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既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也是满足人民更高层次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核心载体。随着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战略性地位逐步提升,我国提振居民消费的政策体系逐渐呈现出从规模导向到规模与质量并重、从需求侧驱动到供需双侧协同发力的演进逻辑,并与经济体制改革、高水平对外开放进程紧密衔接,成为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五五”时期要进一步提振居民消费需求,既要充分发挥我国在消费主体规模与结构、消费对象创新、消费工具赋能和消费环境保障等方面的突出优势,也要着力化解消费能力分化、供需结构性错配、消费工具覆盖不均衡、内部市场分割与外部风险传导等现实挑战。为此,要以“投资于人”为抓手,培育全面发展的高素质消费主体;以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支撑,打造供需适配的高品质消费对象;以普惠创新为导向,构建安全便利的消费工具体系;以协同增效为核心,营造统一开放的消费环境。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培育新质生产力、突破高质量发展瓶颈的关键阶段。面对创新链与产业链脱节、要素流动壁垒等突出矛盾,以及全球科技竞争日趋激烈的国际格局,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成为破解发展难题、实现产业高端化升级的核心抓手,更是应对全球科技竞争、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必然选择,对构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意义重大。结合“十五五”时期发展需求、各地实践探索及国际经验,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可采用链式融合模式、平台聚合模式、需求牵引模式和未来产业模式,各类模式既相互独立适配不同场景,又相互交织形成动态互补的创新生态。为促进融合落地见效,需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聚焦重点领域,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建设概念验证与中试验证平台,破解科技成果转化“死亡之谷”;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与高水平产业集群,优化融合发展空间载体;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并完善金融支撑体系,为全链条融合提供制度保障与资源赋能,助力新质生产力培育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汤因比极大地拓展了西方文明形态话语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他提出的各种论断,在一定程度上夯实了文明研究的基础,开启了西方学术界对文明动力的新探讨,是对“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的进一步突破,戳穿了西方帝国主义试图通过殖民扩张打造“西方化的世界”的本质。汤因比认为,世界历史既是作为人类整体的单数文明,也包含各地方的复数文明,人类需要“全球政治体”。他还运用原生文明和次生文明的概念范畴来描述文明的演化迭代。不过,汤因比对西方文明的批判,没有结合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他思考文明演化的逻辑受到宗教和精神因素的制约,囿于西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造成的思想束缚,无法给出人类文明如何摆脱资本主义桎梏的方案。这是西方学术界的文明形态话语的核心困境。

对于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习近平文化思想明确提出三个相互联系、相互贯通、内在统一的基本原则,即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这一整体方法论从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文化主体性出发,同时指明了怎样在文化交流和文化建设中建立与巩固文化主体性。其一,文化自信根源于文化生命体的主体性力量,展现为个体与共同体的正向文化心态,构成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因而坚定文化自信就是文化意义上的坚定自我及其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其二,开放包容是文化自信的显著标志,体现为当代中国的文化自我与历史的文化自我、文化他者的共生性,承认与尊重中华文明成果和世界其他文明体的态度和理念,以及打造文化领域的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智慧。其三,守正创新是文化自信的内在要求和具体路径,体现为当代中国的文化自我守根本制度、根本要求、根本立场之正与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方法路径之新的辩证统一,因而坚持守正创新,就是坚持文化秩序与文化创造活力、正确的道路方向与文化的自我更新相统一,在文化建设的守正中发挥历史主动精神进行文化的创新创造。

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推动了人类社会迈向人智交互新阶段。在建设高质量学前教育体系进程中,应坚持以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发展为导向,聚焦过程质量开展幼儿园保育教育质量评估。针对传统评估面临的情境真实性剥离、评估真实性异化和资源真实性壁垒等困境,亟待以人智交互驱动幼儿园保育教育过程质量评估回归真实世界。基于信息生态理论,文章建构了“环境—人—数据—技术”四位一体框架,通过真实性环境重构、跨场景协同联动、多模态深度融合以及自适应动态支持,为实现时空交互、场景交互、数据交互、决策交互的人智交互评估生态提供了新的可能。但同时,相关方也需警惕过度数据化、儿童主体性剥夺、信息失真带来的伦理风险。最后,文章尝试提出涵盖价值核心层、理论建模层、技术支撑层和应用保障层的人智交互赋能下幼儿园保育教育过程质量评估的推进路径。

在知识经济迅猛发展和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阶段,加快教育强国建设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目标实现的基本保障和根本要求。高技能人才是具有精湛技艺技能、富有工匠精神,能对科学技术进行创新转化和有效解决生产一线复杂难题的尖端技术人才,具有填补“人才洼地”提升人才整体竞争力、打通科学技术转化梗阻促进科技创新发展、实施“促就业、增收益”促进社会民生建设、弥合“社会裂痕”支撑社会协调发展的功能,是教育强国建设的有力支撑。我国高技能人才培养存在企业主体性作用发挥不足、学校“选拔-培养-实训”机制不匹配、社会就业机制不适应、考核评价机制不科学等制度性问题,严重制约着高技能人才支撑教育强国建设的功能发挥。我国高技能人才培养需要从激励企业主体积极性、扭转学校培养传统机制、激发高技能人才自我发展力、构造发展性评价机制等方面进行机制重塑,以确保高技能人才培养符合教育强国建设的目标要求,有力支撑教育强国建设。

当前创伤心理研究的理论呈现多元取向发展的态势,在创伤心理反应的类型、结构、变化等特征以及影响机制等基础研究方面成果丰富,也开发了诸多针对性的干预策略和技术。然而,该领域的研究依旧面临多重挑战,具体表现在理论和干预方法存在文化适应性困境,与大数据和神经科学等学科的交叉不足,研究的系统化程度欠缺,人工智能应用引发伦理争议等。未来研究需立足中国文化以构建创伤心理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强化多学科交叉融合,规范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以推动创伤心理研究向科学化、本土化、协同化方向发展,为创伤心理干预提供更坚实的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

