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明”话语承载着中国古人对美好德行与政治治理问题的深入认识。汉唐时期的“文明”话语以阐扬圣王圣贤之文德及其政治治理实践为主题。宋以降,在政治现实、理学观念等多重因素影响下,“文明”开始与“中国”“华夏”等概念连用,发展出明确的文化形态意义;围绕文治的主体与方式等问题,“文明”话语在华夷议题、“大一统”议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历史理论层面,“文明”在与“鸿荒”等概念的对应中,一方面成为论述中华文明史发端的重要表达,另一方面也被用于阐发治乱兴衰的历史规律。

列斐伏尔明确以劳动空间作为社会空间的基础,由此,空间生产实践的核心也就是劳动活动及其关系场境。并且,社会空间的界划和标识缘起于人的劳作实践,是以人的身体为中心向外部的延伸。身体的空间存在居有意识、无意识和自身运动的节奏,这是身体自我生成和发生空间实践的重要因素,但身体自我的形成和改变并不能“还原”为主观话语,而是由历史性的空间实践决定的。

哈维系统考察了启蒙运动“统治自然”的观念及其政治规划的内涵与特质,指出在启蒙思想家内部以及在后世的理论家那里对其提出的质疑和批评,催生了有机论和生态思维的形成与发展,并进一步分析了不同理论谱系评价自然模式的理论得失,明确反对西方生态话语和生态政治实践脱离社会制度和政治维度、抽象地考察生态问题的根源和解决途径的做法。基于此,他以地理学—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为基础,既揭示了一定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下生态的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必然结果,又揭示了以实现资本积累为目的的资本的空间生产不仅造成不平衡的地理发展和地理景观的重组,而且造成了工人阶级因为地理阻隔只能拘泥于争取具体权利和特殊维度的正义的地方性的反对资本的斗争。因而,他强调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在于把环境运动引向激进的阶级运动,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哈维生态批判理论的特质在于凸显了生态文明理论的空间维度和正义维度,是社会主义生态政治学的内在组成部分。

今天讨论的智力平等观与教育的本质不仅是一个哲学理论问题,更涉及教育实践上的现实议题。我们需要特别留意智力平等观跟现代社会对教育实践中平等要求的理解的偏差。强化智力平等确实有很强的吸引力和自然正当的理由,但须更加关注社会诸因素是如何异化并且成为智力不平等的原因,以及社会权力诸因素是如何被扭曲而偏离教育初衷的。我们希望通过对智力平等原则的二重性批判,以及对相应于自然和生命进化道路的智力形成的哲学分析,促使我们反思目前的教育理念和某些实际的教育问题。

中国现代诗人徐志摩形象的全球传播迄今已近百年,进入21世纪以来,更呈现出多线交织、蓬勃发展的新局面。徐志摩的剑桥史料考证与诗歌翻译都取得新进展,其文化身份与文学史地位得到进一步评价,其文学形象在海外传记、自传体小说中被多角度再塑造,“剑桥徐志摩诗歌艺术节”则成为跨文化遗产利用的典范。所有这些塑造出一个整体性的“徐志摩形象”,构建出一个活跃的世界文学网络。徐志摩形象所提供的世界文学价值是融入式的、亲和的、建设性的;其全球传播从东方出发,深入到西方文学的内部,打破了西方学界只有一个西方中心的世界文学体系的妄念,将世界文学引向多系统、多中心的格局,意义重大。

童话是儿童文学的标识性文体。与其他叙事类文体不同的是,童话具有自洽的叙事逻辑体系。童话叙事逻辑是童话的内在规约和重要审美尺度,愿望性幻想、内在合理性和本质真实是构成童话叙事逻辑的三大要素。基于儿童的泛灵思维特质,童话叙事逻辑具有自洽性、自足性和延展性,且与童年精神具有同构性。而童话小说化,则是童话叙事逻辑的新变和强化。以幻想为内核的童话具有博大的浪漫主义精神,但与中国主流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较为疏离。因此,对童话叙事逻辑的偏见、误解甚至无知,导致中国童话生态环境不佳。事实上,童话作为儿童成长的重要精神食粮,以无可比拟的诗性品格培育童年的诗性人格,铺建儿童厚实的人文底色,为长大成人积攒正向能量。利用好童话这一优质的成长资源,无疑是建构中国童年精神的重要抓手。

《怀风藻》中的僧诗是早期日本僧侣文学的代表作品。这些僧诗的创作与接受,揭示了日本僧侣文学的发生契机。僧侣通过参与由通晓汉文化的精英集团主导的汉诗创作,获得统治者对其特权阶层身份的认可。统治者则出于利用佛教巩固政权、彰显德化的需要,支持僧侣获取汉文学创作所必需的文化素养。此外,他们还将自己对中国名士之风的想象寄托在僧侣身上,努力营造道俗共同参与文学创作的盛世文明图景。僧侣文学的这种发生机制,体现了7至8世纪日本“唐风化”变革中,汉文学与佛教所扮演的特殊文化角色。

20世纪70年代作为美国的“环境十年”,严格的环境管制给国民经济造成了巨幅扰动,诱发了经济阵痛,以致环境管制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对立冲突论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经济稳步回升,环境治理初见成效,政府和民众对二者的关系认知发生转变。以此为背景,哈佛大学商学院迈克尔·波特教授提出了著名的“波特假设”,认为依靠技术创新弥补环境管制的成本,能够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治理的和谐统一。作为美国经验的总结,“波特假设”从经济学角度为污染治理开出了良方,但也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从实践看,“波特假设”成立与否有着极端的复杂性。对其合理性,将其延伸,我们应给予肯定和借鉴。对其缺陷,我们应展开批判,认清其本质特征。

