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思想在当代中国实践及数字时代的创造性发展,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持续探索的最新实践成果。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具有客观物质性、社会历史性与辩证统一性,新质生产力状况决定新型生产关系,新型生产关系反作用于新质生产力。发展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新质生产力,必然要求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以促进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配置,而全面深化改革是形成这种适应关系的有效路径。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成为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的重要动力。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不仅是理论上的创新,更是实践中的重要指导,为破解发展难题、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提供了强大支撑。

进入21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特点可概括为:政策目标从单纯环境保护转向生态保护与低碳发展并重,减排手段从行政命令转向市场机制与行政手段相结合,相关政策体系从分散化转向协同化,碳核算体系从不完善转向精细化,参与主体从政府主导转向全社会参与,国际合作从积极参与转向主动引领。当前,中国蕴藏着绿色产业发展与技术创新强劲、绿色金融与投资需求增加、绿色消费市场需求扩大、国际气候合作加强等诸多机遇,同时也面临治理体系尚不健全、碳减排成本高、碳核算体系有待完善、国际减排责任分配不公、绿色贸易壁垒日益强化等一系列内外部挑战。由此,应完善适应气候变化的治理体系,稳步推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和能源转型,加快传统产业低碳转型,构建全面统一的碳核算体系,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减排责任分配机制,继续深化全球气候领域合作。

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价值观是对“什么样的现代化是正当且值得追求的”这一核心价值问题的根本回答,是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六观”的“灵魂”。中国式现代化蕴含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观,以共同富裕、协调发展、和谐共生、和平发展等为核心内涵的基本价值观,形成一个完备的价值体系。这一价值体系既体现现代化的共同追求,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既源自马克思主义魂脉,又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既展示了当代中国的自信自立,又引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方向。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心,我们不仅要加强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观建设,更要大力提升价值观的辐射力和影响力,广泛宣介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以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成就与价值引领力,突破西方的话语霸权,营造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提升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观的国际传播效能。

全球学术劳动力市场呈现出学术职业临时化的趋势,表现为非终身制教师数量的不断增加及其在学术劳动力结构中的比例大幅上升,高校内部二元学术劳动力分割体系也在逐渐深化。非终身制教师处于短期性和不确定性的劳动关系中,根据工作职能、雇佣期限、雇佣方式等维度可划分为不同的群体类型。非终身制教师聘用制度的全球扩张不仅使非终身制教师群体面临工作不稳定、薪资待遇不公、职场地位边缘化以及精神健康风险等职业困境,也对高校学科建设的高质量发展构成了严峻挑战。这一制度的全球扩张及其困境深嵌于新自由主义逻辑,并作为一个结构性问题,反映出学术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失衡以及当前博士生教育所塑造的学术职业传统期待与高校聘用严峻现实之间的差距。鉴于全球不稳定学术聘用制度扩张以及我国高校教师聘任制改革的现实需求,亟需从博士毕业生个体、高校组织和国家政策层面共同推进制度优化,以构建更高包容与可持续的学术职业发展环境。

在科技竞争加剧和教育强国战略持续推进的背景下,科学教育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基础支撑,日益成为教育改革的重要议题。大学与中小学协同推进科学教育,不仅有助于科学精神的早期启蒙和探究能力的系统培养,也体现了高等教育责任的延伸与教育资源的重构。国际经验表明,通过制度保障、资源联动与跨学段协同,各国普遍推动科学教育体系持续优化,形成了课程共建、外展活动、教师发展、科研协作与导师引领等多元实践模式,系统提升了学生的科学素养与探究能力。立足我国实际,应着力完善协同育人机制,健全科学教育体系,拓展实践平台支撑,推动大学在科学教育中发挥引领带动与体系构建作用,为构建拔尖创新人才成长的良性生态奠定坚实基础。

杨守敬《日本访书志》是中国古籍史上一部极为特殊、极富学术性的重要文献,对当下久成热点的域外汉籍研究与海外中文古籍总目、全球汉籍合璧工程等均有重要价值。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其中大量的校勘成果仍未被当下充分利用,原因之一是此书一直没有得到深度整理。此书的刊刻是在一种尚无定稿的状态下进行的,因此产生了一些技术性疏误,而这些疏误在此书问世后也基本未被学界发现,从而影响了其使用。这些疏误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个别叶面被错置,二是个别叶面阙失,这两种失误均因后补版心叶码的连续而被遮蔽了。三是有因增补文字而导致双行小字注拼接错位之例。只有深入到原书文本中,方可把这些疏误“挖出”并予以纠正。同时,对此类疏误的考察也可为其他古籍的深度整理提供借鉴。当下人工智能方兴未艾,为古籍整理带来更多可能,但也会为“伪整理”甚至“伪注释”推波助澜。提倡深度的甚至是研究性的整理,不仅可以减少“伪整理”,也可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打下扎实的根基。

在现代中国文艺史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艺大众化运动,凭借大众文化场域稳步推进。苏区文艺大众化的表征实践——兴国山歌,具备了娱乐、动员、教育三大功能价值,突显出人民性、民族性、革命性三大理论品质。延安文艺全面传承苏区文艺经验,以延安秧歌为抓手,推陈出新,知识精英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由此奠定了人民文艺的发展路向,强化了党的群众路线,进一步呈现出对于中国现代革命的历史推动作用。从大众文化场域重新审视从兴国山歌到延安秧歌的表征实践逻辑,不仅有助于还原并揭示人民文艺的早期形态,也有助于深化对革命文艺大众化的理解。

