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觉醒的重要时期。其间,1921—1923年正是国共酝酿第一次合作和即将掀起国民大革命浪潮的关键时间点,争取“中华民族伟大解放”是两党共同的奋斗目标。而欧战后梁启超重新审视中西文化,尤其是在认真考察了欧洲民族矛盾与大战间内在联系的基础上,恰于同一时间点,从“国性”说转向“论中华民族”,不仅在近代史上第一次指出了“中华民族乃世界奇迹”之“其然”,而且探讨了“其所以然”,深刻地概括了中华民族的特质与优长。其努力提振国民的民族自信力,与时代潮流正相契合。同时,梁启超作为近代民族史研究的开创者,欧战后其中华民族认同的深化,归根结底,表现为他率先自觉地将对中华民族作为整体的学术研究,与国人为争取中华民族解放而奋斗的客观实践相统一。

知识体系是对实践发展和社会运行规律的经验总结和系统表达。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理论表征,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彰显知识体系的一般性和中国发展的特殊性。这一体系立足中国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以系列标识性概念为内涵要义,具有鲜明的自主性和原创性。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内在呈现出推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整体构建、赋予其他国家现代化发展经验、丰富人类文明新形态理论智慧的价值属性而彰显了其时代意义。以历史主动精神、高质量发展、交锋交流交融进一步深化拓展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主体力量、实践基础和理论内涵,进而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更好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思想引领。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正义战争,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抗战时期,一批外国记者、军事外交人员、学者等深入敌后抗日根据地,考察和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敌后抗战,以个人日记、政策报告、新闻报道等方式记述并传播了他们在根据地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在这些外国人的记述中,中国共产党被塑造为坚持理论学习与实践探索相结合、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赢得人民拥护与支持、领导人民英勇对敌斗争的崭新形象。这种形象的塑造和传播,不仅为中国共产党增强领导全民族抗战历史主动权创造了有利的舆论条件,而且为深化对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实支撑。

对1933年上半年中国的长城抗战,当时最为关注的列强是在华北有巨大利益的英国。它以妥协力求维护其在华北的利益。在日军制造山海关事件、侵犯长城各关口、入侵滦东地区和进攻长城以南地区时,英国都担心日军进占平津。日军每次进攻结束,英国都奢望日军对华北的军事行动结束。为避免给日军进犯平津提供借口,英国拒绝援助中国并要求中国军队撤退,反对对日实施经济封锁和发出警告。为早日求得华北局势缓和,英国总是希望并斡旋中日双方进行谈判,驻华公使蓝博森不断同中日双方接洽,要求中方接受日方建立非军事区的要求,支持签订军事停战性质的《塘沽协定》。英国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寻求日本暂时结束其进犯长城一带的军事行动,以维护它在华北的利益。

教师队伍建设政策是高质量学前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推动力,是促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发展的核心与关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学前教师政策取得了重要的新进展,呈现出体系化、规范化并日渐完善的发展态势和特征,形成了一个涵盖发展规划、财政投入、待遇保障、专业发展、人事管理、督导监管等全链条完整的政策框架。面向教育强国建设,当前我国学前教师政策还存在一些不适应;需改革创新教师编制与人事管理制度、非在编教师待遇保障政策制度、教师专业发展长效保障机制和考核评价与激励保障政策等,以创新完善我国学前教师政策制度。

优化普惠托育服务精准供给是缓解供需结构性矛盾、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的重要举措。依据供需适配理论,从需求的精准识别出发,确定了相关性、相适性、质量性、可及性四个维度下17个普惠托育服务需求要素;基于Kano模型分析三岁以下婴幼儿家庭对普惠托育服务的差别化需求,揭示犹豫送托、计划送托、实际送托三类家庭的需求差异,并依据需求识别结果确定普惠托育服务要素的供给优先序。研究发现,家庭普遍重视普惠托位的数量、全面性的服务质量、便利性的服务距离与合理化的服务价格;不同类型家庭对普惠托育服务要素的需求迫切程度存在差异:犹豫送托家庭强调托位规模与服务价格,计划送托家庭关注托幼一体服务,实际送托家庭注重服务质量与师资。普惠托育服务应从精准识别需求、精准统筹结构、精准提升质量、精准递送服务这四个方面实现精准供给。

我国高中综合素质评价作为新时代人才培养范式转型的重要制度尝试,历经多年探索已初步构建起多元主体参与的评价体系。然而,其在实际运行中暴露出诸多问题,未能充分发挥预期效能。究其原因,高中综合素质评价涉及的政府、学校、家庭、企业、高校等利益相关主体在互动中基于有限理性做出的策略抉择,导致体系陷入低效均衡僵局。科层传导下的目标耗散、选拔失灵下的激励断裂、市场嵌入下的路径锁定以及技术伦理下的信任危机,是构成这一困境的主要成因。为此,需以“正确处理规范有序与激发活力的关系”为指引,循三重路径突破当前困局:一是构建“科层—网络”架构,通过融合规范性与灵活性激发多元主体活力;二是完善“激励相容”机制,通过升学杠杆优化评价在选拔中的应用闭环;三是推进“技术向善”治理,通过目标协同与角色规范破解路径依赖。

