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筹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布局对于促进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城乡学校布局过程中存在片面注重规模效益、过度开展撤点并校的问题,加剧了乡村教育和乡村社会的衰落,动摇了乡村振兴的人才和文化根基。布局问题背后有主观的价值取向、决策机制和政策执行等问题,也有经济社会发展迅速和地区差异巨大等客观因素。当前应深刻认识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之间相辅相成、协同发展的紧密关系,牢固树立城乡一体化义务教育发展观,研究制定科学的布局标准,立足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城乡学校布局,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建设和内涵式发展,推动城乡教师队伍一体化发展。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国家与时代赋予高等教育的重要使命。“全面发展”需要“全面过程”,而“全面过程”需要“全面认知”。过去30年,国家对高等教育评价指标体系不断改进,2013年出现了独立的“第二课堂”二级指标,但“第二课堂”的育人效能并未得到学界的充分研究。2016年以来,全国推行高校“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这一制度强化了第二课堂的目标导向和过程属性,且因使用信息化系统,形成了数据积累与挖掘的条件。课题组选取了一所数据年份较长、数据类型丰富、数据记录完整的高校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锥体视点结构,运用多值logit选择模型、负二项回归等量化分析方法,对学生在第二课堂不同课程平台的学习投入对科研发表、奖学金等级、综合测评成绩等学生教育产出的边际效应进行了分析,发现第二课堂各平台学习与学生综合测评成绩具有正向关联,思想引导平台和通识教育平台学习对各类教育产出的正向关联最显著,国际培养平台学习能够促进学生四六级成绩提升,校园文化平台学习对学生奖学金获得具有挤出效应,社团活动平台和就业创业平台与教育产出的关联不显著。根据以上研究结论,为了更好发挥第二课堂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作用,课题组提出了三点建议:增强关联,构筑互动显著的一二课堂共育模式;强化牵引,建立科学合理的第二课堂课程体系;善用资源,提升第二课堂对外部资源的利用效能。

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CPTSD)一般指人们在经历长期、反复的人为创伤事件后所形成的一种精神障碍,其症状表现不仅包括PTSD的核心症状,还包括情绪失调、人际困难、负性自我认知等。目前,CPTSD的发生率已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进行了测查,其结构的稳定性也在多元文化中得到了验证。研究发现,CPTSD的形成不仅与自主性的破坏、信任感的丧失等心理过程密切相关,也可能与情绪功能相关的脑区受损有关;创伤复原的三阶段模式是当前CPTSD干预的主要方法。未来研究可进一步考察复杂创伤与CPTSD之间的关系,逐步厘清这一概念和诊断工具的文化适用性,并对其影响机制进行深入分析,探索更具针对性的干预方法。

社会阶层的社会认知理论与相关研究表明,低社会阶层者常比高社会阶层者更亲社会,而亲社会行为的资源和代价理论认为高阶层者更有能力和可能做出亲社会行为。随着实证研究的增多,研究者开始从多种因素(微观的个体水平变量,如人格因素;中观的情境水平变量,即具体的社会互动情境;宏观的社会与文化变量,如社会结构与文化因素)共同影响行为的视角入手来全面地理解社会阶层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微观个体层面的互惠信念、感恩特质和相对剥夺感,中观情境层面的互动对方的利他水平、慈善呼吁类型和亲社会情境公开性,以及宏观社会层面的收入不平等性和文化等因素,都会影响社会阶层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未来研究应探讨亲社会情境、社会与文化层面的因素如何与个体的社会阶层交互影响其亲社会行为;考察受助者的社会阶层如何激发人们的亲社会行为,以及行动者的社会阶层对亲社会行为传递的影响。

当下开展历史经典中的民俗母题研究,与当代人文科学研究方法范式的变迁有关系。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国际民俗学界吸收巴赫金的理论,从民俗学的文本研究转向文化研究。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民俗学界又吸收新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再转向民俗的社会性、物质性和宗教性研究,而所有这些转向都在直面文本,促进交叉学科研究和综合性研究。在这些转向中,历史经典中的民俗母题研究也成为热点。事实上,中国富于历史经典和民俗母题,两者都是国家整体文化的重要财富和民族骄傲,中国民俗学者可以通过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对外提供中国经验。