儿童青少年在抑郁、焦虑与创伤后应激障碍等问题上常呈现多重共病,导致以单一诊断为基础的传统干预模式面临挑战。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有两类干预路径值得重视:一为针对单一问题的特异性方案,其对共病症状存在溢出效应;二为跨诊断方案,包括基于共病共享机制的通用化方案与以循证模块为基础的个性化方案。特异性方案对目标障碍疗效明确,但在高共病情境下往往受限于覆盖面不足与资源成本偏高等问题;跨诊断方案则有望并行改善抑郁、焦虑、创伤及部分外化问题。其中,相较于面向焦虑、抑郁、创伤与品行问题的模块化方案,儿童青少年情绪障碍跨诊断统一方案在结构清晰度与推广可行性方面显示出一定优势。应结合我国文化与心理服务体系探讨跨诊断方案的本土化应用路径,为构建兼具科学性与可行性的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综合干预体系提供参考。

汉字是研究世界文字分类的重要材料。13至19世纪初期,西方对汉字研究的逐步深入,推动了世界文字分类体系的形成与演变。具体而言,汉字在早期西方视野中经历了从“被发现”到“被类型化”,再到“具有独立地位”的发展过程。起初,西方认识到汉字表达意义的方式不同于字母文字;随后,汉字被归入象形文字一类,辅助古埃及文字确立“象形文字”与“字母文字”二分的格局;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汉字又被视为一种具有独立地位的“记号”,象形文字、汉字、字母文字三分的世界文字分类格局被建立起来。在三分格局中,汉字确立了自身的独立地位,成为支撑新的文字类型的典型材料。

“无穷”是《庄子》的一个标识性概念。“穷”字本身包含空间意味,《庄子》一书侧重从空间角度使用“无穷”。简言之,“无穷”意味着超越极限和边界。具体说,“无穷”是由主体“游”的活动创造出来的超越性空间,具有超越人间事务、消泯内部一切界别、超越区分等特点。“无穷”是“道”和“物”共同的空间存在特征,与“道在万物”思想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超越了“道”“物”对立的观念。与此相关,《庄子》中有大量以“无”为首字的词语,“无”不只是没有的意思,还被赋予了超越义。“无”后面的字词有些是庄子关注的问题,也是其要超越和突破的观念或方法。“无”为首字的系列词语,是《庄子》一书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庄子》的这些思想,在先秦诸子中具有独创性。

口头文学作为多种文体的雏形和原型,研究者可以将它抽象至心理结构,从而构拟文体公式。以民间传说为例,核心序列的闭合/反闭合结构、专名及其密度、离散情节作为民间传说的三种形式标识,能够勾勒民间传说作为口头文体的轮廓,即文体公式。首先,民间传说的核心序列有闭合与反闭合两种常见结构,在主人公为正面角色的前提下,二者分别指向大团圆和悲剧结局。其次,专名和通名构成一套互相匹配的动态系统,其密度差异造就了口头文体的不同风格。再次,民间传说的离散情节具有特定的叙事功能和心理功能,能够改变受众对文体的心理预期,将民间故事转换为更具实感的民间传说。民间传说的三种文体标识均非固定,它们可以被强化或弱化,民间传说的文体感也因此发生微妙的转变。由于口头文体具有流动性,形态标识可被视为变量,以评估文体感的强弱。口头文学研究的形态学方法可导向一种开放、动态的文体观,搭建跨学科对话的桥梁。

本文借助增长核算框架,将产业数字化分为数字融合效应和数字渗透效应两部分,测算了2000－2023年中国国家层面和行业层面的产业数字化规模并分析了其结构特征。结果显示,2023年中国产业数字化规模已达到141401.113亿元,年均增速高达22.347%,产业数字化规模占数字经济规模的比重已过半,占GDP比重已达到11.872%。数字融合效应规模大于数字渗透效应规模,分产业的产业数字化规模呈现出“第三产业>第二产业>第一产业”的特点。分行业分析结果表明,制造业、金融业、建筑业数字化转型势头强劲,产业数字化规模快速增加,而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房地产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行业数字化进展缓慢。同时,中国产业数字化差异逐年降低,其中,第二产业内数字化差异逐年降低,第三产业内数字化差异呈先上升后缓慢下降的“S”形趋势。本文有助于进一步了解中国产业数字化发展规模与趋势,并为制定调整产业数字化结构,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协同发展的相关政策提供数据支撑。

推进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迈向绿色增长新阶段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文章基于准实验设计,对2009－2020年资源型城市转型之于绿色增长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进行实证检验发现,资源型城市转型政策对城市绿色增长效率有显著正向影响,但由于传统产能面临退出壁垒、新兴替代产业存在培育周期、政策执行效率较低等原因,其对绿色增长效率的影响存在一定时滞,自2016年开始政策效果逐渐增强。机制和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资源型城市转型政策可以通过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缓解资源依赖度促进城市绿色增长效率的提升,且影响效应在衰退型城市最为明显,促进了衰退型城市的产业结构和资源依赖度的优化。进一步研究发现,从空间维度来看,资源型城市转型政策和绿色增长效率均具有显著空间溢出效应。为促进资源型城市绿色发展,有必要制定国家层面的长效扶持政策,助推可持续繁荣;重视产业结构优化与资源依赖度调整机制的协同作用;针对不同类型的资源型城市,因地制宜实行差异化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