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基于平行时间的视角对中美俄三个大国教育改革的历史做了梳理之后,可以总结出“情境、主体、意图、行动、结果、评价和资源”是教育改革的基本要素,“价值与信念、治理与制度、资源与机会、教学与课程、评价与督导”是教育改革的基本观察点。随着主体层次变化,教育改革的复杂性也在相应变化。教育改革是改革惯习与场域文化的集体行动。一切教育改革都需从个体惯习找到突破口,并上升到场域文化的变化。在整个过程中,与意图相关的认知因素发挥着作用,同时,集体行动中因微观政治和社会互动的存在,教育改革也表现出复杂的动力学特征。要保证教育改革的效果,需要加强对教育改革的管理和评价。在行动科学的指导下改变学习观,创建学习型组织和学习型社会,是教育改革的行动逻辑。

教育督导是国家教育基本制度之一,我国现行教育督导制度是在改革开放后逐渐恢复与发展起来的。从不同维度来分析,教育督导制度变迁路径是不同的。从议程设置维度来分析,教育督导制度变迁有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种路径。从价值取向维度来分析,教育督导制度变迁有激进性与渐进性两种路径。从举措动因维度来分析,教育督导制度变迁有强制性与诱致性两种路径。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教育督导制度变迁在三重维度路径均有发生,每一重维度上的路径变迁皆具有双重性特征,相互补充。影响教育督导制度变迁路径形成的原因多种多样,各种不同原因之间交互作用与交互影响。为消解教育督导制度变迁中存在的阻力,一方面需要进一步提升我国教育督导的行政地位,另一方面需要不断地提升教育督导组织自身持续地自我学习能力。未来我国教育督导制度变迁仍然会在三个维度上发生,每一维度上的变迁皆有相应的适应性要求。

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欧洲的一些探险家与东方学家开始深入中亚地区,发现了作为古代东西方商道的“丝绸之路”,开启了“路”的历史叙述与研究模式,从历史文献的翻译与阐释进入了实地踏查的阶段,从而带来了东方学研究方式与方法的变化,并且揭示出丝绸之路作为“中国之路”与“东方之路”的性质,展现了此路“以物载文”的文化交流特性。近年来,一些学者在当代世界经济的描述与研究中利用了“丝绸之路”的概念并将其广义化,提出了“新丝绸之路”的概念或撰写“丝绸之路新史”,直接或间接地与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相呼应,表明他们从历史研究走向现实关注。对西方学界丝绸之路研究模式及特点的关注与研究,将有助于人们认识“一带一路”倡议的广阔的国际背景与深刻的历史渊源。

自虞舜而至西周,古诗作为讽语的载体存续千余年。春秋时期,周王权衰落而至礼崩乐坏,孔子笔削鲁国旧史作《春秋》,创建春秋笔法寓存微言大义而成为教化新文本,将弦歌讽喻之声的古诗讽语功能,演化为“属辞比事”之文章修辞。“属辞”强调以辞意统领事件记述的视角、情节与详略的取舍;“比事”重在事件类情之比,以及连类生情之比。在聘问歌咏衰亡之后,春秋笔法成为讽语的载体,开启文章修辞学之滥觞。

《中庸》升格是一场以概念重塑为实质的思想运动。从唐到宋,《中庸》的言说文体依次经历了汉唐注疏体、唐宋论说文、宋人笔记体三种主要类型。汉唐注疏体以“礼”为统,随文释义,不能自由言说概念;唐宋论说文可以自由言说概念,但在经世致用倾向影响下,其话语特征以命题为中心,对概念辨析形成牵制;宋人笔记体为概念重塑提供了最自由且最恰当的话语载体,《中庸》的独特思想价值遂得以凸显。此后,宋代《中庸》言说史呈现出注疏体、论说文、笔记体互补发展的局面,三者的话语特征也在交融中不断变化。从文体角度考察文本、命题、概念,或可成为唐宋思想史研究的新路径。

