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在“幼有所育”上取得新进展;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加快发展多种形式的婴幼儿照护服务”。婴幼儿教保服务及其质量对儿童身心健康发展、国民素质整体提升、家庭幸福、国家经济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有效构建普通并有质量的0—3岁教保服务体系,是实现“全面二孩”等国家战略的基础性支撑,是新时代保障“幼有所育”、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题中应有之义。本文基于近年对我国0—3岁教保服务体系的现状、百姓需求、各地探索的研究,对我国0—3岁教保服务体系的状况及主要问题进行了论述,并着重对有效构建我国0—3岁教保服务体系的顶层设计与政策关键问题做了深入思考,建议:构建0—3岁教保服务体系应首先明确其公益性、教保性的双重属性,着力解决管理体制、财政投入体制、举办主体、教保队伍建设和督导监管等核心问题。

办好教育事业,需要发挥家庭、学校、政府、社会的合力,家庭教育是教育综合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家庭教育立法是保障家庭教育实施的基本制度保障。基于回溯性政策研究,在典型性政策文件的基础上可将我国家庭教育立法的政策历程分为三个阶段,即从构建基本规范到形成基本制度,走向了推动家庭教育立法。其政策实施特征体现为体制变革、机制创新与建章立制,分别表现为从群团工作逐步到政府工作、从家长教育逐步到家校合作、从规章制度逐步到立法推动。家庭教育立法内容与实施路径集中表现为“四个结合”,即精准施策,家庭教育和社会发展相结合;家校合作,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相结合;注重家风,家庭教育与家庭建设相结合;科学施教,家庭教育与言传身教相结合。

社会比较是一种广泛存在的心理现象。社交网络为用户提供了更多样化的社会比较信息、更便捷的比较途径。与传统的社会比较相比,社交网络中的社会比较具有自发性、比较信息的两极化、比较对象的多样化等特征。现有研究发现了社交网络中社会比较对用户的消极影响与积极影响,探讨了与之相关的个体与文化因素。未来研究应更关注社交网络中的消极信息对用户的影响、重视用户的主体性及进一步深化社交网络中社会比较的个体差异与文化差异研究。

父母冲突会对儿童青少年的心理行为适应带来较为严重的消极影响,近年来旨在改善子女心理健康水平的父母冲突干预方案也越来越多。国内外相关的父母冲突干预方案大致可以分为针对离婚夫妻的干预项目和针对完整家庭的干预项目。这些干预方案有的侧重于说教和信息分享,有的侧重于技能训练;有的关注夫妻沟通和冲突解决,有的则关注父母共同养育。总体来说现有方案取得了良好的干预效果,但部分方案的研究设计仍不够严谨,或对方案如何起效缺少深入探讨。未来,我国的父母冲突干预研究可以开发更适用于中国家庭的干预方案,探索和开展对离异家庭的父母冲突预防性干预研究,采用多种研究方法以更系统地探讨父母冲突干预方案的效果、有效成分和作用机制。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旨在批判旧文化、倡导新文化的思想启蒙运动。该运动经历了发起、高潮与落潮三个阶段。自1915年9月《新青年》创刊至1916年12月的2卷4期是其发生期,特点是批判专制与迷信、宣传民主与科学。自1917年1月的2卷5期至1920年9月的7卷6期是其高潮期,标志是形成了新文化阵营,促成了文学上的革命,爆发了政治上的五四运动。自1920年9月至1926年底是其落潮期,标志是新文化阵营开始分化,党派纷争取代了思想启蒙。随着新文化阵营在文人南下潮中的解体,新文化运动也宣告了落幕。

茅盾经典现实主义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资源,应该重新认识其价值和重要意义。特别是他立足现实、关注当下、参与时代思考的文学传统,对于当下的价值重建和文学创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茅盾在创作实践上开创了现实主义经典的四种品格,即时代性的品格、社会性的品格、政治性的品格、史诗性的品格;在理论主张上倡导现实主义又不独尊现实主义,主张创作方法的多样性以及写作手法的丰富性,这在今天看来依然是正确的。今天的中国尤其需要现实主义文学,需要真实地反映生活和勇敢地创造生活,茅盾的现实主义创作实践及理论倡导具有鲜明、突出的当代意义。