先秦文献所记“高宗谅阴,三年不言”,谓殷高宗守丧期间依礼制居茅庐,三年中不主动发表政治主张和意见。“谅阴”指孝子居丧住的茅庐,名称的理据有形制与思想文化两层。形制上密闭奄盖(阴)和通敞(凉),分别仿效故去的亲人殡与葬的居处特点,以己之感受度亲之感受,这是孝子对亲的居处的隐度。隐度是上古广泛存在的思想文化。凶庐初闭阖后启户的形制特点而称“谅阴”,是因为深层上“谅阴”本身就具有隐度的意义。“隐度”之“隐”、“温仁”之“温”,都取意于己与彼感受相覆合,词源就是“谅阴”之“阴”。“谅”也有两相对称、当值之义。古语词是古代思想文化的化石。“谅阴”深层思想文化内涵就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谅”(体谅)和“隐”(隐度),就是以己之情度彼之情。隐度是“温仁”的心理机制,“仁爱”的本质就是隐度其情。这是“天人合一”思想文化的一种重要内涵。用历史词汇比较与同语境相关词汇互证的方法证明,从前谐声时代到谐声时代,一批闭口韵字音变读作舌鼻韵(-m＞-n,-p＞-t/-?),“阴”变为“隐”“温”是这种音变的表现。

正名思想源自孔子,它立足语言文字名实关系的深入分析,对中国训诂学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呈现出“正反合”的整体规律。先秦时期,正名思想落实于具体的语文解释,开启了声训、形训两大体式,为语言文字的理据探寻提供了基本的训诂形式,这是正题。到了汉代,正名聚焦于经学、小学领域,其鲜明的经学化倾向导致了训诂的随意性与名实混淆,走向了正名的异化,这是反题。汉末以许慎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家纠正流弊,树立起训诂学的实学传统,实现了正名的复归,这是合题。秦汉“小学”是中国训诂学史的开端与底色,在正名思想的影响下,奠定了训诂学的民族特点。

3-6世纪,中西都经历了政治分裂、新起民族政权的挑战和新宗教的冲击,但在历史现象层面的相似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同中之异。中国历史和文明历经危机而得以连续发展,西方历史和文明则在危机中断裂,这个结局并非偶然,而是由双方的政治、民族及文化等结构差异所决定的。政治结构上,中国延续了秦汉以来形成的统一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国家和大一统观念,是有机的统一,比较牢固。在这个制度下,居民不分胡汉,都是编户齐民,身份和法律地位相同,也都追求统一。罗马延续了城邦体制及其理念,是松散的统一,并不牢固。其内部结构差异较大,居民身份多样,政治组织形式和法律也不一,自治传统深厚,蛮族也不追求统一。民族结构上,中国的胡汉关系历史悠久,融合程度深,以地域和文化界定夷夏。胡汉身份相同,受同一个法律的管辖。胡人政权主动采纳并推广汉族制度,形成了共同的民族认同。罗马与蛮族接触较晚,融合程度有限,更注重以法律身份区分不同的群体。蛮族并非罗马公民,而是自治的罗马军事盟友,保持了自己的政治制度和法律等,形成了各自的族群认同。文化结构上,中国始终保持了儒家为主而又兼容多元信仰的特点。儒家受到玄学、道教乃至佛教等的冲击,但其官方意识形态地位始终没有动摇。道教、佛教更关注个人内心世界,弥补了儒家的不足。胡人采用汉族文化并继承了这个模式,与汉族形成共同文化认同。西方由多神信仰转向一神信仰。罗马多神崇拜是政治的重要内容,注重集体的福祉。基督教填补了对个人内心世界关注不够的空白,但作为一神教它又不能容忍多神崇拜。作为国家唯一的合法崇拜,基督教仍是担负政治职能的组织。接受基督教的蛮族与抛弃传统信仰的罗马人一起形成以基督教为纽带的新文化认同。

东汉后期,针对政治腐败、法令废弛的末世之象,崔寔提出统治者应通过“参以霸政”的手段来解决政治困局。显然,此论与汉儒尊崇王道的主流观点格格不入,因而古今学者对崔寔的评价,无论批评或肯定,大都基于儒法之争、王霸之辩的传统视角。其实,在崔寔的语境中,所谓霸道,既是一种针对两汉以来政治文化发展困局,亦即“百王之敝”的解决途径,也是对正统儒家所倡导的王道思想之不足的弥补,因而并不应将崔寔所论之“霸”完全视为王道的对立面。为了论证霸道的正当性,崔寔还借助春秋时期的诸侯尊王攘夷、奉行霸政这一历史经验,来说明具有强权性质的“霸”之手段,亦能在帝国现实政治的情境下发挥重要作用。可见,崔寔之论,既非一味地尊霸而非王,亦非简单的王霸并用,而是试图援引霸道中的某些具体因素来救补王道。