从偃师商城至洹北商城,再至洹南殷墟,商王室都城宫城宗庙区的布局原则高度一致,继承因袭之迹非常明显。偃师商城宫城宗庙区为南(王国先王供奉处)、中(方伯先王供奉处)、北(河六示供奉处)三元构成形式,洹北商城宫城宗庙区为南(王国先王供奉处)、北(方伯先王供奉处)二元组成方式,洹南殷墟宗庙区复为南(早期王国先王供奉处)、中(中期王国先王供奉处)、北(河六示及方伯先王供奉处)三元布局。商王室宗庙区建设一直奉行分群成组的原则。据传世史籍可知,东汉光武帝刘秀、唐高祖李渊、宋太祖赵匡胤及明太祖朱元璋等帝王开国即立四亲庙、且子孙遵循续立成为制度,考古发现这在商汤大乙开国之时即有,并且也被商王室长期坚守。历代商王皆为其生父独立设置亲宗(庙)。而累积四或五世以后,商王室则阶段性地构建宗庙建筑组合,供奉时王祖父以上至高祖之祖间四代或五代神主。宗庙建筑组合可能采纳直线顺排的方式自西向东、自早至晚布列诸神主庙室。晚商殷墟比较盛行五位前后相继庙主庙室成组制度。此五庙成组制度直接影响到周王室的宗庙设置规则。如周王室京宫与康宫之内均分别设置五代先王之庙室。

《吕氏春秋·十二纪》纪首跟《礼记》中的《月令》文字相同,差别只是十二篇合为一长篇,又被《淮南子·时则训》全文抄录,仅文字上略作修改,其中所记天象、物候多来自于《夏小正》。主要受对《月令》的解读影响,从汉代开始,学者对于《十二纪》纪首所用历制的认识便存在着巨大的分歧,高诱、郑玄等认为《十二纪》纪首(亦即《月令》)以孟冬之月,即夏历十月为岁首,所用正是秦朝的颛顼历,而更多的汉代学者囿于经学思维,认为《月令》乃周礼,所行即周制。唐代孔颖达疏解《月令》时,为维护“三礼俱出于周”的正统观念,对郑玄的解说曲加弥缝,承认其说《月令》“官名时事多不合周法”,但否认出于秦制,而认为是吕不韦宾客所传的圣王旧章。孔颖达之说深刻影响到后世读书人对《月令》亦即《十二纪》纪首的一般看法。另外,由于《吕氏春秋》成书于秦统一天下之前,且后世一些学者对“改正朔”的理解过于机械,直到今天,仍有不少研究者认为《十二纪》纪首所行非秦制,甚者以此为据强调《吕氏春秋》与秦统治政策间的矛盾。本文梳理各家论难,辨析各自言说背后的思想背景与材料支撑,在此基础之上,根据传世文献和出土文字资料,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发现《十二纪》纪首之以十月为岁首,在《季秋》和《孟冬》篇中已明文昭昭,而秦在《吕氏春秋》成书之时已采用颛顼历,也可由《史记·秦本纪》和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编年记》得到证明,故《十二纪》纪首确实是以孟冬之月,即《夏小正》十月为一年之始,《十二纪》纪首所用历即秦颛顼历。战国秦汉时期,文本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不同传本和改写的现象颇为常见,但也因此导致后人在阅读时容易因文本被著录的形式和所纳入的书籍类型而形成若干先入之见,干扰对文本的解读。《十二纪》纪首用历问题聚讼多年仍莫衷一是,即是其例。

中国学术思想界在甲午惨败后出现了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进行深刻批判的动向。他们肯定西学、批判中学的本意,是要为衰弱的中国寻找救亡图存药方。意想不到的是,对传统学术的新认识却开启了中国人文学术的去价值化运动:“六经”从辨明“是非”之基础,转变为只是考辨“真伪”所需之材料。胡适、顾颉刚等人继承发展了这种意识,突显“别真伪”的价值,引领了民国文史学术研究的发展。与此同时,社会转型导致的道德价值危机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日渐显现。一些学者在“学以载道”传统的基础上,期望中国现代学术能汲取中西学术文化的精华,熔铸适宜现代中国的“国民道德”。重“求真”的学术研究取向,和构建现代道德伦理的社会期望之冲突,构成了清末民国时期文史之学发展的重大理论困境。文史之学是该 “别真伪”,还是“明是非”？这是中国现代人文学术从业者一直探索的重要问题。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了政治经济学命题:“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这一命题内含经济哲学内容,概括性表述是社会历史线性演化逻辑。在马克思文献中,该逻辑存在于四种语境即原生态语境、一般性理论语境、东方特定社会历史情势语境和俄国特定社会历史情势语境之中。不同语境中表现出来的逻辑样态各异,后人理解成百家争鸣之势,但其中有的内容被忽略,如东方特定社会历史情势语境中的外力论;有的内容被主观性解读,如俄国特定社会历史情势语境中农业公社命运的例外论。这种理论情势给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提出了问题:一般性理论语境中的社会历史线性演化逻辑是否具有普遍适用性？东方特定社会历史情势语境中的外力论与一般性理论语境中的社会历史线性演化逻辑是什么关系？俄国特定社会历史情势语境中的例外论是马克思基本立场吗？如果是,该立场与一般性理论语境中的社会历史线性演化逻辑相冲突如何解释？为了维护一般性理论语境中社会历史线性演化逻辑的纯正性,语境问题成为必须在自觉意识层面被关注和研究的对象。研究不同语境中马克思原生态社会历史线性演化逻辑思想,是应当被提上议事日程的任务。