20世纪70年代末,多个加勒比国家脱离英国殖民统治获得独立,出现了美国政府眼中的“权力真空”。为防止其他国家获取地区主导权,美国总统卡特建议出台一套全新的加勒比政策,希望利用联邦政府外的力量来加强美国与加勒比民众间的相互联系,以提升美国在加勒比国家的影响力。美国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为此制定了加勒比地区民间交往战略,将已有的民间团体、组织整合起来,为联邦政府所用,使之成为落实政府外交战略目标的重要工具。从新近公开的档案材料入手,解析由美国政府主导的民间外交在加勒比落地的过程,对于我们认清美国外交的本质有重要意义。

家庭和学校是学生发展的两大核心系统,国家政策、教育实践和实证研究都在呼唤家校合作。通过对以往有关家校合作的定义、发展历程、理论和研究的深入分析,揭示了以往理论和研究存在的局限,提出了“家校合作与儿童青少年发展双向作用模型”,将四个水平,包括家庭和学校水平、家校合作水平、双向互动水平和儿童青少年水平的因素整合到理论模型中,指出家庭和学校因素通过影响家校合作,再影响双向互动水平(亲子和师生互动),最后影响儿童青少年的发展;反过来,儿童青少年发展也会通过影响双向互动,再影响家校合作,最后对家庭和学校产生作用。家校合作,尤其是家师关系在双向作用模型中扮演重要角色。教育实践和干预研究应着力弥合家庭和学校差异、扩大共识,建立良好的家师关系。

城乡经济循环作为城乡关系运动发展的内核,其畅通与否关系到能否实现城乡融合发展,也关系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工作全局。城乡经济循环可以对城乡生产形成有力支撑,促进城乡分配有机协调,引导城乡要素有序流动,有利于城乡供需有效对接,从而为乡村振兴提供产业基础、制度支撑、内生动力、重要引擎。当前,城乡经济循环存在城乡产业发展割裂、城乡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机制不畅、城乡供需对接不畅等现实梗阻。基于此,以畅通城乡经济循环赋能乡村振兴,要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促进城乡产业有机融合发展,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规范城乡财富积累制度,深化要素市场配套改革、促进城乡资源要素双向流动,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城乡供求有效对接。

作为新型制造范式,智能制造的复杂制造体系与关键核心技术的长周期、高壁垒、原创性和前沿性等特征,对智能制造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的“协同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鉴于此,本文提出了区别于传统“竞争性替代”的“协同性替代”概念。“协同性替代”基于系统论,强调通过对不同技术元素、体系或系统的创造性整合,发挥复杂技术体系的系统耦合效应和综合价值效应,以复杂技术体系协同创新促进产业链整体技术跃迁来打破国外单点技术封锁。“协同性替代”不排斥“竞争性替代”,在相对自由竞争和产业技术相对离散、单一的局部产业领域,竞争性替代是常态,然而,在科技壁垒丛生的国际竞争背景下,在智能制造这样的复杂技术体系中,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必须依靠子技术体系相互耦合的协同性替代。协同性替代能够实现技术赶超的关键,是子系统之间的高阶耦合,而非系统内的低效循环和向下兼容。要有效推进协同性替代,需要以协同创新思维重塑创新激励制度和产业链治理机制,夯实智能制造复杂技术体系内部耦合与协同创新底层工作以形成攻关合力,基于产业链整合构建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的链式分工协作体系,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寻求高阶耦合机会,提升智能制造关键核心技术上攻能力,创新人才激励机制,有效保障国家技术战略执行。

针对侵害文化遗产且严重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有必要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虽然我国已经有文化遗产民事公益诉讼的实践,但为了更好地保护文化遗产,仍然应当通过立法实现文化遗产民事公益诉讼保护的制度化,并根据文化遗产的特点设置相应的程序。由于文化遗产数量众多,不仅需要通过明确诉讼案件受案范围,提供诉讼解决的途径,而且需要通过形成诉讼外的公益损害纠纷解决机制,实现诉讼内外纠纷解决机制的统合和案件的分流。另外,针对文化遗产的民族性特点,不仅需要拓展起诉主体范围从而提供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渠道,而且为了实现对案件的公正审理,需要改由侵权结果发生地专属管辖。

自动驾驶作为人类驾驶行为的技术复现,通过以人类驾驶为蓝本的驾驶算法和控制逻辑,最大限度地克服了人类驾驶的局限性,改变了驾驶形式与驾驶秩序由人类主导的传统格局。自动驾驶通过辅助、复刻及超越人类驾驶行为的技术复现过程,置换了驾驶行为主体,迁移了驾驶行为的核心场景,改变了自动驾驶的监管场域,对既定的监管框架和法律体系构成了根本性挑战。而人类驾驶与自动驾驶的共存及交互又引发了自动驾驶的法律准入、自动驾驶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分配以及安全与隐私保护等更为复杂的法律监管难题。因此,有必要将自动驾驶在伦理、秩序和规范层面的前瞻预测与理性预演转换为切实有效的监管框架与法律规范,以适应和促进自动驾驶技术的有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