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大地得以实现。毛泽东教育思想、邓小平教育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时代,习近平教育思想是马克思教育思想在新时代的新发展。

通行哲学教科书关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表述似乎已成定论,然而检视马克思文献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文献便可明了,这些表述有缺陷,大量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内容没有得到表示存在的机会。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应命名为劳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内容包括: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劳动哲学本体论、人学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工艺学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围绕如何认识社会历史问题而展开,结果具有方法论性质。劳动哲学本体论是马克思思想整体的哲学基础,在哲学史上独树一帜,完成了哲学本体论思想史中的革命且大功告成。人学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以劳动为本体来看待人及其历史,就人论人地理解马克思人道主义理论是错误的。工艺学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研究劳动的技术基础和组织基础,是马克思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工艺特点的理论成果之一。

核心素养是当前我国基础教育领域的主流话语,但是,不论理论研究还是实践工作,误解误用现象普遍,造成的混乱影响了其应有作用的发挥。通过将核心素养与国外使用的“key competences”进行比较发现,核心素养在逻辑、时空和教学等多个方面均跨越了“key competences”的边界和限度。首先,“competence”应为“胜任力”而非“素养”,中文使用者对“素养”望文生义,叠加了太多美好愿望而使核心素养突破了“key competences”本身的逻辑限度,同时也造成了其在逻辑视阈上的边界不清问题;其次,“key competences”本质上是时代更迭演进和职业领域变迁的结果,核心素养超越了“key competences”既有讨论的边界,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范畴;最后,“key competences”倡导跨学科教学模式,而由核心素养衍生出的学科核心素养概念却遵循一种学科逻辑,缺少学科间的融合互动,背离了“key competences”在教学实践上的限度。此外,就“key competences”理念本身而言,它在功能定位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夸大了外部的职业需求而忽视了教育的本体诉求,致使“个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根本性的教育使命未能得到应有的彰显。

学习策略和教学策略对于学生的学业成绩具有重要影响,但国内学术界对于两者影响效应的相对重要性的研究却付之阙如。基于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在东部某省份中小学的抽样调查数据,本研究采用HLM模型和Shapley分解模型方法估计并比较了学习策略和教学策略对中小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效应。针对不同学段学生的计量分析表明:在小学阶段,教学策略的影响效应要大于学习策略,而在初中阶段,学习策略的影响效应要大于教学策略。针对不同能力水平学生的计量分析表明:对于能力相对较低的小学生来说,教师的教学策略具有更大影响;而对于能力相对较高的小学生来说,学生自身掌握的学习策略更为重要;对于初中生来说,无论能力水平高、低,学习策略对其成绩的影响程度都是相对更大。此外,研究还发现,中国家庭教育与资源投入,良好的办学条件和师资质量,学生个体的学习意志力以及有效的学习策略,是中国学生学业成绩整体表现优良的四个要素。

加强基础研究是增强原始创新能力、强化自主创新成果源头供给的根本途径,同时,也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推进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建设进程的重要保障。为此,国务院明确提出要实施“创新引领率先实现东部地区优化发展,推动中西部地区走差异化和跨越式发展道路”。而要实施区域间的“差异化”和“跨越式”创新战略,就必须要对我国基础研究创新效率进行客观测量及区域差异性评估,以促进区域资源配置达到最优化状态。运用包络分析法中以产出为导向的SBM-BBC模型,对“十五”、“十一五”、“十二五”三个时期我国大陆除西藏外的东、中、西部地区的基础研究创新效率进行的差异性评估结果表明:1.三个时期东部地区基础研究创新平均效率均高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其中北京、上海、浙江、广东、江苏等省份创新能力始终较好;2.西部地区如宁夏、青海等自“十五”期间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后,三个时期的基础研究创新效率有了明显提高;3.有相当多的省份投入产出结构存在投入冗余和产出不足的现象,说明区域间基础研究的发展状况还不平衡,各地区自身创新能力发挥还不充分。有鉴于此,为促进基础研究的高质量发展,在资源配置上应精准发力,创新能力好的东部地区应进行资源最优化配置,使其发展成为我国基础研究创新的“领军力量”创新能力次好的中部地区应加以扶持培养成为基础研究创新的“中坚力量”西部地区前期基础薄弱,因此,可以基于地方特色发展需求合理资源配置,使其发展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后备力量”。

