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关注中共“领导核心”问题由来已久,并在“什么是党的领导核心,如何发挥核心作用”问题上已有共识,但对于这一问题的历史由来,以及“领导核心”在无产阶级政党组织体系中的位置与形成机制等实质性问题却少有论及。在国际共运史上,能否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成熟与否的标志。其形成不仅要具备一定的主客观条件,而且还应以确立一个稳定的领导集体为前提。此外,重要时间节点和重大历史关头,也是促使领导核心形成的重要条件。在中共历史上,产生“领导核心”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通过长期革命斗争实践的考验,自然形成为中央集体领导核心的模式;二是由上一代中央领导核心提议,后经党的中央全会确认为领导核心的模式;三是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后经党的中央全会确认为领导核心的模式。这一制度设计是由毛泽东首创,后经邓小平集中论述而逐步确立起来。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发展史上的一次伟大创举,它完善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顶层设计,加固了这一制度得以顺利运行的最后一环。

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中国社会治理变革,既是一部社会成长史,也是一个社会进步的文明化进程。40年来,中国社会治理形态发生深刻变革,逐步实现了从“社会管控”到“社会经营”再到“社会管理”最后到“社会治理”的历史演进,实现了从“包办社会”到“经营社会”再到“管理社会”最后到“治理社会”的发展历程。40年来,中国社会治理变革的历史成就是全方位、多层次、多领域的,集中体现在五个方面:在长期保持社会稳定的基础上,社会活力获得空前释放和增强;在不断扩大社会体量的基础上,社会质量获得明显改善和提升;在大力发展社会事业的基础上,社会公平获得积极维护和促进;在不断扩大社会参与的基础上,社会自治实现有序推进和发展;在不断优化社会结构的基础上,社会体制实现有效重塑和完善。40年来,中国社会治理变革积累了宝贵经验,集中体现在“十个坚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持不断解放思想,坚持立足基本国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保障改善民生,坚持创新体制机制,坚持夯实基层基础,坚持实行法德共治,坚持维护公平正义,坚持加强党的领导。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新时代社会治理改革任务依然艰巨繁重,不仅要处理好历史遗留的老问题,而且要面对现代化发展不断涌现的新问题。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健全社会治理体系,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打造社会治理新型格局,成为新时代社会治理改革的迫切要求。

工作要求—资源模型是探讨工作特征对职业倦怠和工作投入等结果变量影响的理论模型。随着实证研究的积累,该模型也在不断完善和发展,具体表现为:(1)对工作特征变量进行细分,将工作要求区分为挑战性要求和阻碍性要求并探讨对结果变量的不同影响,未来研究可尝试细分工作资源;(2)引入个体特征变量,如个体资源(包括乐观、自我效能感和基于组织的自尊)、心理弹性、心理资本和职业胜任力,未来可尝试补充其他类型的个体资源,并增加个体需求和动机、价值观等个体差异因素,以丰富已有变量;(3)组织内外变量的拓展,如增加工作重塑、组织因素和家庭因素,以扩展模型结构;(4)研究方法的改进,从最初的横断研究到两时点的追踪研究,再到多时点的长程追踪研究,以探索模型内部作用机制随着时间的演变规律。可以预见,工作要求—资源模型变量的丰富和方法的改进,将使模型结构更加科学、实践应用不断深入。

动机和创造性的关系一直以来都备受研究者关注,但以往研究多基于内部—外部、亲社会—反社会等框架分析动机对创造性的影响。近年来,趋近—回避动机对创造性的影响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主题,得到了大量有价值的结论。一方面,与趋近动机相关联的情绪,能够激活趋近动机的外在线索(动作、颜色等),以及个体长期的趋近动机倾向都被发现对创造性有积极的影响;另一方面,新近研究证实,当个体认知资源充足且认为有必要在创造性任务上投入努力时,回避动机也能促进创造性。深入探讨回避动机对创造性的影响,比较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差异,考察长期和情境性作用的交互,整合其他动机分析框架是今后推进趋避动机与创造性关系研究的几个可能方向。

乾隆五十七年,程伟元和高鹗校订整理再版的《红楼梦》木活字本,就目前采集到的书影资料加以比较,从封面题签、书首书尾,到序言、绣像、目录,以及正文特征来看,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程乙本,以及绍兴市文物管理局的“蘭藏”程乙本,应为现存完好且刊行较早的两部程乙本。目前可见,程乙本初刊时缺少第四十七回第十二叶,北师本以两叶东观阁嘉庆十六年评点本增补,天津市图书馆藏程乙本此叶不缺,但经考辨,其与程甲本书叶相同。北师程乙本与绍兴蘭藏本上,缺页现象、补摆异体字,以及天头漏油墨等特征显示,二者应为乾隆五十七年萃文书屋《绣像红楼梦》的初印版本。相较而言,津图本、浙桐本等本上存在再度调补木活字的痕迹,构成“重订”程乙本的特征。通过与程甲本以及版内微调的三类程乙本综合比对得知,上图本兼有程甲和程乙,亦存在某些独立性,称其为程丙本相对准确。

