甚;另一方面,《大业杂记》本质上是志异小说,不可作为信史。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出于为宋代君主政治服务的目的,大量转录《大业杂记》中的无稽之言,遂致这些明显的史实谬误流传千年。

随着古籍的电子化与数据库应用,曾经停废的大量汉字被激活。字体字形多样、字际关系复杂和编码系统不一,严重阻碍了古籍文本的编辑、保存、呈现、转换、检索及深度利用。文本的电子化、规范化及标准化是古籍数字化的起点,也是数字设施建设和数字人文研究的基础。近代以来新旧字体、正俗字形与字符编码的三次系统性变更,决定了字符集与文本库建设只能以发布的各种国家标准为基础。纵观历史,汉字一直处在不断统一规范的进程中,汉文典籍的一致性让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创建统一字符集和标准文本库将是继秦朝“书同文字”之后的全新规范,也是汉字系统继从刻画到书写,又到数码形态的再次重置。“再造书契”有利于实现古籍数据的统一刻画、深度标引、交互整合和多功能开发,促进古籍文本结构化、知识体系化、平台智能化,推动古籍整理利用的转型升级。

清末到民初是近代中国社会剧烈变革的时期。与正史、方志、族谱不同的是,墓志从微观的角度记录历史,是研究个人史、家庭史和民族史的重要材料。从墓志材料可以看到:在婚配方面,女性的婚龄逐步提高,一夫多妻的现象较为普遍,处于向一夫一妻制过渡的阶段;在生育方面,婴孩高出生率与高死亡率共存,母亲经历着生育之痛;在教育子女上,严厉的母教是与父教同质的,母亲在遵循母教传统的同时,也紧贴时代,改变着教养子女的方式和内容。尽管女性比男性更多地受到家庭生活的束缚,但从中仍可以清晰地看到,她们中的很多人仍心系家国,以女性独有的方式为家庭和社会作出贡献。

数字经济为高质量发展赋予了新动能。对于微观企业,数字化是一项全方位、关键性的转型升级,对人力资本提出更高要求,变革其管理流程和模式,影响生产经营的技术支持,而这些都是影响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因素。数字化能够赋能企业劳动生产率提升,其实现机制在于,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促进人力资本结构升级、提高企业管理效率及增强企业创新能力,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主要在非国有企业、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企业以及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