在我们以往的文学史和文学思想史研究中,从作品内容中揭示出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内涵是比较普遍的做法,但从被视为纯粹的“审美”或者“形式”中发现政治意蕴却是比较少见的。事实上,一种审美趣味以及文体、修辞等文学形式与社会政治状况密切关联:一方面社会政治状况是审美与形式生成与演变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审美和形式也以特有的方式发挥着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功能。六朝士族文人对五言诗的青睐以及以品论诗、历代儒家士人的复古主义或者退化论的文学史观,从表面看主要是形式问题,实际上都是某种政治诉求的文学表征,因此,探讨“形式的政治”就成为文学史和文学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视角。

在盛唐诗坛向中唐诗坛过渡中,顾况的意义一直被忽略。他本人身历这两个时期,其诗歌主要是歌行创作遗有盛唐风骨,成为后世诗人取法盛唐的“活化石”。顾况存世51首歌行题材丰富,其中题画诗和音乐诗成就颇为突出,其题画诗打破了杜甫确立的范式,扩展了题画诗的表现领域,并开创了题画诗的幽默风格;音乐诗注重自我情感的抒写,并对稍后白居易等人的音乐诗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外,顾况的歌行语言特色上兼具“俗”与“奇”的特点,俗的一面影响到了稍后重写实、尚通俗的元白诗派,奇的一面则被尚奇的韩孟诗派所继承。可以说,在大历诗坛这样一个过渡时期,顾况肩负起了重任,并且成为了元和诗人直接效法的楷模。

在1127—1279年这一北宋散文经典化的重要时期里,“三苏”阐述经史思想、政治观念的策论类文章得到了文学选本的突出重视,“三苏”在散文经典体系中的并称也包含了“苏学”的因素。苏洵、苏辙散文的经典价值更明显地依托其学术性内容。作为“苏学”的起源,苏洵散文被这一时期的知识精英建构为包含内容思想、写作技法、风格个性等多重维度的文学经典。苏辙散文主要凭借其史论类文章的思想观点受到广泛关注,其论点中与儒家正统观念相契合的成分得到了理学家的高度认可。

瞿同祖提出“法律儒家化”命题时,以晋律“准五服以制罪”为标志。这包含两层基本意义:一是晋泰始律之前的秦汉律令条文与决狱定谳是非儒学性的,尤其是未曾引入五服制;二是泰始律“准五服以制罪”才将刑无等级的法家律令改造为维护等级的儒家律令。通过对东汉时期典型案例“何侍搏姑案”的细致分析,可证汉代已存在以丧服决狱,并且,这一决狱方式颠覆了传统礼俗,使丧服由亲疏程度的表征,被异化为行为规范。于是,礼所原有的双向性原则被摧毁,代之以法的单向性原则。对于以服制入律的准确评价,不是欺骗性的“法律儒家化”,而是“儒学暴力化”。 Abstract:Qu Tongzu's proposition of “Confucianization of laws” was marked by the principle of “incrimination according to the five costumes”in the law system of the Jin Dynasty which includes two basic implications.Firstly,before the Taishi Law(泰始律)of the Jin Dynasty,the provisions of laws and legal judgement and decision of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were not Confucianized,especially for the reason that five costumes system was not yet introduced.Secondly,it was till “incrimination according to the five costumes”in the Taishi Law that laws and decrees of Legalists with their principle of “no rank in penalty”replaced by those of hierarchy-embracing Confucians.With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Case of He Shi Hitting Her Husband's mother”(何侍搏姑案) which was a typical case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this essay will prove that the phenomenon of judging a lawsuit according to mourning apparel system already existed in the Han Dynasty.It was a subversion of traditional rituals and rites in the sense that mourning apparel system was alienated into a code of conduct from the representation of family kinship.As a result,the original bilateral effect of rites was destroyed and replaced by the unilateral effect of laws.Therefore,a more accurate comment on this should be how apparel system was adopted by laws is a result of a more violent version of Confucianism,instead of the deceptive “Confucianization of laws”.