清人陈尚古著录、茅坤第三子茅镳所作《祁禹传》,一直被认为是一部失传的百回巨著。通过文献的考辨可知,其书并未佚失,而是改名为《天缘奇遇》并被收入明代通俗类书之中。探索这一公案的关键在于破解作者利用自己姓名所设之隐谜:茅镳只是茅坤第三子茅贡(后改名国绶)的托名,他因自己姓“茅”之音同于“毛”,名“贡”源于《禹贡》,从而利用《百家姓》“祁毛禹狄”的熟语,为小说主人公赋名“祁禹”,并以此二字谐音“奇遇”;又据《诗经》“德輶如毛”之句,为祁禹拟字“子輶”,再据《诗经》“輶车鸾镳”之句,为自己拟“笔名”为“镳”字“右鸾”。此书创作原型当为作者长兄茅翁积,故创作时间应在万历十年(1582)茅翁积瘐死狱中后不久。其创作命意亦源于长兄放浪声伎从而被人构诬以死的悲剧,作品表层的艳遇书写之下,凸显的是茅家试图摆脱茅翁积事件评价窘境的姿态;而其纵情声色的描写对晚明小说产生了巨大影响,也曲折地反映了晚明社会中欲望与伦常之间的冲突。

古代罗马的社会救助伦理经历了从传统的“公民友爱”到基督教的“兄弟之爱”的发展。在传统伦理下,人生目的在追求幸福,幸福、美德与善是不可分的。善行意在实现美德,体现的是友爱,遵循对等、互惠、正义的原则。它以城邦及其土地占有制度为基础,以公民为对象。随着这些基础的消失,这种伦理观念及其所依附的善行代救济的救助机制也逐渐被抛弃;在基督教的伦理中,人生目的在永生的救赎,信仰与爱不可分割。善行体现的是对神的信仰和爱,以救济贫困为目的。它以所有人为对象,展示的是兄弟之爱,其社会基础是帝国体制。基督教扩充了爱,把信仰、爱与美德统一起来,发展了传统的救助伦理。这种伦理及其所依附的救助体制超越了狭隘的城邦意识,顺应了罗马帝国发展的需要,最终成为主导机制。

汉字“中华”一词在当代日本有着与中国很不相同的意涵。这种差异是在日本近世时期出现的。之前,日本知识界曾以“中华”自诩,对中国文化有着深深的仰慕和认同。近世思想家却狂热地抬高本土文化的地位,持续地将对“中华”的认同和褒扬向着异化和贬损的方向扭转。但做到这一点需要一个过程。山鹿素行以与中国争夺“中华”的荣耀并与中国对抗为己任,“私意论”者和徂徕学派也通过各自的论证表明日本乃原本“中华”的代表,而比早已退去“中华”本色的中国更有文明优势;国学者则进了一步,径直利用本土神道资源贬斥“中华”概念,将之视为“中国人的自尊之辞”;而兰学者则根据近代西方知识体系,有意地构建起对中国文化的对抗机制,将“中华”一词的含义解释为中国人的妄自尊大。随着近代神(皇)国思想和洋学思想的盛行,这种理解成为日本语境中通行的意涵。至此,近世思想家似乎撇清了自己与“中华”一词的干系,使它最终异化成了专门指称他者中国的概念。不过,洋学者把日本自诩为“文明开化”,把“中华”打入“野蛮愚昧”的做法,最终无法表明真正逃脱了华夷观念之末流的命运。透过“中华”含义的这场异变,不仅可以看清近世日本文化主体意识是如何畸形崛起的,更可以体会到近代日本国族意识是怎样膨胀并最终导致东亚国际关系发生历史性异动的内在根据。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现在,我国经济哲学研究的历史有30余年,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的历史是20年。世纪之交经济哲学研究发展到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是重大进步,但“瓶颈”性问题凸显出来:马克思经济哲学的存在形式是什么？到目前为止,这一问题仍未得到重视和研究。研究和回答这一问题,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才能深化一步,其体系性架构就会出现在我们面前: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哲学基础的批判、政治经济学范畴中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命题中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哲学。马克思经济哲学存在形式承载的内容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内生变量,准确理解前者,才能对后者作出符合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文献的理解和阐释。

作为20世纪一位重要的政治思想家,埃里克·沃格林在政治哲学与历史哲学领域有其独到贡献,但汉语学界对他的研究仍处起步阶段。沃格林在一些核心概念上采用了与人们通常的理解有所不同的用法,这对我们准确理解其思想意涵造成了困难。在沃格林所倡导的新政治科学中,“寻求秩序”是其理论工作的目标,而“秩序”既意味着人所经验到的实在的结构,又指人与该结构保持着协调关系之时的那种生存状态。寻求秩序的工作经由对“经验”和“符号”的分析而展开。在沃格林那里,“经验”指的是人对存在及其秩序的经验,其中不仅包括人们通常所理解的有关外在事物、经由感官获得的经验,而且包括那些只能通过一定的凝思才能有所认识的超越经验。与此相应,作为对经验的语言表达,沃格林所关注的“符号”涵盖了由神话、哲学、宗教启示乃至于神秘主义所包含的各种内容。由此,沃格林的新政治科学明确地拒斥、或者说超越了通常意义上的政治科学与政治哲学之分,这是由深受实证主义影响的现代学术主流基于事实与价值的分野而作出的。相反,沃格林的新政治科学呈现为一种哲学性的经验研究,以各个时代、各个社会的人们有关秩序问题的符号化表达作为其研究对象。