在五四新文学的反传统进向中,传统实际上从未退场,“影响的焦虑”常迫使作家运用各种修辞策略为两者的关系作出调适。以此观照郁达夫小说集《沉沦》可发现,作品中的大胆暴露与病态描写虽然惊世骇俗,但作者也为之作了精心的“审美辩护”。主人公基督徒般的忏悔,目的在于引导读者进入其可理解与同情的内心世界,为其外在的行为作合乎逻辑的归因。基于此导向叙事,《沉沦》各篇的“审美辩护”构成了一个有机推进的“三部曲”:《银灰色的死》主要借助传统家庭伦理为主人公的逾矩行为开脱,《沉沦》篇进一步把主人公个人的“堕落”归因于国家的贫弱,而《南迁》则是对前两篇小说“审美辩护”所留下裂隙的缝合。此外,通过引诗入文,诗歌形而上的玄思及反复性节奏与小说形而下的感抒及持续性节奏形成鲜明的形式落差,后者的情欲与颓废描写由此被前者所净化和升华。“审美辩护”揭示了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对于我们重审百年来中国文学的叙事修辞具有方法论的启示,也可为校正文学批评标准、敞亮作家的精神世界以及重建当下的文学生活提供更为有效的认知方式。

戊戌政变后,康党发挥自己的宣传优势,对政变过程进行了有利于自己的宣传,以证明政变的倒行逆施与自己出逃的合法性。其中,康党对政变主角的宣传经历了从戊戌年的“逆后”说到己亥年“贼臣”说的转变,这是康党依据戊戌己亥年时局的变动作出的策略调整。政变之初,康党对时局的判断是光绪帝将很快被废,甚至被弑,并据此形成自己的宣传策略,塑造“逆后”形象遂成为康党宣传的主要内容;进入己亥年,一方面光绪帝并没有像康党预判的那样被废被弑,另一方面康党求助于列强的希望也化为泡影。在此背景下,康党被迫调整宣传策略:由塑造“逆后”形象转变为诋毁“贼臣”,调和两宫,为促成太后归政制造舆论。于是,“贼臣”荣禄取代“逆后”,成为发动政变的罪魁祸首。康党宣传策略的调整得到了新党舆论的呼应,从而成为阻止清廷政治退化的重要力量。

辛亥革命摧毁了粤省旧的政治架构和运行机制,新的政府权威和权力系统长期难以确立。进入20年代,从省城到广大乡村,“无政府”权力真空地带逐步扩大,社会控制能力逐级减弱。广州政府财政汲取能力持续萎缩,只能开禁烟赌,对赌盗匪娼的肆虐泛滥更是无能为力,社会风化日趋窳败。来自各省的旧式军队(包括“联军”)专横跋扈,遍地设卡苛抽,同时出现大批亦兵亦匪、亦民亦匪的边际群体。面临社会失范和商业生态崩溃,粤省商人逐渐“觉醒”,进而力图“自救”,逐渐聚集成民间社会的主导力量。

人们以往对马克思“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的理解大多侧重于其开启的物质生产逻辑。事实上,在马克思看来,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诸个体(Individuen)的存在,直接凸显的是诸个体的共在,即以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存在。作为诸个体间联动的社会关系模式,这种具有原初性质的共同活动方式先于生产关系而不能简单归结于生产关系。人类历史是人类活动的历史,也是诸个体共同活动方式的历史。“诸个体共同活动方式”理论的揭明,对于澄清或构建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具有重要启示。一是有助于澄清对唯物史观“经济决定论”的误解,凸显人们非经济的社会生活的内涵、地位与功能;二是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历史之谜的解答”,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正是诸个体共同活动方式的真理;三是为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提供理论“接口”,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可以理解为以人类美好生活为旨归的关于诸个体共同活动方式的哲学;四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在于形成合理有效的人类共同活动方式——包括诸民族、国家的共同活动方式和超越民族、国家的诸个体共同活动方式,而后者更具前瞻意义。