《蒙古秘史》等材料展示了早期蒙古社会两种典型的臣服仪式,一为臣仆向可汗或大汗的臣服,一为弱者向强者的臣服。尽管都有誓言、礼物(贡物)等要素,但后一种臣服仪式多通过建立拟血缘关系强化二者的联系。拟血缘关系下的臣服存在强弱易位后的君臣翻转及财富的合理侵占,这是义父子、义兄弟兵戎相见却不主动解除关系的重要原因。安答、那可儿、答剌罕等原本具有平等和自由性质的称谓在后世的书写中日趋臣仆化,展现了《秘史》作者突显君权、重塑历史的意图,最终目的是赋予黄金家族统治草原的合理性。

后儒对荀子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其“性恶论”。荀子论人性的结构,强调人的实存活动及其情欲要求必受制于心知及其抉择之支配,据“心之所可”以规定其实现的途径与行为的原则,由之而获得其正面(善)或负面(非善或恶)的道德价值和意义,而非直接现成地顺自然而行。荀子针对孟子的性善论而言“性恶”,其实质是强调人性中本无“现成的善”,而非言人性中具有“实质的恶”。荀子善言“类”,以为人之类性及理或道规定了其存在之终极目的,故人作为一个“类”的存在,本内在地具有一种自身趋赴于善的逻辑必然性或目的论意义之善性。是以其在政治上并未导致外在强制之说,在道德上亦主张自力成德,而未导致他力的救赎说。其政治伦理哲学的体系,亦由此而获得了一种终始相扣的理论自洽性。人的实存“从心之所可”的人性结构论与目的论的善性说,共同构成了荀子人性论学说的整体内涵。

人的能力可分为体能和智能,人的这两大能力都可以被工具替代、延伸和扩展,替代、延伸和扩展人的体力的工具可称为体能工具或人工体能^①,模拟、替代、延伸和扩展人的智力的工具可称为智能工具或人工智能。从人工体能到人工智能是工具发展的质的飞跃,它不断促进了人的解放和社会的进步。当今的人工智能只能模拟、替代、延伸和扩展人的部分智能,至于人的想象、情感、直觉、潜能、意会知识等个性化智能,人工智能只是试图涉足,还谈不上对它的模拟、替代、延伸和扩展。“人机大战”实质上是世界冠军同数百万世界围棋大师团队的对决。人工智能只是智能化的工具,不能完全替代人的智能^②,更不可能消灭人的智能,人工智能和人的智能在张力中相互促进,应该是人工智能和人的智能的发展前景。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基础教育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作为一种重要的公共服务,其财政投入是教育发展的保障,也是实现教育公平的重要前提。基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收敛假说,利用2010—2016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对基础教育财政的空间动态收敛性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第一,不论是基础教育总体还是各级教育类型均未出现明显的σ-收敛和绝对β-收敛,但未来教育财政投入收敛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作为初步判断为进一步实证提供支撑;第二,通过检验发现,基础教育财政投入具有空间关联和溢出效应,进而构建了空间动态条件β-收敛模型。在加入区域异质性因素和空间因素后,基础教育总体以及各级教育类型的财政投入收敛性显著存在,同时空间溢出效应随着教育层级的提高而增强,相比而言,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财政收敛情况最佳,高中阶段次之,而学前教育阶段的区域投入均衡和收敛速度有待加强。鉴于此,应当进一步加强学前教育的教育财政投入均衡水平,维持或提高现阶段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投入的区域均衡水平,进而形成整体基础教育发展的结构均衡。另外,还需关注区域间的关联互动,最大程度发挥区域联动效应带来的优势。

公司欺诈是一个不等同于财务舞弊或公司违规的特有现象,危害巨大。在中国,上市公司呈现出国有企业占比较高和股权集中度较高的显著特征,因此,研究股权结构与公司欺诈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将公司欺诈分解为发生和发现两个过程,利用中国上市公司2006—2016年数据,使用基于部分可观测的Bivariate Probit估计方法对股权结构与上市公司欺诈的关系进行全面的考察,首先发现股权的国有性质是一个积极变量,国有企业实施欺诈的概率更低,已发生的欺诈活动更容易暴露。其次,投资者类型差异决定股权集中度与公司欺诈的关系:作为典型的长期投资者,国有企业的控股股东可以显著抑制公司实施欺诈的倾向;非国有企业的控股股东兼具长期与短期投资者特征,是最“纠结”的投资者,其持股比例与公司实施欺诈负相关但不显著,同时显著包庇内部已发生的欺诈活动;非控股大股东作为典型的短期投资者,显著提高了公司实施欺诈的概率。最后,以十大股东持股比例表征的股权集中度越高,欺诈活动越不容易被发现,这显然会给监管带来困扰。因此,在我国资本市场践行价值投资理念非常必要和紧迫,这就需要政府从惩戒措施和制度改革两个方面进行突破和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