《左》《公》《穀》三传对《春秋》隐公元年“惠公仲子”条解释有异,其焦点是仲子身份问题。《左传》以仲子为桓公之母却未卒受赗,“桓未君”而王室归赗其母,此“非礼”之书写体现出作者责王“以示劝诫”的思想;《公羊》认同仲子为桓公之母而讲“隐为桓立”,彰显出“立子以贵”及以“尊尊而亲亲”之王权观念;《穀梁》认同仲子为惠公之母而“正隐”“治桓”,则以“亲亲而尊尊”取“蹈道”之价值。仲子身份虽因三传书写之异而终不为定论,却与各家相关阐释体系或主要价值观念不悖,又因其在血缘与地缘、家族与国家两个维度上的张力而并行不辍。

作为重要的史学理论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提出“史德”之说,实则是对史家理性的自觉反思,意义不可谓不深远。然而,在《文史通义》涉及袁枚的篇章里,章学诚不但做不到他所谓的理性自觉,相反,充斥着偏见和对事实的有意扭曲,甚至于情绪化的攻击和谩骂。选取章氏攻击袁枚的三条,即袁枚编造与画家童钰的友情、刘墉欲诛杀袁枚、袁枚有意抬高朱珪对他关于古文观点的赞许,通过相关的史料考证,证明章氏并未忠实于事实,足证他与自己所提出的“史德”标准,相距甚远。知难,行更不易。 Abstract: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hinese historiography theorists,Zhang xuecheng proposed his theory—historiography objectivity and introspection(史德) in his work The Universal 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This is actually the conscious reflection of reason of a historian,and has a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However,in those chapters that related to famous poet Yuan Mei,Zhang not only couldn’t put his theory into practice,but on the contrary,his discussion is full of prejudice and distortion of the facts,and even with emotional hurl abuse and attack.This paper includes textual criticism about three things:Yuan fabricated friendship between him and painter Tong Yu,local official Liu Yong wanted to kill Yuan,and Yuan overstated the commendation of an important minister Zhu Gui on Yuan's viewpoints about ancient style prose.Through a review of the textual criticism,it is clear what Zhang said was not true and there is a far distance between his practice and his historiography standard.It is hard to learn and to know,but it more difficult to practice what you know.

创新是促进企业长期发展的主要动力。在当前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背景下,探究服务业FDI是否影响服务企业创新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匹配中国2008年第二次经济普查数据库中二位行业代码为51-97的服务企业数据和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微观数据,得到64,436家服务企业研究样本。以企业专利数作为企业创新的代理指标,以企业所在地离海岸线距离作为FDI的工具变量,实证剖析了服务业FDI对服务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渠道。研究结果表明:服务业FDI通过企业学习效应和行业竞争效应显著促进了东道国服务企业创新。进一步按外资来源细分发现:非技术优势型港澳台外资通过学习效应和竞争效应促进东道国服务企业创新,而技术优势型西方外资却通过竞争效应抑制了东道国服务企业创新。从区域制度异质性的效果看,在市场化程度较高和知识产权制度执行较好的地区,服务业FDI的企业创新溢出效应更为显著。因此,在加大引进服务业FDI的过程中,需要注重加强服务企业自身的竞争力和吸收能力,以应对来自FDI的竞争压力,增强对FDI的学习效果,更大地发挥服务业FDI对服务企业创新的作用。同时,加快地区市场开放、加强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执行有利于增大服务业FDI的企业创新溢出效应。

近些年来,伴随着进口中间品关税的降低与贸易管制壁垒的削减等一系列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政策的实施,我国的中间品贸易和最终品贸易均获得了迅速的发展,由此贸易自由化如何影响企业出口行为成为一个亟待研究的问题。基于2000—2006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关于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中国企业出口关系进入退出的影响的经验研究发现: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促进了企业出口关系的进入,抑制了企业出口关系的退出;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出口关系的影响因企业生产率水平、加工贸易份额以及企业所有制性质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表现为加工贸易份额越高、生产率越高的企业以及外资企业,中间品关税下降对出口关系进入退出的影响作用越强;贸易自由化的影响同时也因企业所处行业的要素密集度和竞争程度的不同而不同,表现为资本或技术密集型行业、竞争程度越小的行业,企业进口中间品关税下降对出口关系进入与退出的影响也越强。对影响机制的实证检验表明,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会通过提高进口中间品种类的多样化、提升进口中间品的质量和降低进口中间品的价格这三条途径对企业出口关系进入退出产生影响。这些研究结论意味着,扩大中间品贸易自由化的程度,对于促进我国企业出口贸易的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