随着人类社会步入数字化时代,数字劳动成为当今时代的典型劳动形式。马克思在批判异化劳动的基础上阐述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立关系,对机器体系的发展做了科学预见,从而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检视数字化时代的人类劳动奠定了基础。对“受众劳动”和“非物质劳动”的概念史考察,引发了数字劳动有无“物质性”的争论以及是否存在异化和剥削的问题。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马克思科学阐明了物质性劳动的基础地位,同时,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数字劳动者依然遭受着异化及剥削,这种生存境遇要求我们在现实中科学把握资本逻辑,从共享上规范数据所有权,在制度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从而重构数字化时代的劳动正义原则。

2020年基本消除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中国进入以相对贫困、精神贫困为特征的后精准扶贫时代。贫困韧性和迁移性导致后精准扶贫时代的贫困发生转型,出现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一维贫困向多维贫困、生存性贫困向发展性贫困、收入型贫困向消费型贫困、原发性贫困向次生性贫困、农村贫困向城市贫困转移等六大特征。后精准扶贫时代贫困发展的动态性和贫困成因的多源性,决定了贫困治理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加大了贫困治理难度,产生了新的贫困治理诉求。贫困治理需要围绕“相对贫困”“精神贫困”的治理重心,以“攻心”为上,克服贫困治理碎片化、重塑整体性治理,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实施城乡一体化治理,摒弃运动式治理、建立制度性治理体系,实施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双轮驱动,建立起与国际接轨的多维动态识别标准,出台“贫困治理法”,加强“贫困耻感文化”建设,发挥社会企业在贫困治理中的潜力,发掘贫困者内在的正能量,克服“穷人心态”,扩展相对贫困者“带宽”,矫正个体失灵,消除代际贫困,实现贫困的最优化治理。

城乡融合发展是推进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部署,落实这一战略部署必须借助有效的载体着力破解阻碍发展要素在城乡间合理配置的体制机制障碍。发端于浙江的特色小镇克服了“产业园”等发展载体功能单一的弊端,把生产、生活和生态功能融为一体,不仅关注产业集聚,同时还关注人口的集聚以及人口和产业集聚的匹配;其本质上是一个特色鲜明、环境优良、具备完整城市功能、符合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型城镇化方向的“产业聚集和人口聚集的空间载体”,是“创新创业创造”的重要平台。理论上,特色小镇可以定义为“具有明确且独特产业和文化定位,拥有良好生活和生态环境,具备完整城市功能的最基本的空间单元”。因此,它既是承载人才、资本等高端发展要素的有效载体,也是我国城乡空间布局中一项重要的“节点”创新;不仅可以布局于城市和郊区,更可以灵活地布局于农村地区,发挥对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从而成为打通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两大战略的空间支撑节点,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和政策工具。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女性权益高涨,以提倡“新贤妻良母”为宗旨的《妇女杂志》遭到舆论猛烈抨击,商务印书馆不得不对编辑作出调整。1921年10月周建人出任“帮同编辑”,他与主编章锡琛联手,调整《妇女杂志》办刊宗旨、变革文体和栏目,扩充作者队伍,刊发一系列专号,使《妇女杂志》一跃成为新文化运动后的新女性话语主阵地。周建人以“克士”、“高山”、“乔峰”等笔名,在《妇女杂志》上发表百余篇文章,集中讨论女性独立人格、职业、婚恋自由和新性道德伦理,引领《妇女杂志》妇女问题讨论的潮流,成为名噪一时的妇女问题专家。其直白通俗的语言风格、紧跟社会思潮的敏锐视角及对社会热点女性问题的讨论,为扩大《妇女杂志》读者群体、提升它的社会影响力注入直接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