“人该如何生活”或“何谓好的生活”是苏格拉底伦理学中的核心问题,是苏格拉底的哲学关切的基本视域。通过与对话者一连串的叩问和对谈、诘难和训诫,苏格拉底所说的“好的生活”的整全面貌也就慢慢呈现出来:第一,“好的生活”必然开始于对德性的追求,这就是“德性转向”,即从对外在的自然事物的关心转向到对内在的灵魂德性的关心;第二,“好的生活”始于对自我的认识,而本真的自我是理性,它不存在于生灭不定的感觉世界(Werden),而是存在于依赖理性的实存世界或本体世界(Sein);第三,苏格拉底对于“好的生活”或德性的理解并不是一种技艺性的知识(technical knowledge),因为技艺都是价值中立的或有两面性,可被用于好的和坏的目的,而有关德性或“好的生活”的知识一定只能被运用到善的目的上,德性绝对会达致善;第四,“好的生活”必然需要实践智慧,因为智慧是对人的所有类型的价值和善的某种整全理解,并且包含运用到所有情境中的能力,但是,人的智慧是有限的,不能看透所有事物之间的全部的内在联系,所以,苏格拉底至死持守自己的“无知之知”的信条。

设计人类学是当下设计产业发展和人类学自我审视下诞生的研究分支。缘起1990年代,于2010年代确立其学科分野的地位。研究类型可分为应用性和批判性两大类。受到21世纪以来艺术人类学和科学社会学思潮的影响,人类学视域下的设计,不再仅仅被作为物化“结果”,而是被更多地作为行为的“过程”加以探讨。“设计”,不再是某种文化含义或社会结构的固态投射,更是“文化或社会”生成过程之本身。这一由“结果”的设计转为“过程”的设计的内在转向,是设计人类学确立的根本动因。“符号学”和“ANT理论”,是现今设计人类学对“过程”之“设计”探求的两大理论范式。瞬息万变的当代社会,不断对以“文化与社会”为核心概念的结构化方法提出挑战。对“过程”之设计的探索,无疑对未来人类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流动人口政策经历了逐步放开农民进城、要求公平对待流动人口、全面推进市民化三个阶段。由于城乡二元分割,“乡-城流动人口”和“城-城流动人口”在融入城市社会的时候面临巨大的阻力。流动人口在城市是留下、离开还是等待,不仅受流动人口自身特征的影响,而且也受流入地政府主体、市场主体以及当地民众社会包容度的影响。具体而言,户籍制度、收入水平、婚姻状况、在城市的居留时间、社会生活习惯与行为模式都会成为影响流动人口居留的关键因素。流动人口城市化治理的进程要经过户籍的城市化、身份的城市化和文化理念的城市化。为此,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政府、市场、社会以及公众等多元治理主体应同向发力,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大力提升流动人口的职业技能和收入水平;重视发挥社会组织的纽带作用;持续增强公众参与和社会互动,以促进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

21世纪以来,我国越来越多的乡村趋于解体,人口大量流失或涌入的村庄面临着熟人社会的原子化与去亲密化。与此同时,部分半工业化乡村却依然保持着和谐与活力。在半工业化乡村中,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的低门槛、高灵活的工作岗位保障了村庄黏性,维持着成员的稳定,乡土性与工业化互嵌之下形成了特有的劳动力配置机制——“碎片整理”。究其原因,一方面,与空心村相比,半工业化乡村保有了共同体紧密的社会网络,为信息在劳动力市场的高效传播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与完全工业化乡村相比,半工业化乡村信用与规矩的通约降低了临时性雇佣双方的风险,而在现代化大生产中,基于法理权威的雇佣合同只能得到特定签订者的承认,与高度灵活的“碎片整理”相悖。最终,在这些处于工业低级发育阶段的乡村内部,闲置的碎片化的半劳动力被就地整合进劳动力市场,改变了家庭收入结构、代际关系以及进城购房预期,有利于形成区别于完全城镇化或断裂城镇化的“城乡连续统”。

我国公民网络问责对地方政府传统公共决策模式提出了挑战。地方政府处置失当极易引发公共决策困境,甚至导致公共安全事件。若干典型案例表明,公共决策困境中的公众网络参与逻辑如下:公民网络参与是公共决策合法性的重要来源;网络舆论失控是公共决策困境的重要原因;理性的公民网络参与有助于走出公共决策困境。为此,在网络信息时代,地方政府要走出公共决策困境,其对策思路如下:确立多元化民主参与理念、确保公共决策中公民充分而有效的参与、重建地方政府的网络舆论话语权和提升网络治理能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