在我国,从学校到整个社会,都已经逐渐认识到心理健康的重要性,然而,关于心理健康的实质、定义和测量标准,尚存在争议。为此,本文拟在分析需要、情绪体验和幸福感与其关系的基础上探讨心理健康的内涵与外延。心理健康的内涵在于,人在社会文化环境的生活实践中,通过主客体的交互作用,以需要为动力源,以情绪情感为中介,以幸福为最佳状态,获得适应社会生活的效能,为社会和人类作贡献。心理健康的外延确指对象是,人们在生活实践中,主客体发生交互作用,生物特征为发展提供了可能性,社会环境将这种可能性在学习或工作、人际关系和自我管理等领域变成现实性,在适应社会生活各方面表现出不同的水平。

在全球生态危机与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双重挑战的背景下,生态文明教育作为我国“五位一体”战略的重要实践,逐渐从知识教育转向素质教育,成为促进青少年心理成长的潜在路径。在理论层面,心理学视角下的生态文明教育可从自然互动与个体发展双重视角阐释。自然互动视角下,亲生物假说、压力减少理论与注意恢复理论共同支持自然联结对心理健康的促进作用;个体发展视角下,认知发展理论、社会文化理论和心理社会发展理论则强调生态认知、生态价值观与生态自我身份的共生性。在实践层面,其作用路径体现为认知途径的系统思维培养、情感途径的自然共情内化,以及行为途径的亲环境习惯塑造。基于此,本研究倡导家校社协同的生态文明教育干预框架。家庭以自然体验建立情感联结,学校通过系统课程融合生态与心理健康教育,社区以实践项目强化行为转化。该框架旨在实现儿童青少年生态文明素养与心理成长的双向赋能,为中国特色生态文明教育模式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张经是元明之际流寓吴中的隐逸家族重要成员,在当时文坛上具有较大影响,其交游网络几乎涉及吴中文坛所有重要人物。张经曾在张士诚政权中任职。围绕张经担任嘉定同知与松江府判的两次升迁,吴中多数隐逸文人都为之撰写送行诗作,形成了两幅独特的诗卷。其中《送张吴县之官嘉定诗卷》以题咏吴中名胜作为书写方式,《送张府判诗卷》则直接表达了送行者的思想情感。这两幅诗卷的独特性主要体现在:一是吴中文人群体对待仕隐的开放性观念以及由此构成的仕隐互通的交往方式;二是由吟咏吴中名胜而构成的表达自我人生感受的咏物书写。这些特征既显示了元明易代之际吴中文坛的独有内涵,同时又形成了吴中文化的优良传统。

在古代中国的一系列标识性概念之中,象最具代表性。古代象思维的发展可划分成三个阶段:纯象阶段、象辞结合阶段和纯辞(言象、例象)阶段。自然垂示(天垂象、天事必象、祥瑞灾异等)、圣人制象(龟占蓍卜、卦象等)、文辞例象因象关联起来,组合出了一套早期中国以象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早期象理论以显道、明道、用道为目标,以系统性文字出现、天子失官等为分化节点,以三阶段为呈现形态,构建了传统中国独特的宇宙论模型。在此三阶段说的基础上讨论《书》象的呈现方式,能够深入开掘并立体呈现《书》象的内蕴与层次。

从供应链配置的新视角,对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出口增长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企业与上游供应商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使企业得以匹配地理距离更远且财务表现更好的优质供应商,稳定供应链关系,促进出口增长;供应商集中度对上述关系起到调节作用,供应商集中度越低,越易发挥数字化转型对出口的促进作用。此外,数字化转型的出口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应用技术偏向型企业、沿海地区企业和数字经济发达城市的企业中,且对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产生积极影响。上述研究结论对加快数字化赋能出口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参考。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着力推动数字要素驱动业集聚是实现经济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举措。文章基于大样本的中国工商注册企业数据,结合《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对数字要素驱动业企业进行识别,进而构造数字要素驱动业集聚指标。在此基础上,利用2003－2022年28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深入分析了数字要素驱动业集聚对城市碳减排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数字要素驱动业集聚显著降低了城市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有助于推进碳排放双控工作。机制分析表明,数字要素驱动业集聚通过绿色技术创新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实现碳减排。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要素驱动业集聚的碳减排效应在资源型城市、低碳城市、数字营商环境较好的城市中更为显著。上述研究结论为打造数字要素驱动业集聚的空间增长极和动力源,协同推进碳排放双控工作,实现经济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重要经验启示。

传统的主要面向大型企业、正规就业的企业年金计划难以适应新就业形态,导致其参保率较低、运营费用高、扩大了养老金待遇差距。面对该困境,企业年金的发展趋势是从传统企业年金制度转向现代企业年金制度。现代企业年金制度具有五个显著特征,实现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更好结合。一是实施自动加入机制以提高参保率,二是计划类型多样化以匹配就业形式多样化,三是采取平台受托模式以降低运营费用,四是有限开放投资选择权以满足多样化投资风险偏好,五是统筹协调多层次养老保险制度以实现与基本养老保险的制度互补。建立现代企业年金制度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采取自动加入机制;建立国家级综合性管理平台;设定有限投资选择权;提供默认投资基金;加强与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统筹协调以及与个人养老金制度的统筹协调。构建现代企业年金制度能够较好地适应新就业形态,缩小养老金差距,实现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从而更好地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