西方汉学依托西方主流学术理论,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从世界艺术史的共同美学规律入手,阐述中国艺术的美学问题。西方学者关注中国人物画的非个性与非写实美学特征,突出地强调了中国山水艺术的农耕美学特征及其世界意义,阐述了中国传统美学的非写实、不规则和抽象性等核心观念,揭示了中国美学思想参与建构西方艺术传统,具有重要意义。西方汉学的中国美学研究是一面他者的镜子,补充并丰富了国内学界的中国美学研究而有其独到价值。

我们常见的尧舜禹相承的古史印象,其实是不断选择、拼合与构建的结果。在早期特别是西周时期的文献中,禹和尧舜不相干,关于禹的文献较多。但是文献中单独谈尧舜,而且时间较早的不多。不过,因为周人对虞夏商周古史系统的强调,使虞夏连接起来,尧舜和禹结合起来。《尧典》应运而生,构建了一个圣君二十二贤臣的虞廷,使尧舜禹牢不可分,并成为了道统,在后来不断被强化。当时,禅让之说还未兴起,其时的文献中,启的即位也有合法性。所以孔子云:“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此时“至于禹而德衰”等贬低禹的讲法也还没有出现。总之,尧舜禹的关系是构建出来的,非因禅让制而出现。

经历了晚清和民国初年的传播,20世纪30年代前后,亚当·斯密学说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商务印书馆分九册重印了严复翻译的《原富》。更重要的是,出现了《国富论》两个新译本,即郭大力、王亚南的白话文译本和刘光华的节译本,并且在《国富论》出版160周年时,《食货》杂志刊载了三篇专题纪念文章。与此同时,不少学者通过论文和著作(译作)对亚当·斯密学说进行介绍和研究。这些相关成果的出现表明,亚当·斯密在18世纪产生的思想,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中国,仍然受到知识界的关注。知识界通过传播亚当·斯密的学说,既推动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发展,也影响了时人对于现实经济问题的思考和行动。

儒家伦理以仁为核心,体现在政治层面就是民本,主张以仁政实现共同体良治,保障和促进民众福祉,而共同体的规范和秩序必然需要某种人格化呈现,即政治权威。据此,君主只是一种中介性、功能性的存在,其存在的合法性需要以自身功能来证成。基于民本原则,儒家寻求以道事君,致君以泽民,驯化权力而为公共善服务,因此特别珍视自身的主体性,强调以德抗位,乃至于从道不从君。与此同时,儒家又寻求以道化君,向往政治权威与道德权威的合一,最终导向了圣王观念。然而,圣王观念反过来又可能对以道事君造成侵蚀和消解,这凸显了儒家与绝对君权之间的龃龉和尴尬。在此意义上,现代性语境反倒为儒家超越“二重主体性”紧张提供了可能性和理论空间。

“价值的推诿论证”通过理由解释价值,使价值成为可分析的,并揭示了理由在规范性研究中的基础性地位。其受到的质疑包括三个方面:“提供了持赞成态度的理由”并不完全等同于“有价值”;理由可能需要借助价值而获得进一步解释;据此做出的行为抉择不能平衡后果和义务。“价值的推诿论证”旨在反驳摩尔的立场,但它所解说的价值并不是摩尔用以支持理由的内在价值,并且其用于阐释价值的理由也不同于摩尔借助价值得出的规范性理由。如果将“价值的推诿论证”限定于对行动价值的说明,就能以规范性理由来阐释内在价值,从而更有力地回应摩尔。对于行动的价值所做的“推诿论证”,阐明了理由如何能够确证有价值的行动,提供了无需还原为价值的理由,以简明的“理由权衡”平衡了后果和义务,因而能够避免“价值的推诿论证”面对的各种理论困难,为现实中的行为抉择提供有效指导。

威廉·莱斯面对“乌托邦的终结”思潮的兴起及其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理论发展受阻,汲取了“乌托邦岛”“本色列岛”“乌有乡”等乌托邦思想的精髓,将研究重心转向科幻乌托邦批判领域。在《赫拉传》中,莱斯通过人物刻画揭示并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本质,同时通过构建“尤卡定居地”,展现并探讨了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中人类、科技、自然和谐共生的理想景象。莱斯的绿色乌托邦科幻批判的主要理论贡献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乌托邦的终结”思潮中捍卫了乌托邦思想的理论价值,并赋予其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的时代意蕴;二是在人们日益受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桎梏的背景下,以乌托邦科幻批判挑战其主导地位,进一步深化了对资本主义的多维批判。然而,在探索资本主义科技变革方案的过程中,莱斯未能彻底摆脱资本主义的逻辑框架,这构成了其绿色乌托邦科幻批判理论的局限性。

公共服务在数字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数字化转型不但是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时代需要,也是推动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本文通过构建数字经济—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基于2011—2023年省域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耦合协调模型、空间自相关模型以及空间杜宾模型,探究二者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格局和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在时间维度上,数字经济与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整体呈上升态势;在空间维度上,二者耦合协调度表现为东—中—西阶梯式的递减规律;从耦合协调发展类型来看,“轻度失调—数字经济滞后型”占比最高,“中度失调—数字经济滞后型”次之,“轻度协调—数字经济滞后型”排名第三;从耦合协调度的空间相关性来看,全局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特征,局部空间自相关以“高—高”和“低—低”集聚为主;从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来看,科技创新、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财政支出、城镇化以及基础设施对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均表现为正向促进作用。因此,需要强化创新驱动引擎,创新融合发展范式,构建跨区域协同发展机制,完善制度保障体系,以推进数字经济与公共服务实现互构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