孟子所谓人性之善,不仅是一种理论的可能性和逻辑的必然性,而且具有存在性的先天内容。《告子上》第六、七、八章,这里称为孟子“论才三章”。其中所言之“才”,是在“与人相近”的好恶之情上呈现人的“良心”或“仁义之心”。良心以“好恶”迎拒事物,必缘境而显现为当下性的种种“端”。孟子举四端为例说明此“端”的逻辑内涵,但所谓“端”,却并不局限于“四端”。人心诸“端”既非某种预设性的现成天赋道德情感,亦非某种由积习而成的经验性情感。“端”是人心作为“能、知”共属一体的原初存在方式,在具体境域中的一种当场性和缘构性的必然情态表现。它表明,人心不仅在理性上具有对仁义诸道德规定之“同然”,而且在情感实存上内在真实地拥有这仁义,具有实现善之先天的才具。故孟子所谓性善,是一种具有存在必然性的本善,而非仅具某种可能性的向善。

中国乡村发展面临着宏观现代化不足和微观现代化过度的问题,而农村环境问题产生于微观的过度现代化。如果延续过去的发展模式,将乡村发展看作是化解城市经济危机和扩大国内社会需求的手段,进而使乡村成为经济增长点,或者将乡村振兴仅仅看作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的策略,在微观层面上推动农业的专业化和规模化,提高农村消费水平,都将进一步加剧农村环境问题,挤压小农户的生存空间,并导致乡村振兴战略的失衡。乡村振兴需要摆脱乡村对城市的单向依赖,使乡村成为乡村居民的生存空间,发展以增加乡村就业为导向的产业,推动多样性的农业发展,从而减少工业品对乡村环境的破坏。

中共十九大政治报告明确提出,要根据国情改革中国的社会组织,有效改善社会组织内部的结构功能和运行效率,以及它们与国家和政府的关系,这给我们重新审视中国的社会组织及其与国家、政府的关系提供了新思维。西方多元主义理论认为,作为整体的国家与社会组织之间是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关系。然而,中国枢纽型社会组织与国家的互依联盟实践表明,国家和社会组织之间也可能是合作共赢关系。国家和枢纽型社会组织构筑互依联盟的内在动力在于,互依联盟有助于确保双方获得各自所需的资源。互依联盟的国家法团主义本质,具有以下优势:促进国家社会的良好合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提升社会组织公共服务能力等。同时,互依联盟也存在以下不足:枢纽型社会组织的“政治化”和“行政化”倾向、抑制其他社会组织的成长以及发展方向的不确定等。因此,枢纽型社会组织应采取去行政化、社会化、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相互依存等改革措施,推进国家法团主义向社会法团主义转型。

明确革命文物概念,是出台和落实革命文物政策、充分发挥革命文物作用的前提和基础性工作。革命文物的概念经历了孕育、形成和基本成熟三个发展阶段。在政策和学术领域,对革命文物概念的理解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分歧在于对革命文物中的“革命”一词究竟是泛指还是特指的不同理解。应该坚持大历史观原则,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习近平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为依据,科学理解“革命”一词,从近现代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不懈奋斗的光荣革命历史和伟大历程的维度理解革命文物概念。

康有为怎样看待先秦诸子的内在联系？他的看法对20世纪的先秦思想史研究有怎样的意义？学术界尚无系统的说明。研读原著可知,在考辨中国本土文化学术源流的过程中,康有为将公孙龙纳入了视野。总的说来,与对思想的关注、挖掘和诠释相比,他显然对公孙龙的学术身份或学派归属和传承谱系更感兴趣。康有为视界中的公孙龙,在思想传承的梳理中竟然拥有了名家、墨家、儒家以及孔子后学等多种身份。这种看似矛盾的观点产生了这样的影响:康有为视界中的公孙龙并非只限于公孙龙本人的学术身份和学派归属,也不只关乎公孙龙一人在近代的命运,它更启发后人对诸子百家的内在联系产生某种联想。这种联想,不仅有助于领悟康有为的名家观、墨家观、儒家观和孔学观,更有助于理解尽管诸子百家处在分化运动中,其相互间的内在联系却依然存在。

学术论著被引用情况,关乎一位学者的思想有没有参与到知识的再生产和学术的再出发中。民国时期,张舜徽征引了刘咸炘的《太史公书知意》和《〈史通〉驳议》,称赞刘咸炘为“知幾诤友”,呈现出一条清晰的史学知识与思想延伸的链条。叶瑛《文史通义校注》引述刘咸炘的论述多达五十余处,彰显了“推十学”的魅力。柳诒徵《国史要义》援引刘咸炘的《治史绪论》,营造出一种同声相应的学术氛围。民国时期史家对《推十书》的引用体现出他们之间存在一种学术上的认同,这种认同的纽带是基于对传统史学的温情、敬意与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